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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对。”山争说，“有时候哭不出来，比哭出来更难受。”
李慕白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大白兔奶糖，包装纸已经皱了。他放在山争手心里。
“给你。甜的。吃了就不难受了。”
山争低头看着那颗皱巴巴的大白兔奶糖。包装纸上那只白兔的耳朵被折了一道印子，像是在朝他挥手。
他把糖剥开，放进嘴里。
奶糖的甜味在舌尖上慢慢化开，混着包装纸上那一点点灰尘的味道。
“甜吗？”李慕白问。
“甜。”
李慕白听到想听的答案，满意了，站起来，跑回监视器旁边。
李安然看了他一眼，从白露腿上滑下来，走到山争面前。
递过来一张纸巾。
山争接过去。纸巾是叠好的，方方正正，边角对齐。
“你不用擦。”李安然说，“但是如果你要擦，可以用这个。”
山争把纸巾攥在手心里。他没有擦眼睛。因为眼眶已经干了。
……
……
热芭也在参演。
她的角色是刘思慧——
一个白血病患者的女儿。
母亲得了白血病，父亲跑了，她一个人扛着整个家。
戏份不多，但每一场都重。
尤其是那场在警察局门口拦住曹斌的戏：她跪下来，求警察放过程勇——“他卖的不是假药，是真药。他救了我妈。”
热芭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没有问片酬。
她只问了一件事：“要我剃光头吗？”
李道说：“要。”
她说：“好。”
助理帮她约了理发师。
剃头那天。
热芭坐在化妆间的镜子前面，长发从肩上垂下来，发梢烫过，微微卷着。理发师拿着推子，手有点抖。
“姐，真的要剃？”
“剃。”
推子的声音响起来。
第一缕头发从她肩头滑落，落在围布上，黑得像墨。
热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个留了十几年长发的女人，正在一绺一绺地消失。她的嘴唇抿得很紧，但眼睛没有红。
白露站在化妆间门口。
她没有进去。
只是站在那里。
手里端着两杯热美式。
剃到一半的时候，热芭从镜子里看到了她，两人的目光在镜面里交汇了一瞬。
白露冲她弯了弯嘴角，热芭也弯了弯。没有对话，但什么都说了。
剃完头，热芭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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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掉围布上的碎发。
她转过身，面对白露。
光头的热芭，头皮青白，颅骨的轮廓清晰可见。她的五官在没有头发的修饰之后反而更突出了——眉骨、鼻梁、下颌线，像一尊还没上釉的素胎瓷器。
“好看吗？”她问。声音比平时轻，像是不确定。
白露把热美式递给她，上下看了一遍。
“好看。比以前都好看。”
热芭接过咖啡，喝了一口。
苦的。她皱了皱眉。
“没加糖。”
“忘了。”白露说，“但你不需要糖。你已经够甜了。”
热芭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光头的她笑起来，眉眼弯弯的样子和从前一模一样。
头发可以剃掉。
但笑容是剃不掉的。
……
……
刘思慧在警察局门口下跪的那场戏。
拍了四遍。
不是因为热芭演得不好。
是因为每一次，群演中都会有人哭出来，打断拍摄。
那些群演不是普通的群演——李道让副导演从京州肿瘤医院的康复患者中招募了一批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自己或者家人，吃过印度仿制药。
他们知道那小小一颗白色药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活一个月，意味着能看着孩子小学毕业，意味着冬天过去之前，还能再晒几天太阳。
第一遍，热芭跪下。
膝盖磕在水泥地上，声音闷闷的。她抓住“曹斌”的裤腿，仰起头。
“他真的不是在卖假药——他卖的是真药——他救了我妈——”
台词说到一半。
镜头边缘的一个群演——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羽绒服——忽然捂住了嘴。她的肩膀开始抖，抖得整个人都站不稳。导演没有喊卡，但镜头已经没法用了。
李道站起来，走到那个大姐面前。
“您还好吗？”
大姐松开手，她的嘴唇在发抖。
“我女儿……我女儿当年就是这么跪在医生面前的。求医生不要停药。我们没钱了，真的没钱了。”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后来有人给了她一瓶印度药。她多活了八个月。就八个月。但那八个月，她教会了她弟弟怎么煮粥，怎么用洗衣机。她走的时候，跟我说‘妈，弟弟会煮粥了，你不用早起’。”
片场安静得像被按下了静音键。热芭还跪在地上，膝盖。她没有站起来，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
李道蹲在那个大姐面前。
把手里的矿泉水递过去。大姐接过去，没有喝，只是攥着。
“这段能拍吗？”李道问。
大姐愣了一下。
“您刚才说的那些话。能拍吗？”
大姐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点了点头：“拍吧。让我女儿看看。让更多人看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