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武的供词写到天亮才全部写完。

    

    不是姜武写得慢，是他记的太多。七年前那趟押运的每一个细节，姜武全记在脑子里，藏了七年，一个字都没忘。

    

    一个被追杀七年的人，每一天都在脑子里反复过这些事，不是刻意去记，是不敢忘。忘了就等于白逃了，白活了，白让韩彻和沈蘅死了。

    

    沈昭宁拿到供词时，墨迹已经干了。厚厚一沓纸，字迹粗硬生涩，每一笔都像用刀刻上去的。沈昭宁坐在偏厅的灯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站起来走到裴砚的书房，把供词放在他面前。

    

    “戚家在永济渠沿线六家商号的具体位置，你能不能调水运司的旧档比对？”

    

    裴砚接过供词翻了几页，眉头从微皱到紧锁，最后把供词合上放在案角。“水运司的商号注册旧档存在户部，调出来需要两天。但有一条更快的路，永济渠沿线的码头，当年归漕运总督衙门管辖，漕运衙门的巡查日志里会记录每一段水路的商船往来，包括商号名称、船身编号和载货种类。这些日志不受兵部管辖，戚家未必清理得干净。”

    

    “你手上有？”

    

    “没有。”裴砚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但漕运衙门的老漕运使致仕后在京郊养老，他手里留了一套私抄的巡查日志副本。这老头脾气古怪，不喜欢官府的人，但很喜欢跟人下棋。”

    

    沈昭宁看着他。

    

    “我去跟他下。”裴砚站起来，从衣架上取下外袍，“你在府里等着，天黑之前我把日志带回来。”

    

    裴砚没有食言。当天傍晚，裴砚带着三本泛黄的巡查日志回到裴府，外袍上沾着草屑和泥点，显然那老漕运使住的不是高门大院。

    

    裴砚把日志往桌上一放，自己倒了杯茶一饮而尽，然后翻开其中一本，指着某一页上密密麻麻的记录。

    

    “癸卯年八月到十月，也就是军饷案爆发前的那段时月，永济渠沿线共有四家商号频繁往来的记录：戚记、顺源、永通、戚氏永济。四家，两家直接挂戚姓。顺源和永通当时在账面上分属不同东家，但船队编号和戚记用的是同一批船。也就是说，四家商号本质上都是戚家的买卖。”

    

    沈昭宁把姜武的供词翻开，对照巡查日志上的记录。姜武说接手军饷私船的商号打的是“戚记”旗号，押运领头的姓戚，操的是南境一带的口音。巡查日志上记录的同一天同一段水路，戚记商号的船只在途，船身编号和姜武记忆中的编号前五位完全吻合。

    

    “母族戚家。”沈昭宁说这四个字时声音很平，却像是把一块烧红的铁按在了冰水里，嗞的一声冒出白汽。

    

    沈昭宁转向裴砚。“七年前军饷案，沈家被定的是什么罪名？”

    

    “从犯。考语是‘经手文书不察，致军饷数目不合’。”

    

    “主谋呢？”

    

    裴砚沉默了一瞬。“没有。军饷案从爆发到结案只用了四十一天，主谋一栏始终空着。参奏沈家的折子被驳回了三次，说沈家一个文官不可能有调换军饷的能力。所以最后给沈家定的只是从。然后顺着沈崇山的经手文书往上查，查到转运司。但转运司那帮人早就弃卒保车，推到几个替罪羊身上，案子就算结了。”

    

    “所以主犯从来就没查到过。”沈昭宁声音沉下去，“因为金銮殿上的大人们不想查到。”

    

    裴砚没有接这句话。但他的不说话本身就是在回答。

    

    沈昭宁走到窗边。窗外夜幕正一寸一寸地合上来，但她已经慢慢看得清楚了。军饷案是一张织了多年的网。网的最中心是戚家，戚家借着自家商号和三皇子生母在宫里的关系，把南境运来的军饷在第二关和第三关之间截走了三千石。为了掩盖截饷的痕迹，他们在兵部买通了核签小吏韩彻改账，在转运司安插了经手人，在鹿鸣渡以私船顶替官船。事发之后这把火烧向了沈家，沈崇山替他们被推出去的替罪羊背了锅。然后他们杀了韩彻灭口，毒死了她母亲，一个不该出现在这盘棋上的妇人。

    

    而所有这一切，最终指向的是三皇子。军饷截下来的银子，是为了养兵还是打通朝中关节，沈昭宁暂时还不确定，但方向已经明确了：沈家旧案、婚书被换、母亲之死、军饷造假，全都和三皇子及母族戚家脱不了干系。

    

    “我要见一个人。”沈昭宁转过身来，语气没有任何起伏，“柳氏。她说过，那个给她药方的嬷嬷，左边眉尾有一颗痣。四十来岁，京城口音。宫里嬷嬷的衣裳，那是三皇子生母宫里的人。”

    

    裴砚拧眉。“柳氏现在被圈在沈家家庙里，你父亲断了她的银钱人手，但人还活着。你要现在去？”

    

    “现在。”沈昭宁开始整理桌上证据，把转运单、供词、巡查日志一件件收进木匣。

    

    当天夜间，沈昭宁的马车停在了沈家家庙门口。家庙那扇破木门在夜风里吱呀作响，守门的护卫早已换成了沈崇山安排的人，见沈昭宁下来，无声地退到两侧。

    

    西厢房里亮着一盏快要熬干的小油灯，灯火如豆。柳氏蜷在矮榻上，头发花白了大半，颧骨高突，两只手瘦得像枯枝。她看见沈昭宁推门进来，身体猛地往后缩了一下，脊背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

    

    “你——”柳氏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随即提高了半度，带着一种被恐惧浸透了的尖锐，“我已经把什么都说了！”

    

    沈昭宁没有坐。她站在柳氏面前，从袖中取出姜武供词的抄本，翻到记录嬷嬷特征的那一页，放在柳氏膝盖上。

    

    “你上次说，那个给你马兜铃的嬷嬷，四十来岁，左边眉尾有一颗痣。穿宫里嬷嬷的衣裳，京城口音。”

    

    柳氏的嘴唇开始发抖。

    

    “我让人查了七年前宫里的嬷嬷名录。三皇子生母戚贵妃宫里，当年的掌事嬷嬷姓徐，四十岁，京城人，左边眉尾有痣。三年前从宫里出来，进了三皇子府做管事嬷嬷。”沈昭宁一字一顿地说，“你拿的药方，是她递的。你害我母亲，是戚贵妃宫里伸的手。”

    

    柳氏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从矮榻上滑下去，瘫坐在地上。她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发出的只是一串含混的呜咽。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在替谁做事。”沈昭宁声音极平稳，“你是后宅妇人，脑子不笨，你明知道那药是非同寻常的东西，明知道有人给了我母亲错误的东西，却还是让整个换药的过程持续了四十天。你不只是知情，你是执行。”

    

    柳氏用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过了很久，柳氏放下手，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沈昭宁。“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沈昭宁把供词抄本收回袖中，转过身去。“你从前跟我说，若我母亲安分些，就不会死得那样快。现在我告诉你，真正不安分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沈昭宁不疾不徐地走出西厢，迈进家庙的院子。夜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佛堂里的旧幡哗哗作响。供桌上那尊旧佛低眉垂眼，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不太分明。

    

    裴砚等在马车旁，见沈昭宁出来，也没有多问，只是替她掀起车帘。沈昭宁上车后，从车窗往外看了一眼家庙那扇缓缓合上的破木门，然后说：“写折子。你的人负责调旧档，我的人负责补供词。所有的证据全部整理成册，三天之内递进宫里。”

    

    “主折写什么？”

    

    “沈家旧案重审。”沈昭宁说，“不是请求，是要求。军饷案有冤枉，沈家是经手人不是主谋，真正吞军饷的是戚家。我母亲是被灭口。诉求两条：第一，沈家先复名誉；第二，重审七年前的军饷造假案，彻查三皇子母族戚家。”

    

    沈昭宁说完这句话，靠在车壁上闭了闭眼。马车驶动，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沉闷的哐哐声，像一记记敲在人心口上的鼓。

    

    这一局，沈昭宁已经走完了所有能走的路，查完了所有能查的线。接下来，就是把整副牌桌掀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