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冬至。

    深圳罗湖火车站站台上，湿热的空气里混杂着汗味、香烟味和不知名香料的气味。卓全峰、孙小海、王建军三人提着行李走下火车，脚踩在南国的土地上，一时竟有些恍惚——两天前还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转眼就到了这草木葱茏的南方边城。

    “这……这就是深圳？”孙小海看着眼前简陋的站台，有些失望，“看着还不如咱们松江市火车站气派呢。”

    王建军却眼尖，指着远处：“小海哥，你看那边——”

    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火车站外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地。几十座塔吊像钢铁森林般耸立，打桩机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颤抖。更远处，几栋正在建设的高楼已经露出了轮廓，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的老天爷……”孙小海喃喃道，“这是在盖城啊！”

    卓全峰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满是水泥和尘土的味道。这就是深圳，邓小平画的那个圈，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前世他只在电视上看过，今生终于站在了这片土地上。

    三人出了火车站，找到一家招待所住下——是周记者介绍的关系，离火车站不远，一天十块钱，在深圳算便宜了。

    放下行李，卓全峰就拿出笔记本：“咱们在深圳待五天。第一天看市场，第二天看工厂，第三天去蛇口工业区，第四天去沙头角中英街，第五天总结。时间紧，任务重，现在就开始。”

    第一站，去了当时深圳最大的市场——东门市场。这里和高第街有点像，但更大，更乱，也更热闹。摊位上卖什么的都有：电子表、计算器、服装、鞋帽、日用百货，还有香港过来的“洋货”——力士香皂、雀巢咖啡、万宝路香烟，都是内地罕见的稀罕物。

    “老板，这咖啡怎么卖？”卓全峰指着一罐雀巢咖啡问。

    “港币三十，人民币二十五。”摊主是个精瘦的年轻人，一口港式普通话，“要得多可以便宜。你们系北佬来的吧？第一次见咖啡？”

    “是，第一次。”卓全峰拿起罐子看了看，“这玩意儿……怎么喝？”

    “简单，舀一勺，加热水，加糖加奶。”摊主很热情，“香港那边可流行了，早上喝一杯，提神。你们要不要带点回去？北方冬天冷，喝这个暖和。”

    卓全峰买了三罐，准备带回去研究。他注意到，这里很多商品都用港币标价，人民币反而像是“辅币”。

    “老板，这里怎么都用港币？”

    “深圳紧挨香港嘛。”摊主说，“好多货都是从香港过来的，自然用港币。你们要是在这儿做生意，最好换点港币，方便。”

    正说着，市场那头传来一阵骚动。几个穿制服的人正在检查摊位，看到有卖“洋货”的，就要没收。

    “快收起来！”摊主手忙脚乱地把咖啡、香烟往箱子里塞，“工商局又来查了！”

    卓全峰三人赶紧帮忙。等检查的人过去，摊主才松了口气：“妈的，三天两头来查。说是打击走私，其实就是想捞好处。”

    “走私？”王建军问。

    “对啊。”摊主压低声音，“深圳这边，好多货都是‘水货’——从香港走私过来的，没交税，便宜。工商局睁只眼闭只眼，但要打点到位。打点不到，就来查你。”

    卓全峰心里一动。他想起合作社在广州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但深圳更严重。这里离香港太近，走私成了半公开的秘密。

    离开东门市场，他们去了华强北——当时还是一片工地，但已经能看到电子市场的雏形。几栋简易棚屋里，密密麻麻摆满了电子元器件、电路板、收音机零件。

    “同志，你们这儿有录音机机芯吗？”卓全峰问一个摊位。

    “有啊。”摊主拿出几个样品，“日本产的，台湾产的，国产的，你要哪种？”

    “日本产的多少钱？”

    “单买十五，批量十块。”摊主说，“你们要多少？要是量大，可以带你们去工厂看。”

    “工厂在哪儿？”

    “宝安，离这儿二十里。有班车，我带你们去。”

    下午，他们跟着摊主去了宝安县的一家电子厂。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个几百平米的大棚，几十个工人在流水线上组装录音机。老板姓黄，潮汕人，很精明。

    “卓老板，你们要机芯？要多少？”黄老板递烟，“我们厂现在月产能五万个，自己组装录音机，也卖机芯。”

    “我们要的不多，先要五千个试试。”卓全峰说，“但要质量好，价格要优惠。”

    “五千个……八块五一个。”黄老板算了一下，“但要现金，不赊账。”

    八块五！比广州便宜一块五。卓全峰心里快速计算——录音机机芯进价八块五，其他零件大概五块，外壳三块，总成本十六块五。组装成录音机，卖八十到一百，利润惊人。

    “黄老板，如果我们委托你们生产整机呢？”

    “整机？”黄老板眼睛亮了，“那更好！我们一条龙服务。你要什么牌子？贴你们的牌子也行。”

    “贴我们‘兴安’的牌子，质量要把关。”

    “没问题！我们做出口订单的，质量绝对好。一台整机，出厂价二十五，你要多少？”

    二十五！运回东北卖八十，一台挣五十五！卓全峰强压住激动：“先要一千台试试。如果质量好，再增加。”

    “好！签合同！”

    签完合同，从工厂出来，孙小海激动得直搓手：“全峰，二十五进，八十卖！一台挣五十五！一千台就是五万五！这买卖太划算了！”

    “不止。”卓全峰很清醒，“深圳这边工厂多，成本低。咱们可以多找几家合作，不光录音机，电视机、电风扇、电饭煲，都可以做。贴咱们的牌子，运回东北卖。”

    “那……咱们得在深圳设个点啊。”王建军说，“就像在广州一样，有人常驻，专门负责采购、验货、发货。”

    “对。”卓全峰早就想好了，“等这次考察完，就安排人过来。”

    第二天，他们去了蛇口工业区。这是深圳最早开发的工业区，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进园区，就看到巨大的标语牌，还有穿着工装、行色匆匆的年轻人。

    “几位是来考察的？”园区管委会的人很热情，“我们蛇口现在有外资企业三十多家，内联企业五十多家。主要做电子、纺织、玩具。你们想看哪一类？”

    “电子。”卓全峰说。

    参观了日资的录音机厂、港资的电视机厂、台资的计算器厂。流水线作业，机械化程度高，一个工人一天能组装几十台机器。卓全峰看得心潮澎湃——这才是现代化生产！靠山屯那个加工厂，跟这一比就是手工作坊。

    “卓老板，有兴趣在蛇口投资吗？”管委会的人介绍政策，“外资企业三免两减半——头三年免税，后两年减半。内联企业也有优惠，土地便宜，税收减免。”

    “投资……得多少钱？”

    “看规模。最小的电子组装厂，投资十万就能干起来。我们提供厂房，你们提供设备和技术。”

    十万，对现在的合作社来说，不是拿不出。但卓全峰很谨慎：“我们考虑考虑。”

    第三天，去了沙头角中英街。这条街一边属于深圳，一边属于香港，用铁丝网隔开。街上挤满了人，大多是来买“洋货”的内地游客。

    “同志，要外汇券吗？”一个瘦小的男人凑过来，低声问，“港币、美元都有，比银行汇率高。”

    “不要。”卓全峰摇头。

    “那要手表吗？劳力士，香港货，便宜。”男人撩开衣襟，里面挂满了手表。

    “不要。”

    男人悻悻地走了。孙小海小声说：“全峰，这儿怎么跟黑市似的？”

    “本来就是。”卓全峰说，“中英街特殊，两边货物可以有限流通。但走私也多，查得严。”

    他们在中英街转了一圈，买了几件香港产的衬衫、几包糖果，算是纪念。站在铁丝网前，能清楚看到香港那边——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和深圳这边形成鲜明对比。

    “香港……真繁华。”王建军喃喃道。

    “用不了几年，深圳也会这样。”卓全峰很笃定，“邓小平说了，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深圳就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

    第四天，卓全峰约见了周记者介绍的一个港商——林老板，做服装生意的，在深圳有工厂。

    “卓社长，久仰久仰。”林老板四十多岁，穿西装打领带，派头十足，“周记者跟我说了，你们合作社在东北做得很大。有没有兴趣跟我们合作？”

    “怎么合作？”

    “你们东北不是有皮毛吗？貂皮、狐皮、貉子皮。”林老板说，“我们香港人喜欢穿皮草，但香港没有皮毛资源。如果你们能提供皮毛，我们在深圳加工，做成皮草服装，卖到香港、东南亚。利润分成，你们六，我们四。”

    这主意好！合作社现在有养殖场，皮毛资源丰富。但以前都是卖原料，或者简单加工，利润低。如果能做成皮草服装，利润能翻几倍。

    “可以试试。”卓全峰说，“但我们得先看看你们的加工水平。”

    “没问题！明天去我工厂看！”

    第五天，总结。三人在招待所房间里，把这几天的见闻、收获整理出来。

    “深圳这边，机会太多了。”孙小海激动地说，“工厂多，成本低，政策好。咱们要是能在这儿设个厂，生产电器、服装，贴咱们的牌子，运回东北卖，能挣大钱！”

    “不只是运回东北。”卓全峰指着地图，“深圳有港口，可以直接出口。咱们的皮草服装，可以卖到香港、东南亚。山珍野味，也可以试着出口。这叫‘两头在外’——原料在外，市场在外，加工在深圳。”

    “那得投多少钱？”王建军问。

    “初步估算，设个办事处，租个小仓库，雇两个人，一年得五万。”卓全峰说，“如果开工厂，最少十万。但回报也高，一年挣二三十万不是问题。”

    “合作社现在拿得出。”孙小海说，“今年利润八十万，拿十万出来投资，没问题。”

    “但要谨慎。”卓全峰很清醒，“深圳机会多，风险也大。走私、骗子、政策变动，都是风险。咱们得一步一步来。”

    他做出决定：第一，在深圳设办事处，派栓柱过来——他在广州干了一年，有经验；第二，跟黄老板的电子厂合作，先生产一千台“兴安牌”录音机，试试水；第三，跟林老板合作，加工皮草服装，先做一百件样品。

    计划定了，就执行。卓全峰在深圳多待了三天，把办事处租下来了——在华强北附近，二十平米，月租三百。雇了个本地小姑娘当文员，月薪一百五。栓柱从广州调过来，任办事处主任，月薪两百。

    跟黄老板签了录音机合同，预付百分之三十货款。跟林老板签了皮草服装合同，先提供一百张貂皮，加工成大衣。

    一切安排妥当，该回东北了。临走前，卓全峰又去了趟蛇口工业区，站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下，拍了张照片。

    “全峰，咱们这趟……值了。”孙小海感慨，“开了眼界，换了脑筋。回去得跟大伙儿好好说说，深圳是啥样。”

    “不只是说。”卓全峰看着眼前的建设场面，“还要学。学深圳的速度，学深圳的效率，学深圳的敢闯敢试。咱们合作社，也要有特区精神。”

    回东北的火车上，三人几乎没睡觉，一直在讨论、规划。深圳之行像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全峰，你说……咱们靠山屯，将来能不能像深圳这样？”王建军忽然问。

    “能。”卓全峰很坚定，“也许没有这么多高楼，没有这么多工厂，但可以有自己的特色——生态农业、特色养殖、乡村旅游。只要敢想敢干，大山里也能飞出金凤凰。”

    火车北上，穿过南岭，穿过长江，穿过华北平原。

    车窗外的景色，从南国的葱茏，渐变成北国的萧瑟。

    但三人心里的火，已经点燃了。

    那火，是特区精神的火，是改革开放的火。

    这火，将带回东北，带回靠山屯。

    在那里，点燃更多人的希望，照亮更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