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红莲来时，手里除了日常的文书，还多了一封封缄严密的信。她将信轻轻放在张好古案头，低声道：“将军，这是从京里带转来的密信，事关孙传庭大人。”
张好古拿起信，拆开封泥，一目十行地扫过，眉头渐渐锁起。信中所述，正是京师近日的一场风波——孙传庭的那份奏疏，终究还是触怒了龙颜。
崇祯皇帝在御书房见到奏疏，见孙传庭以病请辞，避而不谈出关剿贼之事，当即龙颜大怒，拍案怒斥其欺君罔上、拥兵自重。盛怒之下，当即传旨，命吏部速派御史前往查验，看他究竟是真病还是装病避战。
被点到的御史杨一俊，领了圣旨，星夜兼程赶往孙传庭军中。他本是个谨小慎微之人，到了地方，见孙传庭形容枯槁，卧病在床，确是病容深重，不似作伪。
回京复命时，杨一俊便据实回奏：“陛下，臣亲往查验，孙督师确系病重，非是托辞。”
御座之上，崇祯听完，目光冰冷地盯着阶下的杨一俊，心中怒火更盛。他要的本就不是“真相”，而是一个“孙传庭装病”的结论，好借此治罪，逼其出战。可眼前这个御史，竟如此“不上道”，真真切切回了个“有病”。
“废物！”崇祯在心中暗骂，“朕让你去查，是让你查他有无欺君，你倒好，查完说他真病，那朕的怒火向谁发？这差事办得如此无用，留你何用！”
一念及此，崇祯冷笑一声，指着杨一俊道：“好一个‘确系病重’！朕看你是与他串通一气，欺瞒朕躬！来人，将杨一俊拿下，与孙传庭一同关入诏狱！”
可怜杨一俊，本是奉旨办事，据实回奏，却落得个同罪论处的下场。不久，圣旨下达，孙传庭被革职拿问，与倒霉的杨一俊一同被打入了北京的大狱之中。
张好古看完，将信轻轻放在桌上，沉默良久，只低声叹道：“皇上如此猜忌，自毁长城，大明……病了，而且病的不轻啊！。”
夏红莲来到济南十余日，她将张好古的茅草屋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每日为张好古打理起居，偶尔也会跟着张好古去工地看看，她的那份份细致与妥帖，让张好古愈发觉得暖心。
乍暖还寒的济南，竟因她的到来，也多了几分暖意。
就在夏红莲到来的第十日，济南府的码头传来了消息。松江府的官船逆流而上，缓缓停靠在岸边，船帆上绣着松江府的印记，在冬日的阳光下格外醒目。
李香君与董小宛，便从这船上走了下来。李香君依旧是那般清丽脱俗，一身淡青色的衣裙，眉眼间带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却又藏着几分坚韧；董小宛则身着藕荷色锦袍，身姿窈窕，眉眼含笑，举手投足间皆是风雅。
她们二人从松江一路赶来，伴着官船的橹声，穿过层层水波，只为赴这一场相聚。
码头上的风有些凉，李香君拢了拢衣襟，董小宛则扶着她的手，二人抬眼望向济南城的方向，眼中满是期待。
张好古与夏红莲早已在码头等候，见二人下船，连忙迎了上去。李香君见到张好古，眼中泛起泪光，轻声道：“公子，我们来了。”董小宛则对着夏红莲盈盈一拜，笑道：“红莲姐姐，久闻其声，未见其人，常听公子说起，别来无恙。”
四人相见，无需多言，彼此的眼中，便已说明一切。从京城到济南，从松江到济南，跨越千里的路途，只为这一场相聚。尚未完工的宅邸，因这几位女子的到来，多了几分烟火气与温情，而张好古心中的感动，也愈发浓烈，只觉得这一路的辛苦，都值得了。
五月初一，紫禁城的御案前，杨嗣昌的奏疏如一块巨石，砸入本就风雨飘摇的晚明政局。这份题为《失事五事》的奏疏，以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拥兵观望五大罪由，将晚明军事与吏治的溃烂赤裸裸地呈于崇祯帝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波及三十六名文武官员的死刑判决，以及不计其数的贬谪削籍，这场政治清算，既是崇祯帝急于扭转危局的孤注一掷，更是大明王朝走向末路的悲壮注脚。
彼时的大明，早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沼。关外，清军铁骑屡次破关而入，劫掠京畿腹地，蓟辽防线形同虚设；关内，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所到之处州县残破，官军疲于奔命。
崇祯帝即位以来，虽宵衣旰食，力图中兴，却始终困于党争不休、将骄兵惰、财政枯竭的困局。他求治心切，却又生性多疑，对文武官员动辄苛责，稍有过失便严惩不贷，而杨嗣昌的《失事五事》，恰好契合了他急于追责、重塑朝纲的心理。
杨嗣昌时任兵部尚书，深得崇祯帝信任，他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本是朝廷围剿农民军的核心战略。然而，清军入关劫掠、农民军四处流窜的现实，让这一战略屡屡受挫。
在杨嗣昌看来，军事失利的根源，在于边臣守将的失职渎职——守边者不能御敌于关外，致使铁骑长驱直入；守城者不能保境安民，任由城邑残破；封疆大吏不能死守藩封，致使疆土沦丧；主帅阵亡却无人救援，拥兵者观望不前，坐视战局崩坏。五大罪由，字字指向文武官员的无能与不忠，也为崇祯帝的雷霆清算提供了法理依据。
五月初一的奏疏呈上后，崇祯帝当即震怒，下旨彻查。很快，一份长长的追责名单被拟定出来：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身为监军太监，未能监督军务、抵御外敌，难辞其咎；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等封疆大吏，辖境被破、百姓流离，守土有责却失职丧地；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武将，或临阵脱逃，或拥兵自重，致使主帅阵亡、战机尽失。从监军太监、巡抚总兵，到副将、州县官员，共计三十六人，被一并判处死刑。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而这仅仅是开始，因牵连此事被贬官、削籍、流放者，更是数不胜数，整个大明官场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
在这些被追责的官员中，不乏曾为大明浴血奋战的将领，也有兢兢业业的地方官，却因一场战事的失利，便被全盘否定，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祖宽曾是关宁铁骑的悍将，多次击败农民军，却因在清军入关时未能及时救援，被冠以“拥兵观望”之罪；颜继祖任山东巡抚期间，虽竭力抵御清军，却因兵力悬殊，济南失守、德王被掳，最终难逃一死。
这些官员的悲剧，并非单纯的“罪有应得”，而是晚明军事体系全面崩溃的必然结果——朝廷财政匮乏，军饷常年拖欠，士兵饥寒交迫，战斗力锐减；边防线漫长，兵力分散，面对清军与农民军的两面夹击，本就捉襟见肘；而崇祯帝的急功近利与猜忌多疑，更让官员们动辄得咎，不敢放手作为，只能畏首畏尾，最终酿成更大的灾祸。
这场大规模的清算，看似是崇祯帝整顿吏治、严肃军纪的壮举，实则暴露了晚明政治的致命缺陷。
崇祯帝试图以严刑峻法震慑百官，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军事、党争等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