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状态很差,给客户介绍车型的时候几次走神,被一个难缠的客户投诉了。阿杰跑来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差点对他发火,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主管,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阿杰小心翼翼地问。
“没事。”
“你看起来不太对劲。”
“我说了没事。”
阿杰识趣地走了。我站在展厅里,看着外面阳光明媚的街道,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若晴的那个问题——“你昨晚真的在家吗”——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脑子里,拔不出来。
我拿起手机,给若晴发了一条微信:“今晚我去你那里。”
过了很久,她回复:“好。”
下班之后我直接开车去了若晴的公寓。她在家里,穿着一件家居服,头发散着,正在客厅里看一档综艺节目。茶几上放着一盘切好的水果和两杯茶。
“来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吃饭了吗?”
“还没。”
“我煮了面,在锅里,你去盛。”
我走进厨房,打开锅盖,发现里面是一碗番茄鸡蛋面,面条煮得刚刚好,汤汁浓郁,上面还撒了一把葱花。我端着碗回到客厅,坐在她旁边,吃了一口,觉得味道很好。
“好吃吗?”她问。
“嗯。”
“那就好。”她继续看电视,目光没有离开屏幕。
我吃完面之后,她把碗收了,然后坐回沙发上,靠在我的肩膀上。电视里的人在笑,在闹,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若晴,”我终于开口了。
“嗯?”
“你今天问我的那个问题——”
“何迪,”她打断了我的话,“你不用解释。”
“但我——”
“我说了不用解释,”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让我觉得害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我不需要知道你每一分钟在做什么。”
“可是你问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对,我问了。但那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她从我肩膀上抬起头来,看着我,“我问那个问题是因为我不安,而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我的不安是我的事,不应该由你来承担。”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觉得很难受。她太通情达理了,通情达理到让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若晴,如果有一天——”
“没有如果,”她用手指按住了我的嘴唇,“何迪,我不需要你承诺什么,我只需要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
“我当然是。”
“那就够了。”她重新靠回我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那天晚上我留在她那里。半夜的时候我又醒了——这是我的老毛病,不管多晚睡,总会在凌晨三四点醒来一次。我侧过头看了看身边的若晴,她睡得很沉,呼吸均匀,一只手搭在我的胸口上,手指微微蜷曲着。
我轻轻地把她的手移开,下了床,走到客厅里。窗外的广州塔已经熄灭了景观灯,只剩下顶端的一盏红色航空警示灯在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在黑暗中眨动的眼睛。
我站在窗前,点了一根烟。我不怎么抽烟,但偶尔会在深夜的时候抽一根,让尼古丁麻痹一下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
手机亮了,是苏晚发来的一张照片。她画了一幅画,画的是昨晚的台风——窗外是狂风暴雨,窗内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剪影,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女人的头靠在男人的肩膀上。画面的色调很暖,跟窗外的冷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画了一整天,”她附了一句话,“送给你。”
我看着那幅画,看了很久。画里的男人和女人没有面孔,只有轮廓,但我知道那是谁。我放大画面,仔细看了看那些笔触——她的技法很好,色彩的过渡很自然,暖黄色的灯光从头顶洒下来,在两个人的身上镀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画得很好,”我回复,“但你不能送给我。”
“为什么?”
“因为这幅画应该留给你自己。”
她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没有再回复。
我把烟掐灭在阳台的花盆里,走回卧室,重新躺到若晴身边。她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下意识地往我这边靠了靠,后背贴在我的胸膛上。我伸出手搂住她的腰,她的身体很温暖,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度。
我闭上眼睛,试图入睡,但脑子里一直在回放苏晚那幅画里的暖黄色灯光。那盏灯照亮了画里的两个人,也照亮了一些我一直不敢面对的东西——我对苏晚的感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疼”的范畴。
但若晴怎么办?
这个问题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但我知道它迟早会落下来。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像是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
在白天的世界里,我是何主管,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展厅里对客户微笑,介绍每一款车的性能参数,处理销售顾问解决不了的投诉,参加总部的视频会议,在报表上签字。若晴偶尔会在中午的时候来送饭,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吃一顿简单的午餐,聊一些有的没的。一切都正常,正常到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永远这样过下去。
在夜晚的世界里,我有时候会去苏晚那里。不是每天都去,大概隔两三天去一次。有时候是她说想我了,有时候是她画了一幅新画想让我看,有时候什么都不为,只是两个人在番禺的夜市上吃一顿烧烤,喝两瓶啤酒,然后她送我下楼,在楼道里踮起脚尖在我脸上亲一下。
我们没有越过最后那条线。
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旦越过那条线,就再也回不去了。苏晚比我更清楚这一点——每次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太过暧昧的时候,她都会主动退后一步,开一个玩笑,或者换一个话题,把气氛拉回到安全的范围内。
“何迪,”有一次我们在珠江边散步的时候,她忽然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会怎么样?”
“什么意思?”
“我是说,如果你没有女朋友,我也没有跟那个人在一起,我们会不会在一起?”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呢,”我说,“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你这个人真没意思,”她撇了撇嘴,“连一个假设都不愿意给我。”
“不是不愿意,是给了也没有意义。”
“但我就是想听,”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珠江的晚风吹起她的头发,路灯在她脸上投下暖黄色的光,“你就当哄我开心,随便说一个答案。”
我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会。”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我就知道,”她说,转身继续往前走,步伐变得轻快了很多,“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吧?”
“对啊,”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但我就是要听你说出来。”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在楼下她照例踮起脚尖亲了一下我的脸颊。但这次她没有马上退开,而是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
“何迪,谢谢你没有骗我。”
然后她转身跑进了楼道里,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
我站在楼下,摸了摸被她亲过的地方,觉得那里的皮肤在发烫。
但平行世界终究是会相交的。
那天是周六,若晴说要去珠海出差,参加一个客户的年度审计会议,周日晚上才回来。我送她去了广州南站,她进站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何迪,我不在的时候你别乱跑。”
“我能跑哪儿去?”
“谁知道呢。”她笑了笑,转身走进了候车大厅。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心里忽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但我没有多想,开车离开了南站。
下午的时候,苏晚给我发微信,说她在天河城逛街,问我要不要一起喝杯咖啡。我说好,开车去了天河城。
我在星巴克门口等她,过了大概十分钟,她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从商场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两个购物袋。
“买了什么?”我问。
“颜料和画布,”她把购物袋举起来给我看,“最近灵感比较多,之前的都用完了。”
“什么灵感?”
“不告诉你,”她眨了眨眼,“等画完了再给你看。”
我们走进星巴克,她点了一杯燕麦拿铁,我点了一杯美式,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的皮肤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能看到太阳穴附近细细的青色血管。
“何迪,”她忽然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样很好?”
“哪样?”
“就是现在这样,”她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两个人坐在一起喝咖啡,晒太阳,什么都不用想。”
“嗯,挺好的。”
“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我能听出那句话底下的重量。
“苏晚——”
“我知道,不能一直这样,”她笑了笑,“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正想说什么,余光忽然瞥见星巴克门口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猛地转过头去看,但那个人已经走过去了,我只看到一个背影——白色的衬衫,深蓝色的西裤,低马尾。
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停了一拍。
不可能是若晴,她在珠海。我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穿白衬衫的女人,广州有无数个穿白衬衫的女人。但那个背影实在太像了,像到我的手开始微微发抖。
“怎么了?”苏晚注意到我的异样。
“没什么,”我收回目光,“看到一个人,以为认识。”
“吓我一跳,”她笑了,“你刚才的脸色都变了。”
“有吗?”
“有,”她点了点头,“像见了鬼一样。”
我勉强笑了笑,但心里那根弦一直紧绷着。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若晴的朋友圈没有任何更新,她从来不发朋友圈。我又看了一眼她的微信头像——一张在办公室里拍的侧脸照,光线很好,表情很认真——然后退出了聊天界面。
“何迪,”苏晚看着我,表情变得认真起来,“你是不是在怕什么?”
“没有。”
“你在撒谎,”她说,“你的右手在发抖。”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果然在微微颤抖。我把手放到了桌子底下,攥紧了拳头。
“苏晚,如果有一天——”
“你看,”她笑了,“你也开始说‘如果有一天’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
“被你传染了。”
“那是好事,”她说,“说明你开始学会假设了。假设是想象力的开始,想象力是艺术的开始。”
“我又不是艺术家。”
“你是啊,”她看着我,眼神很认真,“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销售顾问,但你不只是一个销售顾问。你对车的理解,对客户心理的把握,对细节的关注——这些都是艺术家的特质。只是你把你的艺术用在了卖车上。”
“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
“当然是夸你,”她端起咖啡杯,“来,敬你,敬一个被卖车耽误的艺术家。”
我们碰了杯,咖啡溅出来一点,落在桌面上,在阳光下泛着棕色的光。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星巴克里聊了很久,聊到太阳西斜,聊到咖啡凉了,聊到商场里的人流从稀疏变得密集又变得稀疏。她跟我讲了她小时候在湛江的故事——她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她妈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供她读美院,很不容易。
“我妈其实不赞成我学画画,”她说,“她觉得画画不能当饭吃。但她还是供我了,因为她知道我喜欢。”
“你妈很爱你。”
“嗯,”她点了点头,“所以我才觉得对不起她。她供我读了四年美院,结果我毕业之后什么都没有做,跟着一个男人混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