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鄂豫皖？”三团的一名营长第一个站起来，声音在祠堂里嗡嗡回响，“我们从鄂南出来的时候，鄂豫皖那边是什么情况，同志们不是不清楚。敌军重兵围困，部队损失很大，根据地被压缩到只剩几个县，我们回去，是增援还是添乱？粮食够不够吃？弹药有没有补充？这些问题不解决，回去也是困死。”
一团长立刻反驳：“不回去，往哪走？川湘鄂的路已经断了，西边是吴奇伟何健，南边是武汉，北边是豫南重镇信阳，东边——平汉线就在我们眼前，过了平汉线就是鄂豫皖。最近的，就是最现实的。至于粮食弹药，在鄂豫皖没有，在别处就有吗？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什么时候不缺粮缺弹？缺，不是不回去的理由。”
“我不是说不回去。”那位营长放缓了语气，“我是说，回去之前要想清楚——我们以什么身份回去？红二十三军是一支独立的部队，回到鄂豫皖，听谁的指挥？是保留番号独立行动，还是并入兄弟部队？这些问题不先说好，回去之后难免扯皮。”
原鄂豫皖的干部，心里当然是想回去的。
那里有他们熟悉的山川道路，有他们亲手建起的政权，有牺牲在那些山头上的战友的坟茔。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河流，都刻在骨头里，闭上眼睛都能走出来。回到鄂豫皖，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战略上的选择，更是一种本能——像倦鸟归林，像顺水行舟。
但原武汉的干部，心里是另一番滋味。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武汉的工厂、码头、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工人夜校的油灯，街头演讲的呐喊，地下交通站的暗号，还有那些在白色恐怖中失去联系的同志——这些东西，和鄂豫皖的山沟沟、黄泥巴路，隔着的不是几百里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回鄂豫皖，对他们来说，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的方言听不懂，那里的风俗不熟悉，那里的老乡会不会接纳他们，那里的红军会不会把他们当成“外来户”——这些问题，没有人说出来，但每个人心里都想过。
祠堂里安静了一瞬。有人低声咳嗽，有人用鞋底碾灭烟头。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想过，只是没有说出来。
曾中生一直在听，没有插话。等那位营长说完，他才放下手里的粗瓷碗，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声音不大，却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我来说几句。”
众人安静下来。
“同志们担心的，不外乎三件事。”曾中生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回去的路通不通；第二，回去之后能不能站住脚；第三，回去之后这支队伍还是不是原来的队伍。”
他一根一根地收起手指：“平汉线，我们已经侦察过了。信阳以南有一段铁路，两侧没有驻军，只有一个民团一个连把守铁路桥，可以绕过去。公路虽然有几条，但夜间通行不是问题。路，是通的。”
他收起了第二根：“鄂豫皖根据地现在确实困难，但困难不等于垮了。红军主力还在，党组织还在，群众还在。我们回去，不是去吃现成饭的，是去跟他们一起把饭吃下去、把仗打下去。二十三军还有三千多人，有枪有弹有战斗经验，回到鄂豫皖，不是包袱，是力量。”
祠堂里的气氛松动了一些。
曾中生收起了最后一根手指：“至于番号、指挥、归属——这些事，等我们回到根据地，跟鄂豫皖的同志坐下来谈。谈得拢，按谈的办；谈不拢，按革命的需要办。二十三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我们某个人的私人武装，只要红旗不倒，比什么番号重要。”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喉咙，最后说了一句：“同志们，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了一千多里，从鄂南走到桐柏山，从桐柏山走到殷店，从殷店走到信阳。我们翻过了山，渡过了河，甩掉了追兵，跳出了包围圈。现在，最后一道关卡—平汉线就在眼前，鄂豫皖就在平汉线那边。这时候回头，说不过去。”
他说完，把碗放下，靠回椅背，没有再说话。
祠堂里沉默了好一阵。
二师一团长第一个站起来：“我赞成政委的话。回鄂豫皖。”
二团长紧接着也站了起来：“赞成。”
三团长没有说话，但他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用力地点了点头。
李劳工从门框上直起身子，也举了一下手。
一个接一个，在场的人陆续表态。那位刚才反对的营长，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也站起身来：“我保留刚才的意见，但我不拦着队伍走。回就回。”
周亦云一直没有说话。他坐在供桌旁边，听完了所有人的发言，看着所有人的表态，直到祠堂里再没有人开口，他才慢慢站起身来。
他的目光从左到右，扫过在场每一张脸。
“好。”他只说了一个字，但这一个字，比任何长篇大论都重。
周亦云走到地图前，伸手在信阳以南的位置点了一下，然后手指向东，划过平汉线，落在大别山那一片标注着鄂豫皖的淡黄色区域上。
“既然大家同意了，那就这么定——越过平汉线，穿过公路，去鄂豫皖。”
他转过身，看着所有人。
“5天后出发。后天，各部队把该准备的准备好，该休息的休息好。过了平汉线，就是鄂豫皖。那边的路，同志们，我们回家。”
会议散了。祠堂里的人陆续走出去，有人去检查部队的准备情况，有人去跟炊事班商量明晚的口粮，有人点起烟站在院子里望着东边的夜空发呆。
曾中声最后一个走出祠堂。夜风很冷，吹得他身上的破军衣猎猎作响。他站在祠堂门口的台阶上，望着东边那片看不见的远方。
平汉线以东，是鄂豫皖。
是他出发的地方。
走了这么久，绕了这么大一个圈，终于要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