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太平桥西，潘阿九的米铺。
阿九在这条街上卖了二十年米。从绍兴末年到开禧年间，他经历了三朝皇帝、两次北伐、无数次和议。米价涨涨跌跌，他都能从米缸里舀出几合米，养活老婆和三个孩子。但今年腊月，米价涨疯了。
起因是朝廷的一纸告示。告示贴在城门边的榜廊上，识字的秀才念给不识字的百姓听。念到一半，人群里就炸了锅。
“岁币翻了一倍——五十万两银子，五十万匹绢！”
“还有三百万两‘助军费’！”
“唐州、邓州也割了——”
潘阿九挤在人群里，听完了整张告示。他不懂什么叫“助军费”，也不懂唐州邓州在哪里。但他听懂了一件事：朝廷要钱。很多很多钱。这些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从史丞相的府库里掏，不会从皇宫的库房里搬——这些钱，最后都要摊到他潘阿九头上。
腊月二十，临安府衙的税吏就上了门。不是一个人来的，是三个人。一个拿着账簿，一个拎着算盘，一个腰间挎着刀。为首的税吏姓钱，在临安城收税收了二十年，什么刁民都见过，什么手段都用过。
“潘阿九，米铺一间，年税原定两贯四百文。”钱税吏把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今年新增‘助边税’，商铺每间加一贯；新增‘藩辅捐’，按人头每人三百文，你家五口人，合一贯五百文；另因唐、邓二州割让，军前转运费用浩大，特开‘转饷捐’，每户一贯。合计——”算盘珠子啪地一停，“六贯零九百文。比去年翻了一番还多。”
潘阿九的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六贯九百文——他卖米一年的利润也不过十来贯，还要刨去房租、运费、伙计工钱。往年交两贯多的税已经要勒紧裤腰带，今年直接翻了近三倍。他不知道怎么凑这笔钱。
这一天，同样的事发生在大宋半壁江山的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子里。山阴的农户老周头，家里的三亩水田被加征了“助边田赋”，每亩多收三斗米。他把家里最后一只下蛋的母鸡抱到集市上卖了，换回来的钱还不够交一半的税。建康的织户刘二娘，织了二十年的绢，往年交完税还能剩几匹换点油盐，今年绢税翻了一倍不止，她交完税之后自己身上穿的冬衣打满了补丁。襄阳的茶商马老三，去年刚从唐州贩了一批好茶回来，本钱还没赚回来，唐州就割了。货压在手里，税却涨了三成。
而所有这些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名目花团锦簇，“助边”、“藩辅”、“转饷”，每一个词听起来都像是为国分忧。但百姓知道，这些钱不是拿去打金国的。打金国的仗已经输了，韩太师的头都送去金国了。这些钱是拿去“帮”金国的。
更让百姓喘不过气来的，是“会子”的贬值。
大宋发行的纸币叫“会子”，朝廷靠它来弥补亏空。战争赔款三百万两白银，朝廷印了更多的会子来填窟窿。结果市面上会子泛滥成灾，一贯面额的会子，去年还能兑七百文铜钱，今年腊月已经跌到了不到四百文。建康一个贩布的商人，秋天卖了一车布，收的全是会子，冬天去进货时，同样面额的会子只够买半车布。绍兴一个卖酒的寡妇，攒了三年的会子想给儿子娶媳妇，等到了提亲那天，三年攒的钱只够买一坛酒。
米价跟着会子一起疯了。临安的米价从每斗八十文涨到了一百五十文，还在往上蹿。潘阿九的米铺门口天天排着长队，人挤人，挤到有人踩掉了鞋、扯破了衣裳。他不是没有米，他是不敢卖——今天的米卖出去收的是会子，明天去进米的时候会子又贬了一截，卖得越多亏得越多。但不卖也不行，官府的税银催得紧，不要会子，只要铜钱和银子。潘阿九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把米价翻了一倍卖，卖完就去换成碎银子藏起来，准备开春交税用。买米的街坊骂他“黑心”，他低着头不敢还嘴。他没办法——不是他心黑，是朝廷的税把他的心掏空了。
而劳役与征发，比税赋更直接地摧毁了百姓的生活。
“共防草原”的条款，在史弥远的政事堂里不过是一行写在帛书上的墨字，落在淮河沿岸的百姓头上，就是实打实的骨头和血。金国要求南宋协助在淮河至秦岭一线修筑第二道防线，史弥远答应了这个条款，因为他不敢不答应。防线要人修，于是朝廷下令征调沿淮各州的民夫，每户三丁抽一。
光州的农户赵老四，家里的独子刚娶了媳妇，征调令就下来了——去淮河边上给金兵修箭楼。赵老四跪在里正家门口磕头，头磕破了血。他儿子还是被带走了，和同村其他青壮一起，在腊月的寒风中扛着木头往淮河边上走。修的是金国的防线，监工的是金国的兵。他儿子在工地上病了——腊月的淮河边上，冷风从河面上灌过来，住的是临时搭的草棚，喝的是凉水，吃的是发霉的干粮。宋人给他们运来的粮食在官府层层克扣之后，剩不下多少。赵老四的独子病倒了，发高烧，咳血，金兵的监工嫌他干不了活，把他从工地上赶了回来。腊月二十八，除夕前两天，赵老四的儿媳妇披麻戴孝在村口哭成了泪人。他儿子死在回家的路上，死在腊月二十五的风雪里，死在离自家村子不到二十里的官道边上。他至死不知道他修的箭楼是给谁修的。他只听说北边有个比金兵还可怕的东西，所以金兵要来修箭楼。至于那个东西是什么，他至死也没见过。
沿汉水的百姓更惨。“共防”条款里有一条，金军若在淮河防线作战，南宋须开放长江水运。这意味着汉水上的漕船被大量征调去转运军粮——不是转运宋军的军粮，是转运金军的军粮。襄阳的船户周老三，祖孙三代在汉水上跑船，运米运盐运茶，养活一家十几口人。官府的征调令一到，他的船就不是他的了。船上装的是给金军大营的粮食，从襄阳码头出发，顺汉水往下走到鄂州，再转入长江，最后北上淮河。一趟来回两个月，不给工钱，只发口粮。周老三在汉水上跑了二十年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用自家的船替金人运粮。他更不知道的是，如果北边那个叫新明党的势力南下，他运的那些粮食，可能会成为金军残部退入宋境的补给。八十年前金兵南下，烧了他的祖宅，杀了他曾祖父。现在他在给杀他曾祖父的人运粮。
这种极致的荒诞，不只是一个周老三。从淮河到汉水，从大散关到襄阳，千千万万个周老三在被迫做着同样的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只知道不做就会被抓、被罚、被枷号示众。临安的百姓在茶馆里听到这些事，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有嘴碎的低声嘀咕了一句：“这到底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没人接话。
韩侂胄的首级被送往金国的那天，临安城下了一场冬雨。雨不大，细细密密，淋在青石板上，泛着冷光。涌金门外的街道上，韩侂胄被刺杀的那摊血迹早已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但临安百姓心里那摊血迹，冲不掉。
曾几何时，北伐刚开始那些日子，临安城的百姓是真心实意地沸腾过。泗州大捷的捷报传到茶馆里，满座茶客拍桌子叫好，说书人编了《开禧中兴四战》，每次说到郭将军雪夜渡淮河，台下都有人往台上扔铜钱。山阴陆放翁的诗贴满了四门的榜廊，年轻人争相传抄，抄到手酸。有个铁匠铺的学徒叫陈小乙，听了北伐的消息，兴奋得三天没睡好觉，瞒着师父去募兵站报了名。募兵站的人嫌他瘦，劝他回去多长几斤肉再来，他梗着脖子说“为国家出力还要长肉？”，最后还是被劝了回去。他回到铁匠铺，打起铁来格外卖力，说是多打几把刀送到前线，也算自己出了一份力。
现在朝廷发了一道国书，白纸黑字地写着四个字——“误国启衅”。这道国书的内容传到民间，比和约本身更让人心寒。因为它在说：北伐是错的，韩侂胄是错的，所有为北伐欢呼过、捐过钱、送过子弟参军的人，都错了。你们的热血是“误国”，你们的牺牲是“启衅”。这句话比刀子还利。
陈小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茶馆里给人修凳子。他放下锤子，愣了半天，然后站起来，走到茶馆门口的榜廊前，把那道国书的抄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国书上措辞极卑极恭，向金国自承“误国启衅”，史弥远的亲笔，辞藻华丽而绵里藏针，工工整整地誊在黄帛上。陈小乙的文化程度不高，很多字不认识，但他认识“误国”两个字。他在榜廊前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往回走。他的师父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只是回到铁匠铺里，把那些打了半截的刀坯全部塞进了炭火最旺的炉膛里。铁在烈火中烧得通红，然后慢慢变软，最后化成一滩没有形状的铁水。他盯着那摊铁水，眼睛干干的，没有泪。他师父站在门口，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
临安城的茶馆里，说书人已经不讲《开禧中兴四战》了。不是不想讲，是不敢讲了。北伐被定了性，说书人怕惹祸上身，纷纷换回了旧段子。茶馆里的茶客还是那些人，但空气变了。以前茶馆里聊的都是“宿州什么时候打下来”、“开封能不能今年收复”，现在聊的是“听说了吗，又加了一种新税”、“隔壁老张家的儿子被拉去淮河修工事了”、“米价又涨了，会子跌得没法看了”。偶尔有不晓事的年轻人提到北伐，立刻会被长辈压低声音打断：“别提了。那是‘误国’。”这四个字从长辈嘴里说出来，比任何训斥都管用。年轻人讪讪地闭上嘴，端起茶碗遮住自己的脸。
最沉默的是那些从江淮前线回来的伤兵。有伤兵拄着拐杖、袖管空荡荡地在街上走，他少了一条胳膊，是灵璧城下丢的，当时他在南墙豁口冲锋，金兵的狼牙棒砸碎了他的左臂。他回来之后没有领到抚恤——抚恤金被挪去交“助军费”了。没人敢问他在前线打过什么仗，他自己也从不提。他只是每天坐在巷口，用剩下的那只手编草鞋卖，草鞋卖三文钱一双，一天编十双，赚的钱刚好够买两升米。临安城的冬雨从早下到晚，把青石板路淋得湿漉漉的，伤兵们的拐杖敲在石板上，笃笃笃，像一支没有鼓点的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