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趟，三条船。阿福的船带头，后面跟着两条。每条船底下藏了几口木箱，上面堆着渔网和鱼篓。
天黑透了才出发。没有月亮，海面上黑得像锅底。阿福站在船头，攥着舵柄，盯着海面上那些巡逻舰的探照灯。光柱在海面上扫来扫去，像一把巨大的白色剪刀。
“往左。”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船尾的舵手能听见。
船队贴着黑暗的边缘，一点一点往外挪。阿福的手心全是汗，舵柄滑得握不住。他不敢擦。怕一松手，船就偏了方向。
“往右。”
探照灯从船头扫过去，没有停。
阿福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屏住呼吸，盯着那道光柱越扫越远，越来越暗，终于消失在海面上。
“加速。”
三条渔船冲出了封锁线。
公海到了。货轮在等着，船员把木箱吊上去。阿福手里多了两根金条。他把金条攥在手心里，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兴奋。
回去的路上，他靠在船板上，把那两根金条掏出来看了好几遍。月光照在金条上，黄澄澄的，像两团火苗。他把金条贴在脸上，凉丝丝的，心里却热得发烫。
老婆的脸从脑海里冒出来，还有儿子的病，那张告示，老张头被抓走时的样子——这些念头闪了一下，就被手里那两团金色压下去了。
第二趟。第三趟。第四趟。
每一趟都比上一趟多运几口箱子。每多运一趟，阿福的胆子就大一圈。
他开始觉得那些探照灯也就那样，不过是在海面上照来照去，又不会专门盯着他一条渔船。
他开始觉得巡逻舰也没什么可怕的，离得远着呢，又不会追上来。他甚至开始觉得辽州军的名头再大，海面那么大，怎么就能偏偏抓住他？
第五趟出发前，阿福蹲在船头抽旱烟，嘴角翘着。旁边一个渔民凑过来，声问他：“阿福，你咱们这趟还能不能成？”
“能。怎么不能？”阿福把烟袋锅子往船帮上磕了磕，眯着眼睛看海面，“前几趟都没事，这趟也不会有事。”
“可我听村里人，辽州军在海上抓了好多人——”
“那是别人。”阿福把烟袋别在腰带上，站起来，“咱们运气好。没事的。干完这趟，再干两趟，我就不干了。够了。”
他把“够了”两个字得很重，像是在服什么。
第五趟。夜里，四条渔船从惠东出发。
阿福站在船头，攥着舵柄，盯着海面。今晚没有月亮，天很黑，海很黑，什么都看不见。
“开船。”
船队摸黑出海，一路向南。公海就在前面。货轮在等着。
探照灯突然亮了。不是一盏，是好几盏。白色的光柱从四面八方射过来，把四条渔船照得无处可藏。
鱼雷艇从侧面包抄过来。速度很快，海面上划出四道白花花的尾迹。
“前方渔船，立刻停船！接受检查！”
喇叭声在海面上回荡。阿福的脸白得像纸。
“跑！”他猛打舵柄，想调头。
晚了。
机枪声响起。子弹打在船头的海面上，激起一排水柱。浪花溅起来打在阿福脸上，冰凉冰凉的。
“停船！再跑就开枪了！”
阿福腿一软，蹲在甲板上。那几根金条从怀里滑出来，滚在舱底，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他盯着那几根金条，脑子里一片空白。完了。全完了。
士兵跳上船，掀开渔网，露出
“全带回去。”
陈怀远在渔村的破屋里等了半天。天亮后，没看到船回来。等到中午，没回来。等到傍晚，还是没回来。
他站起来，走到海边。海面上空荡荡的，连海鸥都飞远了。
完了。
他转身往回走。没走几步，身后传来卡车发动机的声音。他回过头——墨绿色的卡车停在村口，士兵跳下车，端着冲锋枪。军官从副驾驶跳下来，手里拿着一张纸。
“陈怀远？”
陈怀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被捕了。”
码头上，黄金、银元、珠宝从渔船的夹层里、从鱼篓底下、从渔网的缝隙里，一箱一箱搬出来，整整齐齐码在码头上。
阿福蹲在码头角里，面前摊着那几根还没捂热的金条。金条还在地上，可他已经碰不着了。
他想起自己那条破船——龙骨裂了，再也修不好了。
想起老婆还在等他拿钱回去买米，柴房里的米缸早就见了底。想起儿子的病还没好，没钱买药。现在连自由都没了。
军官走过来，站在他面前。
“帮逃犯偷运财物，以通敌罪论处。判5年劳役。”
阿福没有抬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军官叹了口气，转身走了。身后，阿福蹲在角里，把脸埋进膝盖里。
这不是阿福第一次干这种事。也不是惠城独一份。
整个沿海，从鸭绿江口到北部湾，到处都是“阿福”。
那些被堵在家里的商人、地主们，不甘心几十年家当被抄，想尽办法往外运。
有的雇渔船偷运，有的租商船夹带，有的收买船员私藏。有的被抓了，有的还没被抓。
就在阿福被抓、陈怀远被捕的那个夜晚，南海深处，一艘货轮正在黑暗中劈浪前行。
货轮没有挂旗，船身上没有任何标志，连船名都用油漆涂掉了。所有的灯都关了，只有驾驶舱里透出一点微弱的光。海浪拍打着船壳，发出沉闷的响声。
刘老板站在船舷边，双手撑着栏杆，看着远处海平线上最后一抹灯光消失。那是龙国的海岸线。他看了几十年，从未觉得它如此遥远。
管家老周站在他身后，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脸上的表情又庆幸又后怕。
“老爷，还是您有办法。果断放掉一半家产，咱们才逃得出来。要是像那些死脑筋一样揪着黄金不放，现在怕是在牢里了。”
刘老板接过茶杯，没有喝。他盯着那片黑沉沉的海面，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