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申海，梧桐叶开始泛黄。

    四川北路尽头那栋七层大楼的招牌在晨光中泛着金色的光。

    “华中兴业联合社”几个大字，像一枚崭新的徽章，别在这座城市灰扑扑的衣襟上。

    林阿福站在工地边缘，手里攥着一块碎砖，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今年四十三岁，曾经是闸北一家纺织厂的机修工。

    淞沪会战的时候，工厂被炮弹炸塌了半边，老板跑了，机器也搬走了，他带着老婆孩子逃进租界，在难民收容所里住了整整十个月。

    十个月。

    三百天。

    每天两碗稀粥，一床薄被，和三百个人挤在一间仓库里。

    小儿子发烧烧了三天，他跪在救济会门口求药，人家说磺胺要等下周。

    等了一周，孩子烧成了肺炎。又等了一周，孩子没了。

    他老婆哭了一个月，后来不哭了，只是发呆。

    有时候半夜醒来，她会突然坐起来，说“阿宝哭了”，然后愣愣地听着外面的风声，再慢慢躺下。

    林阿福把碎砖扔进铁斗车里，铁皮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片正在苏醒的废墟。

    闸北，华界，去年这个时候还是战场。

    弹孔密密麻麻地嵌在断墙上，像一张张狰狞的麻脸。

    倒塌的楼房露出里面的钢筋，扭曲着伸向天空，像死去的树的根。

    野草从瓦砾堆里长出来，已经半人高了，在风里沙沙地响。

    但变化正在发生。

    东边那块空地上，打桩机已经架起来了，轰隆隆的声响震得地面微微发颤。

    西边那排旧仓库正在拆屋顶，工人们穿着灰扑扑的工装，像蚂蚁一样在房梁上爬来爬去。

    南边新搭的工棚前，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都是来招工的。

    林阿福排在队伍中间，前后都是和他差不多年纪的男人。

    有的穿着补丁摞补丁的长衫，有的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还有几个穿着褪色的军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

    “听说一天能挣八毛。”

    前面一个瘦高个回头说，声音很小，像是怕被谁听见。

    “八毛？”

    旁边一个络腮胡子的男人不信。

    “我上个月在码头扛包，一天累死累活才挣五毛。日本人能这么好心？”

    “这你就不懂了。”

    瘦高个左右看看，声音更小了。

    “我听说这个什么联合社，是日本人和外国人合伙开的。外国人规矩多，工资给得也大方。再说了……”

    说到这，他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人家日本人现在搞‘亲善’，总得做做样子吧？”

    络腮胡子嗤笑一声，不说话了。

    林阿福站在队伍里，听着前面的议论，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工地尽头那栋已经搭起骨架的厂房上。

    钢结构的框架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工人们正在上面安装屋顶的檩条。

    他看得出神——那是一个纺织厂的厂房。

    他干过十年机修，熟悉纺织厂的每一台机器、每一根皮带、每一个轴承。

    他能闻出棉纱的味道，能听出梭子飞过的声音，能用手摸出纱线的粗细。

    那些东西，在他脑子里，像刻上去的一样。

    队伍慢慢往前移动。

    前面的人一个个被叫进去，有的出来了，脸上带着笑；有的出来得慢，脸色难看。

    络腮胡子进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要了？”

    瘦高个问。

    “要了。”

    络腮胡子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叼在嘴里。

    “机修工，一个月二十八块。包一顿午饭。”

    瘦高个的眼睛亮了。

    “二十八块？顶我在码头干两个月的！”

    他快步往前走，差点踩到前面人的脚后跟。

    林阿福往前挪了一步。

    他的心跳有些快，手心出了汗。

    他把手在裤腿上蹭了蹭，深呼吸了一下。

    十个月了。

    他等这一天，等了十个月。

    “下一个！”

    里面有人喊。

    林阿福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招工的地方搭在工棚里，条件很简陋。

    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堆着表格和名册。

    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年轻人，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人。

    灰色制服的年轻人坐得笔直，眼神锐利，腰带上别着一把手枪。

    白衬衫的中年人戴着眼镜，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名册，正低头写着什么。

    林阿福在桌子前站定，下意识地把腰挺直了一些。

    “姓名？”

    白衬衫抬起头，目光落在他脸上。

    “林阿福。”

    “多大？”

    “四十三。”

    “以前干什么的？”

    “机修工。闸北大隆纺织厂，干了十年。”

    白衬衫的笔顿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一眼。

    “十年？”

    “十年。”

    林阿福的声音很平静。

    “从民国十六年进厂，到二十六年打仗。机器坏了，我都能修。德国多尼尔的织机，日本丰田的细纱机，英国的并条机——”

    他顿了顿，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说下去。

    白衬衫放下笔，靠向椅背，上下打量着他。

    “大隆纺织厂……我知道那家厂。战前申海数一数二的大厂。你是机修工，手艺应该不错。”

    林阿福没有接话。他不知道该怎么接。

    “有师傅吗？”

    “有。我师傅姓王，老师傅了。可惜——”

    他没说下去。

    王师傅去年秋天走了。

    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

    六十二岁，在难民收容所里，饿得皮包骨头，最后连粥都咽不下去了。

    白衬衫沉默了几秒，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机修工，一个月三十二块。包午饭。试用期一个月，过了试用期，涨到三十五块。能接受吗？”

    林阿福愣住了。

    三十二块。

    比络腮胡子说的还多四块。

    “能！”

    他说，声音有些哑。

    “明天来报到。带上铺盖，工厂有宿舍。你住哪？”

    “法租界……收容所。”

    白衬衫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

    “把地址留下，下午有人去接你老婆。收容所那边的东西，也一并搬过来。”

    林阿福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只是站在那里，手攥着裤腿，眼眶发红。

    “谢谢！”

    他最后说出这两个字，声音轻得像蚊子哼。

    白衬衫摇摇头。

    “不用谢。好好干活，比什么都强。”

    林阿福点点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来，回过头。

    “那个……”

    他犹豫了一下。

    “这工厂……是日本人的吧？”

    白衬衫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是日本人的。”

    林阿福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出去。

    外面，阳光刺得他眼睛发疼。

    他站在工地边缘，看着那片正在重建的废墟，站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砖，放在那堵还立着的断墙上。

    林阿福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觉得，该做点什么。

    不然心里总是咯着一块石头，难受得紧。

    远处，打桩机还在轰隆隆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