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迪，在广州这座城市生活了将近十年。
十年，足够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学会用粤语点烧鹅饭，也足够让他在情感的世界里跌跌撞撞，遍体鳞伤。此刻我站在珠江新城的写字楼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车流如织的猎德大道，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窗外广州塔的霓虹灯刚刚亮起来，紫色的光带一圈一圈地旋转，像一根巨大的发簪插进这座永不疲倦的城市。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客户发来的微信：“何主管，车子考虑得差不多了，明天下午方便再聊聊吗？”
我没有立刻回复，而是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镜子般的桌面倒映出我的脸——三十二岁，下颌线还保持着健身留下的弧度，但眼底已经有了熬夜应酬的暗沉。头发用发蜡抓过，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块去年咬咬牙买下的万国表。这副皮囊在高端车展厅里能卖出去车，在灯红酒绿的珠江琶醍也能卖出去笑，但它骗不了我自己。
我需要安静一会儿。
办公室里还残留着白天接待客户时的香水味，混合着真皮座椅和展厅地毯的味道。作为广州天河保时捷中心的销售主管，我每天要面对的人，从城中村拆迁后暴富的包租公，到珠江新城做金融的年轻精英，再到那些我永远搞不清楚钱从哪儿来的女人。她们有的戴百达翡丽，有的背爱马仕，有的什么都不戴，但眼神里写满了故事。
我见过的女人太多了，多到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一本被翻烂了的书。
但这本书真正开始被翻阅，要从三年前说起。
三年前的春天，广州的木棉花开得正盛。那种红不是寻常的红，是烈士鲜血染过的那种红，一团一团地坠在枝头，像不肯熄灭的火。我在天环广场的星巴克第一次见到沈若晴。
准确地说，是先闻到她的味道。
那是一种很清冽的香水味，不是商业街专柜里随处可见的花香调，更像是某个小众沙龙香的手笔，带着雪松和鸢尾的冷意。我正低头回客户消息，那股香味从身侧飘过来，我下意识抬头，就看见一只白皙的手端起我旁边的咖啡杯。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她说。
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点粤语口音的尾调上扬，在广州这种地方听起来格外妥帖。我这才注意到自己占了别人的座位——这间星巴克每到下午就人满为患，我习惯性地坐在靠窗的位置，没留意桌上还放着一杯没喝完的燕麦拿铁。
“抱歉。”我站起来，顺手把自己的咖啡杯端走，“走神了。”
她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我端着咖啡站了两秒钟，发现自己竟然在等她抬头再看我一眼——这不太像我的作风。在展厅里面对再难缠的客户我都能游刃有余，但此刻站在一个陌生女人旁边，我居然有一种不知该把手往哪儿放的窘迫。
她没抬头。齐肩的短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露出的半边耳朵上戴着一颗很小的珍珠耳钉，光线打上去的时候泛着温润的光。她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的丝质内搭，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克制、不容侵犯。
我回到自己座位上，隔着一张桌子偷偷打量她。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很快，偶尔停下来抿一口咖啡，眉心微蹙，像是在处理什么棘手的事情。桌上除了电脑和咖啡，还有一把车钥匙——一辆奥迪A4，不是什么豪华车，但钥匙扣上挂着一个很小的金属徽章，我眯着眼辨认了一下，是某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标志。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刚结束一个连续工作十八小时的审计项目，整个人困得全靠咖啡因吊着，根本没注意到旁边有个男人在看她。她的人生在那个阶段只有三件事：加班、睡觉、偶尔在加完班的深夜开车去珠江边听一首歌。她没有余力去注意任何男人，尤其是那种端着咖啡杯一脸茫然的男人。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擦肩而过。但命运这东西从来不按常理出牌，它像一个顽劣的编剧，非要把两个不该相遇的人塞进同一个场景里，然后坐在后台嗑着瓜子看他们怎么收场。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后，地点换成了我工作的保时捷中心。
那天下午展厅里没什么客人，几个销售顾问聚在角落里刷手机，我在办公室整理季度报表。前台小姑娘小跑进来说：“何主管，外面有位客人看车，点名要找你。”
我放下报表走出去，一眼就认出了她。
沈若晴站在一辆哑灰色的ne旁边，还是那件黑色西装外套，但今天里面换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口松开一颗扣子。她手里拿着一杯咖啡，这次是美式，正微微歪着头看车身上的配置单。
“何主管？”她转过身来，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随即笑了，“原来你在这里上班。”
“缘分。”我说，然后觉得这个词太轻浮了，又补了一句，“上次的事还没正式道歉，今天给你好好介绍一台车。”
她摆摆手：“不用道歉，那天是我太累了，态度不太好。”
“你态度很好，”我说，“是我占了别人的座位还一脸理所当然。”
她又笑了，这次笑得比上次舒展一些，眼睛弯成两道很好看的弧度。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展厅灯光的照射下像两颗被磨圆了的琥珀，干净、通透，但里面藏着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沈若晴来买车这件事本身就让我觉得有些意外。她在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经理，收入不低，但开保时捷多少有些勉强。我问她为什么突然想换车，她沉默了两秒钟，说：“之前那辆车是前男友的，分手了，想换一辆自己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实。但我捕捉到了她指尖在咖啡杯上微微收紧的力度——那个动作很轻，轻到如果不是我这些年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事根本不会注意到。
“预算呢？”我问，没有追问分手的事。
“落地八十以内吧。”她说，“不要太张扬的颜色，灰色或者黑色都行。”
我带她试驾了一圈。她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握着方向盘，背挺得很直，开车的样子很认真。我从副驾驶的角度看过去，她的侧脸线条很利落，下颌微微扬起，有一种不服输的倔强感。广州的四月已经开始热了，阳光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在她鼻梁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你觉得ne怎么样？”我问。
“挺好的，”她说，“就是感觉大了点，我一个人开，其实Ma就够了。”
“那就看Ma。”我说，“买车不用勉强自己，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些意外——大概是因为一个销售顾问主动建议客户买更便宜的车。
“你倒是实在。”她说。
“做久了，不想跟客户绕弯子。”我说，“绕来绕去最后还是要回到原点，不如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
她没有立刻做决定，说再考虑考虑。我送她到门口，她忽然停下来，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加个微信吧，有消息我联系你。”
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和职务，字体是深灰色的，排版简洁到几乎没有多余的设计。我也递了一张自己的名片给她，她接过去看了一眼，说：“何迪，这个名字挺好记的。”
“爹妈给的，没得选。”我说。
她走后，我在展厅里站了很久。同事阿杰凑过来，挤眉弄眼地问：“主管，这客户有戏没？”
“什么戏？”
“别装了，你看人家的眼神都快把人家吃了。”
我踹了他一脚让他滚去擦车，但心里知道他说得没错。那个穿着黑色西装、开着前男友留下的车、在星巴克被我占了座位的女人，在第一次见面后的第七天，用一种近乎宿命的方式又出现在我面前。
我站在展厅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车道上偶尔驶过的车辆，心里冒出一个很危险的念头：何迪，你最好离这个女人远一点。
但我没有。
一个月后，沈若晴订了一辆哑灰色的Ma，选装了BOSE音响和全景天窗。签合同那天她来得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
“加班？”我问。
“通宵。”她说，坐在沙发上揉了揉太阳穴，“年审季，没办法。”
我去茶水间给她倒了杯热水，又从抽屉里翻出一盒没拆封的饼干。她看着那盒饼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们保时捷的客户服务已经细致到这个程度了吗？”
“特殊照顾，”我说，“只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