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3月22日至3月25日
地点：保密站北平站训练班、菊儿胡同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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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轻人
3月22日上午，白清萍第二次走进训练班的教室。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几十张课桌上，照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上。教室不大，只能坐四十个人。但外面还有几百个人等着，分批上课。她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人。
四十张面孔，四十双眼睛。
有男有女，都很年轻。最大的不超过三十岁，最小的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有人穿着学生装，蓝布长衫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有人穿着工装，粗布褂子，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的白汗衫。有两个看起来像小商贩——一个穿着短褂，袖子上沾着面粉；一个戴着瓜皮帽，帽檐下露出一双精明的眼睛。
他们坐得笔直，手里握着笔，面前摆着笔记本。有人紧张得手指发白，有人故作镇定地东张西望，有人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所有人的眼睛，最后都落在她身上。
等着她开口。
白清萍的目光从他们脸上一个一个扫过。
那些眼睛里有期待，有紧张，有好奇，也有恐惧。
她太熟悉这种眼神了。
民国二十八年，延安。她第一次走进训练班的教室时，也是这么坐着的。那时候她二十岁，扎着两条辫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台上讲课的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有一道疤，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人心里。
他说：潜伏是为了革命，是为了胜利，是为了新中国的明天。
她信了。
真的信了。
那些年，她把这个信念刻在骨头里。在延安潜伏，在松江潜伏，在北平潜伏。她见过太多人死，也杀过太多人。她以为自己做的事是对的。
现在呢？
她站在讲台上。
台下的人，和她当年一样年轻。
他们不知道自己会被培训成什么样的人。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不知道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朋友、爱人。
他们只知道，这是任务。
就像当年的她。
白清萍翻开讲义。
阳光照在纸上，有些刺眼。
她开口，声音平静。
“我叫白清萍，是你们这个训练班的主任。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会教你们潜伏的第一课。”
她顿了顿。
“但不是只有我教你们。暗杀、爆破、电讯、化装，都有专门的老师。我只教一件事——”
她看着台下。
“怎么藏。”
教室里很安静。
只有窗外的风，吹得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丫吱呀作响。
（二）第一课：忘记自己
下午的课，是潜伏的第一原则。
阳光偏西，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在教室的地板上投下一片金色的光。有些学员开始打哈欠，但白清萍一开口，所有人都坐直了。
“潜伏的第一原则，”她说，“是忘记自己是谁。”
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原来的名字，原来的身份，原来的社会关系。你们要给自己编一个全新的故事，要编到连自己都相信的程度。”
台下的人开始记笔记。钢笔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白清萍继续说。
“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家里几口人？做什么工作？怎么来的北平？为什么要来？这些都要编。编好了，记在心里。别人问你的时候，不能多想，张嘴就能答。”
她顿了顿。
“现在，每个人上台，讲你们的新身份。”
台下的人愣住了。
有人互相看了一眼，眼睛里全是慌乱。有人低下头，盯着笔记本，假装在写什么。有人攥紧了笔，手指关节都白了。
白清萍说：“从第一排开始。”
第一个上台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学生装。他站起来的时候，腿都在抖。走到讲台前，站定，脸涨得通红。
“我叫……叫王德胜……”
白清萍说：“哪里人？”
他说：“河……河北……”
白清萍说：“河北哪里？”
他张了张嘴，嘴唇动了几下，什么也没说出来。
教室里安静极了。
能听见有人咽口水的声音。
白清萍看着他。
那目光很平静，但那个年轻人被她看得浑身发抖。
“下去。”白清萍说。“想好了再来。”
年轻人低着头，踉踉跄跄地回到座位上。坐下的时候，椅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响。
第二个上台的是个穿工装的小伙子。他比第一个镇定些，走到讲台前，站直了。
“我叫赵铁柱，山东人，民国十二年生。家里有父母，还有一个弟弟。我来北平做工，在机械厂上班。”
白清萍说：“哪个机械厂？”
他说：“永昌机械厂。”
白清萍说：“厂里有多少人？”
他愣了一下。
“大概……大概一百多人？”
白清萍说：“厂长姓什么？”
他又愣住了。
嘴巴张了张，又闭上。张开，又闭上。
白清萍说：“你在厂里做什么？”
他说：“钳工。”
白清萍说：“钳工用的工具，有哪几种？”
他的脸白了。
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汗从额头上渗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
白清萍看着他。
“下去。想清楚了再来。”
第三个，是个小商贩模样的人，戴着瓜皮帽。
“我叫李三，河北保定人，来北平卖菜……”
白清萍说：“菜价？”
他说：“什么？”
白清萍说：“白菜多少钱一斤？萝卜多少钱一斤？韭菜呢？”
他的嘴唇哆嗦起来。
白清萍说：“你是卖菜的，不知道菜价？”
他低下头。
第四个，是个女的，穿着碎花棉袄。
“我叫张秀英，天津人，来北平投奔亲戚……”
白清萍说：“亲戚姓什么？”
“姓……姓王……”
白清萍说：“住在哪儿？”
“住……住在……”
说不下去了。
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
有人磕磕巴巴，有人漏洞百出，有人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有个人讲着讲着，自己先哭了。还有个人讲完之后，白清萍问了三个问题，他答了三个不同的版本。
白清萍一个一个纠正，毫不留情。
“你编的家乡话，口音不对。你说你是河北人，可你说话带着东北味儿。北平人听不出来，但你回河北试试？一句就穿帮。”
“你说你在粮店干活，粮价多少你知道吗？今年小麦多少钱一斤？玉米面多少钱一斤？不知道？那你卖什么粮？”
“你说你是从天津来的，天津现在什么局势你知道吗？东北军调走了没有？码头上查得严不严？不知道？那你来北平干什么？”
“你说你是学生，哪个学校？校长姓什么？同学叫什么？食堂的饭多少钱一顿？什么？编不出来？”
台下的学员脸色越来越白。
有人开始发抖。
有人攥着笔记本，指节都发白了。
白清萍看着他们。
她的声音缓下来。
“我知道你们觉得难。但你们记住——”
她顿了顿，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你们将来要面对的人，比我现在问的，狠一百倍。他们会查你们的祖宗八代，会问你们所有能想到的问题，会一遍一遍地问，问到你出错为止。”
她的声音很轻。
“一个错，你就死。”
教室里安静极了。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在记笔记。
只有窗外的风，吹得树枝沙沙响。
还有几个人的呼吸声，粗重而急促。
（三）晚归
白清萍来的时候，已经快三点了。
李树琼没睡。
他坐在黑暗里等着，听见窗户响，站起来。
窗帘掀开，一个人影翻进来。
左脚落地时，微微踉跄。
月光从云层缝隙里透出来，照在她脸上。她的脸色很差，白得像纸。眼睛。
她走过来，什么话都没说，直接躺到床上。
李树琼走过去，在她旁边躺下。
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
她的手很凉。凉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
“累了？”他问。
白清萍“嗯”了一声。
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她说：“四十个人，一个一个上台讲。讲得好的，没几个。”
李树琼没有说话。
白清萍说：“他们才二十出头。跟我当年一样。”
她的声音有些哑。
“我骂他们的时候，心里在想，当年延安的老师，是不是也这么看我的？”
李树琼把她揽进怀里。
“睡吧。”他说。
白清萍没有再说话。
很快就睡着了。
呼吸很轻，很平稳。
李树琼看着她。
月光照在她脸上，照出她眉间的疲惫，照出她嘴角那一点点倔强的弧度。
他想起她白天在训练班的样子。
严苛。冷静。一丝不苟。
那是她在延安学到的本事。
现在用来教别人怎么潜伏。
教他们怎么忘记自己是谁。
教他们怎么编故事。
教他们怎么活。
他的手轻轻抚过她的头发。
她没有醒。
只是往他怀里缩了缩。
像一只找到窝的小兽。
（四）第二个学员
3月23日下午，白清萍注意到一个人。
是个女学员，二十一二岁，坐在第三排。她穿着蓝色的学生装，洗得很干净，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别针。短发，齐耳的短发，发梢整整齐齐。圆圆的脸，皮肤很白，看起来很文静。
轮到她上台的时候，她站起来，走到讲台前。
步子很稳。不快不慢，每一步都一样长。
“我叫周晓敏。”她说。
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能让所有人听清。
“北平人，民国十六年生。家里只有母亲，父亲在我十岁的时候病故了。我在北平女子师范读书，去年毕业，现在在培华小学教书。”
白清萍说：“培华小学在哪儿？”
她说：“西四牌楼那边，缸瓦市。”
白清萍说：“校长姓什么？”
她说：“姓王，王校长。女的，五十多岁，短发，戴眼镜。”
白清萍说：“你教什么？”
她说：“一年级语文。”
白清萍说：“一年级课本，第一课是什么？”
她说：“人，一个人，两个人。”
白清萍说：“班里有多少学生？”
她说：“四十二个。”
白清萍说：“调皮的有几个？”
她想了想。
“三四个吧。有一个姓马的男孩子，上课老坐不住，喜欢揪前面女生的辫子。”
台下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白清萍没有笑。
她看着眼前这个女孩。
目光平静。
“你以前做过什么？”
周晓敏说：“在学校的时候，参加过话剧社。演过几个小角色。”
白清萍说：“演过什么？”
她说：“《雷雨》里的四凤。《日出》里的陈白露的丫鬟。”
白清萍点点头。
“下去吧。”
周晓敏回到座位上。
步子还是那么稳。
白清萍在名单上，她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勾。
周晓敏。
她记住了这个名字。
不是因为她的新身份编得好。
而是因为太好了。
好得没有破绽。
好得像真的。
好得像——
像她当年在延安训练班的时候。
那时候她也是这么站在台上，也是这么回答老师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对答如流，每一个细节都严丝合缝。老师夸她，说她有天赋。
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不是天赋。
是恐惧。
是怕死。
是知道一个错就活不了的恐惧。
这个周晓敏，她的眼睛里，有同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