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间，上海浦东，德州仪器中国区总部。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ti中国区总裁迈克·陈——一个美籍华人，四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正看着手里的报告。报告标题是：《华为自研芯片进展及应对策略》。

    “873的良率，921的通过率，性能指标全面超越我们的c64x，”迈克念出数据，声音冰冷，“先生们，华为不是在做着玩，他们是认真的。”

    桌边坐着ti中国区的销售总监、技术总监、市场总监，个个面色凝重。

    “我们得到的内线消息，”销售总监老王——一个在ti干了十五年的老销售——开口，“华为已经用‘麒麟001’替换了东莞移动五个基站的ti芯片。虽然出了故障，但他们确实在推进。”

    “故障？什么故障？”迈克抬头。

    “兼容性问题，时序不匹配导致缓存溢出，”技术总监解释，“这是第一次流片芯片的常见问题。但以华为的技术能力，最多三个月就能解决。”

    “也就是说，三个月后，华为的芯片就真正具备替代我们的能力了？”

    “从技术角度，是的。”

    会议室陷入沉默。窗外的陆家嘴灯火辉煌，东方明珠塔在夜色中闪耀，但会议室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迈克掐灭烟头，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看着外面的繁华，缓缓说：“我在ti干了二十年，见过太多想挑战我们的公司。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最后都失败了。知道为什么吗？”

    没人回答。

    “不是因为技术，是因为生态，”迈克转身，“芯片不是孤立的产品，它背后是整个生态系统：开发工具、编译器、驱动程序、应用软件、客户习惯……华为想用一块芯片就打破这个生态，太天真了。”

    他走回座位：“所以，我们的策略不是跟他们在技术上一较高下，是打生态战、价格战、心理战。”

    “具体怎么做？”市场总监问。

    迈克竖起三根手指：“第一，价格战。明天开始，我们对华为采购的c64x芯片降价30，对华为的竞争对手——中兴、大唐——降价20。我要让华为算清楚账：用自研芯片，成本高30还问题不断；用我们的芯片，直接便宜30。看他们怎么选。”

    “但这样我们的利润……”

    “短期亏损，长期垄断，”迈克打断，“中国市场我们占了60份额，赔得起。把华为压下去，以后价格我们说了算。”

    “第二呢？”

    “第二，舆论战，”迈克眼中闪过一丝冷光，“找几家媒体，放消息出去：华为芯片实验室数据造假，实际性能只有宣传的一半；华为芯片存在安全后门，可能被用于监听；华为芯片团队内斗严重，核心工程师准备离职……真真假假，混在一起，把水搅浑。”

    “这……会不会太过了？”

    “商战就是这样，你死我活，”迈克面无表情，“第三，挖人。列出海思的核心工程师名单，开三倍工资挖。特别是那个林辰，任正非的得力干将，如果能挖来，对华为是沉重打击。”

    “林辰可能挖不动，他是华为自己培养的，而且刚升了副院长。”

    “那就挖他下面的人，”迈克说，“团队就像木桶，抽掉几块木板，水就漏光了。”

    会议开到深夜。离开大楼时，老王走在最后，看着手里的执行方案，心里五味杂陈。他是中国人，在ti拿着高薪，但眼看着外国公司用这种手段打压中国企业，说不出的难受。

    手机响了，是他在华为的老同学。“老王，听说你们要对华为动手了？”

    “你怎么知道？”

    “圈子就这么大，”老同学叹气，“老王，咱们认识二十多年了，听我一句劝：别做太绝。华为不容易，中国芯片也不容易。”

    “我是职业经理人，得对ti负责。”

    “我知道，但……算了，你好自为之。”

    挂了电话，老王站在浦东的夜风中，久久不动。

    晚上十一点，海思研发大楼七层，第一实验室。

    实验室里挤了三十多人，空气中有泡面的味道、咖啡的味道、还有工程师们熬夜后的汗味。白板上写满了公式和框图，投影屏幕上滚动着故障日志。

    林辰站在白板前，衬衫袖子挽到肘部，领带早就扯松了。他手里拿着激光笔，指向一张时序图。

    “问题就在这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麒麟001’的时钟树设计为了降低功耗，用了动态门控技术。这在实验室环境下没问题，但到了真实基站环境，温度和电压的微小波动会导致时钟偏移放大。”

    吴瀚举手——他是被临时叫来支援的，算法部本来不归海思管，但林辰一个电话，他二话不说就来了。

    “林总，能不能用软件补偿？我在天网项目做过类似的时钟校准算法。”

    “试过了，”测试组长张涛摇头，“软件补偿有延迟，在高速数据流下跟不上。而且基站的主处理器性能有限，跑我们的补偿算法会占用20的cpu资源，影响业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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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死结了？”有人小声说。

    实验室里气氛压抑。已经分析了三个小时，问题找到了，但解决方案一个个被否决。

    何庭波一直坐在角落，没说话。这时她站起来：“大家休息十分钟，抽根烟，喝口水。林辰，你过来一下。”

    两人走到实验室外的阳台。深圳五月的夜风温热，吹在脸上很舒服。

    “林辰，实话告诉我，”何庭波看着远处腾讯大厦的灯光，“这个问题，要多久能解决？”

    林辰沉默了一会儿：“如果只是打补丁，两周。但要彻底解决，需要改架构，至少两个月。”

    “两个月……”何庭波苦笑，“ti不会给我们两个月。我得到消息，他们明天就开始降价，幅度可能达到30。”

    “这么快？”

    “商战就是这样，”何庭波点了支烟——林辰第一次见她抽烟，“你一拳我一脚，看谁先倒下。我们现在面临三线作战：技术线要解决兼容性问题；商业线要应对ti的价格战；政治线要顶住内部压力——已经有人说了，自研芯片成本高、问题多，不如继续买ti的。”

    林辰也点了支烟。他不会抽烟，但这时候需要点什么来让自己冷静。

    “何总，你后悔做海思吗？”

    “后悔？”何庭波吐出一口烟，“从1991年任总让我搞芯片预研开始，我就没想过后悔。这条路再难也得走，不走，华为就永远受制于人。”

    她转头看林辰：“你知道吗？1996年，我们想买一套eda设计软件，美国人说不卖，怕我们用来做军事芯片。那时候我就发誓，总有一天，我们要做出自己的芯片，用自己的工具。”

    “那套软件后来买到了吗？”

    “买到了，加了30的‘风险溢价’，”何庭波冷笑，“这就是现实。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只能自己搞。”

    实验室里传来争吵声。两人赶紧回去。

    原来是硬件组和软件组吵起来了。硬件组长李敏——一个四十多岁的工程师，在华为干了十年——情绪激动：“改架构？你说得轻巧！改架构意味着重新设计，重新流片，又是几百万投入，三个月时间！客户等得起吗？公司等得起吗？”

    软件组长——一个三十出头的博士——也不示弱：“不打补丁能怎么办？现在的架构有先天缺陷，补丁越打越多，最后变成一坨屎山！”

    “你说谁的设计是屎山？”

    “我说的是事实！”

    眼看要动手，林辰一声大喝：“都闭嘴！”

    实验室瞬间安静。

    林辰走到两人中间，看着他们：“吵能解决问题吗？硬件有硬件的难处，软件有软件的局限。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互相指责，是找到第三条路。”

    “哪有第三条路？”李敏红着眼睛。

    林辰沉思了几秒，突然问：“李敏，时钟树的问题，主要是哪个模块引起的？”

    “pll（锁相环）模块，温度稳定性不够。”

    “如果不动时钟树架构，只优化pll呢？用更好的材料，更精密的工艺？”

    “那成本就上去了，”李敏说，“现在用的pll模块是国产的，便宜但性能一般。如果用进口的，性能能提升，但成本增加15。”

    “软件这边呢？”林辰看向软件组长，“如果硬件优化后，时钟偏移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软件补偿能不能跟上？”

    软件组长想了想：“如果能降到三分之一，我们的算法应该能应付，cpu占用率可以控制在5以内。”

    “好，那就这么办，”林辰拍板，“硬件组优化pll模块，用最好的材料，成本我来协调；软件组优化算法，目标5占用率；测试组配合，一周内出验证结果。”

    他顿了顿：“这不是完美方案，是妥协方案。但商业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完美，只有权衡。我们要在性能、成本、时间之间找到平衡点。”

    方案定了，团队重新动起来。林辰回到办公室，开始算账：pll模块升级，单片成本增加15；算法优化需要增加两个软件工程师；测试验证要占用实验室资源……初步估算，总成本增加800万。

    钱从哪里来？海思的预算已经很紧张了。

    他拿起电话，打给任正非。深夜十二点半，任总应该睡了，但事情紧急。

    电话响了三声就通了。“林辰，什么事？”任正非的声音很清醒，不像刚睡醒。

    “任总，抱歉这么晚打扰。海思遇到问题，需要追加预算。”林辰简单汇报了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800万，不是小数目。但比起两亿美元的合同，值得。我批了。”

    “谢谢任总。”

    “别谢我，”任正非说，“林辰，我提醒你：技术问题好解决，人心问题难。现在公司内部对海思有不同声音，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

    “明白就好。还有，ti降价的事你知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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