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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个整编师的军火，这是武装一个方面军的量。”他的声音不疾不徐，“蒋先生应该清楚，卢润东同志的军工体系不是隶属于南京的，生产安排、出货渠道、定价机制，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程。这件事，我不能替他答应。但我可以替他传达一个意思。”

    他顿了顿，将目光从石桌抬起来，重新落在蒋介石脸上。

    “假如我们同意按对等原则提供军火。卢润东同志也愿意以川军的基准价格作为参照。但有一条，必须写在纸面上。”

    “哪一条？”

    “这批物资永远不得用于对内作战。”

    蒋介石沉默了一瞬。

    然后他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可以。”

    “除此之外——”蒋介石又道，“一旦开启对外作战，弹药补给我希望可以赊欠。”他顿了顿，补了四个字，“为了对等。”

    胡公没有笑。

    但他的眼角极其轻微地皱了一下，那是一种对这场谈判的荒谬之处心知肚明、却又不便点破的表情。赊欠对等——这四个字从蒋介石嘴里说出来，连亭子外面的宋子文都微微别过了脸。

    “可以。”胡公说，“赊欠的周期和上限，后续具体谈。”

    蒋介石把拐杖换了个手，坐直了一点。

    他没想到胡公答应得这么利落。

    他带了十五个师的要价单来，预算了三轮讨价还价，预留了让步空间，结果前二轮都没用上——对方只是加了一条“永不用于对内”，就把他最想要的东西点头应了。

    这让他有些意外，也让他警觉——对方要的，到底是什么？

    “好。我的条件说完了。你们的条件，说说看。”

    胡公把搪瓷缸子放下。他的动作很轻，但缸底磕在石桌上，发出了一声很脆的响。

    “南京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我方组织及其所属组织成员的迫害，并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

    顿了顿。

    “这是前提。”

    蒋介石没有马上回答。

    他看着胡公，胡公也看着他。

    亭子里安静了一瞬，只有山风吹动松枝的声音。

    蒋介石从石凳上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站在亭子的栏杆边，背对着胡公。胡公没有跟着站起来，也没有回头看他的背影。

    他仍旧坐在石凳上，两手交叠搁在膝盖上，身形安稳，目光平视前方。宋子文站在亭子外面，卢润东也站在亭子外面。

    两人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

    “可以。”

    蒋介石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没有转身。他望着山下的云海，声音被山风吹得有些散。

    胡公站起来，拍了拍大衣上的灰，把手里的木棍重新拿起来。起身时袖口擦过石凳边缘，带起一点点干苔藓的碎屑，他用指腹轻轻拂掉了。

    “那好。剩下的细节，让

    蒋介石点点头。

    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神色。他看了宋子文一眼，又看了卢润东一眼，最后目光落在胡公身上。

    “周先生。下山？”

    胡公微微一笑，把木棍杵在青石板上，发出笃的一声。

    “请。”

    腊月初八。

    西安。

    记者招待会。

    会场设在西安城内新落成的党政大礼堂。

    这座礼堂是卢润东去年初开始建的，钢筋水泥结构，穹顶很高，回声效果极好。

    主席台上摆了一长排桌子，铺着深蓝色台布，桌上放着麦克风和名牌。

    台下坐满了中外记者——《大公报》、《申报》、《字林西报》、《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路透社，甚至还有从东京赶来的人。闪光灯偶尔闪一下，镁粉烧出的白光在穹顶上炸开，又缓缓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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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从中国的心脏炸开，沿着海底电缆和短波信号，三天之内传遍了伦敦、纽约、巴黎和莫斯科。半个月后，世界各地的报纸社论还在为此事争论不休。

    腊月二十。

    西安城北，原西北军的一座旧营房被改成了临时安置所。

    释放的政治犯陆陆续续回来了。

    从南京、武汉、长沙、北平、重庆，铺了一路的车票、船票、火车票、骡车和步行的脚板。有的烂了脚，有的断了肋，有的瘦得皮包骨，有的在监狱里染了痨病，咳得整个人佝偻成一团。

    重伤的先送西安军医总院——卢润东把医院里最好的病房全腾了出来，又从全省调拨了一批医生过来。药厂的特效药品连夜调拨，一箱一箱往病房里送。

    他带着中央的全部人员去了医院。

    没有通知记者。他穿了一件普通灰布棉袄，戴着口罩，走进病房的时候，满屋子的伤病员都愣住了。一个从南京监狱出来的老同志，双手被反铐了多年，肩膀已经变形，看见来人，想从床上坐起来。

    他走过去，按住他的肩膀。

    “不急。慢慢来。”

    老同志攥住他的袖子，攥得紧紧的。没有哭，没有喊，只是攥着。

    腊月二十五。

    西安。

    第七次总结大会。

    党政大礼堂里坐满了人。

    主席台上方挂着一面崭新的红旗，镰刀锤头绣得端端正正。

    上万人把穹顶下的每一寸空间都填满了，热气从人群里蒸上来，被高处的通风口缓缓吸走。没人抽烟，没人交头接耳。

    只听见木头椅子偶尔被压得嘎吱响，和后排有人用力吸鼻子的声音。

    他站在台上。

    面前是麦克风，身后是红旗。

    他看着台下那些脸——有些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有些是从沦陷区的地下战线撤出来的，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伤口还没拆线的。

    他沉默了很久。

    会场里没有人催促。

    然后他开口了。

    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来，被穹顶扩开，沉稳地铺满了整个礼堂。

    “同志们。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

    台下安静了几息。

    “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在野的武装力量。我们是这个国家抗战序列里，堂堂正正的一部分。这个代价，是用无数同志的血换来的。”

    他顿了顿。

    他看着台下，看着那些空了的袖管和缺了的腿，看着那些在监狱里被关白的头发和在这里熬白的头发。

    “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国家也不会。后来人更不会！”

    台下有人站了起来。

    然后是更多人。

    没有口号，没有欢呼。

    所有的掌声都揉进了通红的手掌和通红的眼眶里。

    刚回来的和一直在的，相互点着头，握着手，抽着同一撮旱烟。

    卢润东坐在台下的角落里。

    他身边是郝老歪和宋老驴，再旁边是张熊大，还有几个村里出来的老兄弟。

    礼堂里太热，他把对襟唐装的领口扣子解开一颗。

    郝老歪凑过来，低声说：“哥，你今天没上台。”

    卢润东没说话。

    他看着台上的旗帜，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的嘴角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像是一个走了十年夜路的人，终于在天亮之后，对自己说了一句不用再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