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间的惶惑、部落的算计相比，二月的兴庆府皇宫，却弥漫着一种诡异的、物资充裕的乐观气氛。

    

    梁太后仔细检视着新送来的一批“宋货”：

    

    数十匹厚实的郫县筒布，虽然颜色有些黯淡，但质地结实，正好可充作军服衬里；

    

    几十包常见的草药，虽非名贵，但治疗风寒外伤足矣；

    

    最让她满意的，是十几副保养得相当不错的宋军步人甲半身甲，虽然款式是仁宗年间的，但铁叶厚实，擦去浮锈后幽光凛凛。

    

    更重要的是，还有渠道隐约传来消息，通过特殊关系，或许能搞到一批宋军制式的弩机用铜“机括”，那可是热销货！

    

    “好，好，好！”

    

    梁太后抚摸着冰凉的甲叶，对弟弟梁乙埋说：

    

    “南朝自诩物阜民丰，纲纪森严，如今看来，不过如此！

    

    腐败入骨，连军国利器都能流出。此实乃天助我大白高国！”

    

    梁乙埋也面露得色：

    

    “阿姐所言极是。自去岁底以来，南朝似乎门户洞开，这等物资流入远超往年。

    

    虽索价不菲，多要金银宋钱，但于我而言，正是时候！

    

    钱财乃身外之物，堆积库中何用？

    

    化为箭矢刀甲，化为将士饱腹之粮，才是正理！

    

    各部虽有些怨言，称市面钱币流通不便，但大敌当前，谁在乎那些商贾琐事？

    

    待我铁骑踏破宋境，金银绢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他们看到的是仓库里逐渐增加的物资，是军队装备的些许改善，是战争机器得到补给的安心。

    

    至于那些支付出去的、如同金沙般流淌走的铜钱金银，在他们看来，只是完成了从“无用储藏”到“有用军实”的形态转换。

    

    他们嗅得到兵戈的铁锈味，闻得到粮草的尘土气，却唯独闻不到。

    

    那代表着国家经济血脉的“铜臭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西夏的躯体上消散。

    

    宫廷的算师曾忐忑地报上数字，提及国库金银锐减，市面上优质钱币罕见。

    

    梁乙埋闻言大笑斥道：

    

    “庸人自扰！国库空虚？待我们拿下大顺城，宋朝的府库就是我们的国库！

    

    市面上钱少？等我们掠来亿万贯，你要多少有多少！如今一切，只为求战！

    

    战必胜，胜必有所得！此乃以天下之财，养我国之兵，何乐不为？”

    

    在他们的认知里，财富的流动公式简单而粗暴：

    

    支出（钱）→获得（物资/军备）→投资（战争）→巨额回报（掠夺）。

    

    他们完全无法理解，那被抽走的“钱”，不仅仅是交易的媒介，更是整个社会经济赖以协同运行的“血液”和“信用”。

    

    当血液被抽干，信用被榨尽，即使抢来再多的战利品，也无法让一个已经瘫痪的躯体重新奔跑。

    

    二月的最后一天，一批最新的交易在边境秘密完成。

    

    西夏几个大族联合出资，用最后筹集到的一批黄金和窖藏的古钱，换回了“山西客”承诺的“硬货”——二十架需要修复但主体完好的宋军神臂弩，以及足够装配上三百人的、带有宋军印记的旧皮甲。

    

    交货时，“山西客”诚恳表示，南朝内部查缉渐严，此等交易，三月之后恐难以为继，劝贵人们“且行且珍惜”。

    

    兴庆府为此举行了小型的庆贺仪式，视作吉兆。

    

    他们觉得自己用“无用”的金银，换来了“实在”的军力，还在敌人内部埋下了腐败的种子。

    

    他们不知道，自己付出的，是这个政权最后的经济元气；

    

    而换回的，除了少量有用物资，更多的是虚假的信心和一堆被动过手脚的、可能在关键时刻背叛主人的武器。

    

    河套的寒风依旧，巴特尔用贬值的钱勉强抓了药，乌恩喝着换来的茶憧憬战利品，野利罗支抚摸着黄金计算着部落的退路，而兴庆府的宫殿里，弥漫着战前最后虚幻的暖意。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时代的浪潮中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却无人知晓，脚下坚实的土地，正在无声无息地塌陷。

    

    那流淌走的金沙铜钱，带走的不仅是一笔财富，更是一个王国在危机中自我调节、维持基本运转的最后可能。

    

    当三月春风终至，带来的将不是暖意，而是帝国躯体失血过多后，刺骨的严寒。

    

    宫殿内的牛油火把噼啪作响，将梁太后拓跋氏（梁氏）的影子投在绘制着党项先祖驰骋草原的壁画上，巨大、摇曳，仿佛某种蓄势待发的古老兽灵。

    

    殿中弥漫着青盐、羊肉、奶酒与皮草混合的气息，但更浓郁的，是一种绷紧的、混合着野心与焦灼的战意。

    

    西夏国内的实权人物几乎尽数在此：

    

    国相梁乙埋昂首立于御座左下首，他是这场突袭的刀锋；

    

    仁多保忠、嵬名阿吴等宿将，以及野利、没藏、卫慕等大部的头人分坐两侧，他们的面孔在跃动的火光下半明半暗。

    

    年幼小皇帝李秉常（西夏惠宗）穿着略嫌宽大的龙袍，安静地坐在母亲身旁，眼神有些懵懂地望着下方这些散发着剽悍气息的男人们。

    

    “雪线退了，鹰就该亮出爪子；春天来了，大白高国的铁骑就不能闲在厩里！”

    

    梁太后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压过了殿中的细微嘈杂。她没有看儿子，目光如刀，缓缓扫过每一张脸。

    

    “南朝欺我太甚，岁赐削减，边衅不断，更在绥德筑城，如一把刀子，抵在我夏州的咽喉！此等大辱，先祖景宗皇帝之时，何曾有过？！”

    

    她的话点燃了殿中本就燥热的空气。仁多保忠捶了一下胸甲，闷声道：

    

    “太后说的是！宋人得寸进尺，不狠狠打回去，他们便当我大白高国无人！”

    

    “打回去？怎么打？”

    

    卫慕部的头人慢悠悠开口，声音带着草原风沙的粗粝：

    

    “南朝墙高寨坚，种谔、刘昌祚都不是易与之辈。去岁试探，也没讨到便宜。”

    

    “所以，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就要打断宋人的脊梁骨！”

    

    梁乙埋踏前一步，声若洪钟。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

    

    “老法子，一部佯攻，一部主攻，但这次，我们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砸在一个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