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骞渐渐明白，与其在迷茫中瞎折腾，不如沉下心来读书。
家附近200多米远的温州市图书馆，成了他最常去的地方。
对他来说，馆里那些泛黄的书页，比家里那本被母亲用来纳鞋底的《养兔手册》有趣多了——虽说那本旧书里彩色的兔子解剖图，曾是他最早的生物学启蒙，可比起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书籍，实在是太单薄了。
从家里到图书馆，也就几分钟的路程，吴骞一周能去三四次。
一进图书馆，他就直奔报纸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新到的报纸，他都要逐版浏览。
不过这里有个小秘密：办理阅览证需要单位证明，吴骞是待业青年，根本拿不出，他手里的阅览证还是以前托人办的，早就“身份不符”了。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其实都知道，可没人点破，反而总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每次吴骞找好座位坐下，工作人员路过时，总会投来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轻视，只有善意的理解，这让吴骞心里暖暖的。
在图书馆的阅览桌上，吴骞读了好多书。
当时红极一时的《金光大道》《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红岩》《艳阳天》，他一本没落；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敢作敢为、《镜花缘》里光怪陆离的世界、《红楼梦》里细腻的人情世故，还有鲁迅作品里深刻的思考，都让他着迷。
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是，他啃完了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
那可是大部头着作，厚厚的好几本，里面好多内容他都看不太懂，只能囫囵吞枣，可就算这样，也像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让他知道了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
直到后来，吴骞想起温州市图书馆，心里还是满是温暖——在他最迷茫无助的时候，是那里的书和善意的人们，给了他慰藉和力量。
其实从中学时代起，吴骞就养成了从读书中找寄托的习惯。
那时候教育状况特别差，“读书无用论”到处都是，张铁生交白卷还被当成“英雄”，谁要是埋头读书，反而会被人笑话。
大家都觉得，能找到工作、能赚钱才是真本事。
吴骞就算读了书，也得装出不读书的样子。去学校的时候，他不敢背书包，只能把课本偷偷塞进袖筒里，低着头快步走，生怕遇见邻居或熟人，被人说“还读什么书，没用”。
课堂上更是混乱，课桌被摆成战壕的样子，学生们分成两边，吵吵闹闹，甚至还会喊打喊杀，任课老师只能无奈地摇头，根本没法正常上课。
1972年，温六中高中部招生时明明有四个班，每班60多人，可到毕业的时候，总共只剩下40多人，流失率高达80%。
那明明是个不鼓励读书的年代，可吴骞就是喜欢沉浸在书里的感觉——只有在读书的时候，他才能暂时忘记外面的混乱，找到一丝平静。
除了读书，围棋是吴骞的另一个精神支柱。
他爱上围棋，纯属偶然。他有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都是同班，其中一对刘姓双胞胎兄弟会下围棋。
以前他们常聚在双胞胎家里玩，每次看到兄弟俩对着棋盘下棋，吴骞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次，双胞胎笑着对他说：“吴骞，你数学那么好，逻辑思维强，下围棋肯定厉害！”说着就找了几本棋书借给了他。
那几本书是吴清源的《白布局》《黑布局》《定式要领》，吴骞像捡到宝贝一样，抱着书就回家了。
他看不懂的地方就反复琢磨，还对着书里的棋谱一遍遍练习，没过多久就入了门，能和双胞胎兄弟对弈了。
后来，他又认识了几位温州市区水平很高的棋手，每次和他们下棋，吴骞几乎都是输多赢少。不过那些棋手挺认可他，说他“棋路挺正”。
吴骞心里清楚，这是委婉地说他下棋不够果断，杀力不足，是典型的“书房棋”——只会照着棋谱来，缺少实战经验。
后来吴骞有了正式工作，还特意订阅了上海的《围棋》月刊。
同事们知道后，都挺惊讶：“你还看这个？”
在那个大家都忙着赚钱过日子的年代，能坚持订阅围棋杂志，确实挺少见的。渐渐的，围棋和书籍一样，成了吴骞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棋盘上的黑白世界，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每次下棋，他都能从中领悟到不少道理，这对他后来的人生帮助很大。
有时候吴骞会想，自己爱上围棋，或许是“因祸得福”。
如果不是中学时和毕业后那段日子太闲，没事可做，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接触围棋。
平日里在工厂里熬日子，闲下来就看看书，和棋友们下几盘棋，日子就在这样平静又有些沉闷的时光里慢慢溜走。
可他心里始终藏着一丝希望，就算一次次失望，也没彻底放弃。直到1977年10月底，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吴骞整个人都懵了——他盼了这么多年的机会，竟然真的来了！
那种震撼和狂喜，就像漆黑的夜里突然天亮了一样，瞬间照亮了他之前所有灰暗的日子。他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刊登着高考恢复消息的报纸，手指都因为用力而发白，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可能要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