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前一天，依萍跟着王大爷下地看麦子。

    麦田在村东头的坡地上，一片连着一片，绿中透黄，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风吹过，麦浪起伏，沙沙作响，像低声说着什么秘密。

    王大爷蹲在地头，拔了一穗麦子，在手心里搓了搓，吹去麦壳，露出饱满的麦粒。他放进嘴里嚼了嚼，眯起眼睛：“成了，明儿就能开镰。”

    “今年收成怎么样？”依萍也蹲下来，学着他的样子搓麦穗。麦粒很硬，在掌心滚动，带着阳光的温度。

    “比去年好。”王大爷说，“老天爷赏脸，雨水足，鬼子也少来骚扰。这一亩地，打三百斤应该没问题。”

    三百斤，不多。但在这战火连年的土地上，已经是难得的丰收。

    “交了公粮，剩下的够吃吗？”

    “够。”王大爷算了算，“一家五口，省着点，能吃到秋粮下来。还能支援前线一些。”

    他站起来，望着这片麦田，眼神复杂：“陆同志，你知道吗？我种了一辈子地，最怕两件事：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没法子，人祸……唉。”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依萍懂。皖南事变的消息像一片阴云，笼罩在根据地上空。虽然表面上一切如常——春耕，夏收，识字班，文艺宣传——但人心深处，都绷着一根弦。

    回村的路上，遇到二柱带着民兵巡逻。二柱比年初时更黑了，更壮了，腰间的驳壳枪擦得锃亮。看见依萍，他立正敬礼：“陆同志！”

    “二柱，辛苦了。”

    “不辛苦。”二柱咧嘴一笑，露出白牙，“就是最近风声紧，得多加小心。”

    “有什么情况吗？”

    “倒没有。”二柱压低声音，“就是县里传来消息，说国民党那边最近动作多，可能要搞摩擦。咱们得防着。”

    摩擦。这个词很轻，但很重。依萍想起沈文心最近写的文章里，用了“同室操戈”这个词。沈文心写得很克制，但字里行间的悲愤，藏不住。

    回到文工团，沈文心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穿着粗布褂子，袖子挽到肘部，露出晒黑的手臂。头发用根木簪子随便绾着，几缕碎发贴在汗湿的额头上。看起来已经完全像个根据地妇女了，只有那双眼睛——明亮，锐利，还带着知识分子的清透——透露出她的来历。

    “陆同志，你回来了。”沈文心把最后一件衣服搭在竹竿上，抹了把汗，“王大爷说麦子能收了吗？”

    “明天开镰。”

    “那咱们得准备夏收宣传了。”沈文心说，“我已经写了个快板初稿，你帮我看看。”

    两人进屋。桌上摊着稿纸，墨迹未干。沈文心的字很秀气，但笔画有力：

    “打竹板，响连天

    芒种时节收麦忙

    东家西家齐上阵

    镰刀飞舞汗水淌

    麦穗黄，麦粒香

    丰收喜悦满胸膛

    交足公粮支前线

    战士吃饱打胜仗……”

    “写得不错。”依萍说，“就是最后一句，‘战士吃饱打胜仗’，可以改得更实在些。比如：‘多打粮食多贡献，支援前线保家乡。’”

    “好，我改。”沈文心拿起笔，想了想，又放下，“陆同志，你说，咱们现在写这些，还有用吗？”

    “怎么没用？”

    “江南那边……”沈文心声音低下去，“自己人打自己人，前线战士吃咱们的粮食，转头可能就……”

    “沈文心。”依萍打断她，声音严肃，“这种话不能乱说。现在还是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里也有真抗战的。咱们的粮食，是给打鬼子的战士吃的，不管他是八路军还是国军。”

    沈文心沉默了。她低头看着稿纸，良久，才说：“陆同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心里难受。”

    “我懂。”依萍拍拍她的肩，“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稳住。咱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对大局最大的贡献。”

    正说着，春妮跑进来，脸兴奋得通红：“陆同志，沈同志，快去看！县里送新报纸来了！”

    三人跑到祠堂。那里已经围了一圈人，林雪正在念报纸。是《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是社论《抗议皖南事变》，言辞激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行。二版有三篇通讯：一篇写新四军抗战事迹，一篇写皖南事变真相，一篇写全国各界抗议声援。

    群众听得很认真。王大爷蹲在前面，旱烟袋忘了抽；春妮娘和几个妇女抹着眼泪；二柱和民兵们握紧了拳头。

    念完报纸，祠堂里一片寂静。然后，议论声嗡嗡响起：

    “太可恨了！自己人打自己人！”

    “新四军是打鬼子的好部队啊！”

    “这仗还怎么打？”

    林雪站起来，提高声音：“同志们！安静！”

    议论声渐渐平息。

    “我知道大家很气愤，我也一样。”林雪说，“但我们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件事怎么处理，上级有指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做好自己的事——收好麦子，搞好生产，支援所有真心抗日的部队。大家说，对不对？”

    “对！”回答声参差不齐，但渐渐响亮起来。

    “那好。”林雪说，“明天开镰收麦，各村组织互助组，民兵加强警戒，防止敌人破坏夏收。文工团准备夏收宣传，鼓舞士气。大家各司其职，把咱们根据地建设好，这就是对江南牺牲同志最好的纪念！”

    散会后，依萍和沈文心被林雪留下。

    “依萍，文心，有个任务交给你们。”林雪神色严肃，“上级要求我们加强形势教育，但又不能引起恐慌。你们文工团要编几个节目，既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又要维护抗日大局。这个度很难把握，但我相信你们能做到。”

    两人对视一眼，都感到了压力。

    “林团长，我们试试。”依萍说。

    “不是试试，是必须做好。”林雪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宣传就是阵地。你们笔下的每一个字，舞台上的每一句话，都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根据地稳定。”

    从祠堂出来，沈文心一直沉默。走到文工团门口，她才开口：“陆同志，这个任务……我可能完成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的火，压不住。”沈文心看着远处，“在上海，我写文章揭露日本人，揭露汉奸，笔像刀子，又快又狠。现在要我写这种……既要批评又要团结的文章，我写不出来。我怕我一写，就控制不住情绪。”

    依萍理解她的感受。但形势需要，个人情绪必须克制。

    “文心，我教你一个方法。”她说，“不要直接写政治，写人。写新四军战士的牺牲，写他们家人的悲痛，写群众对团结抗战的渴望。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来表达你的观点。这样既真实，又不会太尖锐。”

    沈文心想了想，点点头：“我试试。”

    接下来的几天，沈文心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作。依萍去看她时，桌上堆满了稿纸，写了撕，撕了写，废纸团扔了一地。

    “还是写不好。”沈文心揉着太阳穴，“一写到江南，笔就重，字就硬。”

    “别急，慢慢来。”依萍捡起一个纸团，展开看。上面写的是一个小故事：一个老母亲等儿子归来，等到的却是阵亡通知书。文字很凄美，但太悲伤了。

    “这个故事可以，但要加一点希望。”依萍说，“比如，老母亲虽然悲痛，但把另一个儿子也送上了前线；或者，她把对儿子的思念，化为支援抗战的行动。这样既有悲剧的力量，又有希望的光芒。”

    沈文心眼睛一亮：“我明白了！悲而不伤，痛而不绝。对不对？”

    “对。”依萍笑了，“你悟性很好。”

    又过了两天，沈文心拿出了新稿子——一个短剧《两兄弟》。故事很简单：一家两兄弟，大哥参加新四军，牺牲在皖南；弟弟悲痛欲绝，要去找国民党报仇。村里的干部和老母亲劝他：真正的仇人是日本鬼子，破坏抗战的人最终会被人民唾弃。弟弟醒悟，接过哥哥的枪，参加了八路军，继续抗战。

    剧本写得很朴实，对白都是群众语言，没有大道理，但道理都在故事里。

    依萍看了很满意：“这个好。既揭露了皖南事变的悲剧，又指明了正确方向——团结抗日。而且人物真实，情节合理，群众看得懂，能接受。”

    林雪看了也点头：“可以排。但要尽快，夏收期间就要演。”

    排练开始了。这次的角色很重要，特别是弟弟这个人物——要从悲痛到愤怒到醒悟，情绪转变要自然。文工团里能演这个角色的，只有二柱。

    二柱听说要演这个戏，有些犹豫：“林团长，我……我没演过这么复杂的戏。”

    “没演过才要演。”林雪说，“你是民兵，打过仗，见过牺牲，有生活。这个角色，你最有体会。”

    二柱想了想，答应了。

    排练很辛苦。二柱不是专业演员，很多情绪表达不出来。有一场戏，弟弟得知哥哥牺牲后，要有一段独白，表达内心的痛苦和迷茫。二柱试了好几次，都演得太生硬。

    “不是念词，是说话。”依萍指导他，“你就想，如果牺牲的是你哥，你会怎么想？会说什么？”

    二柱沉默了。良久，他说：“陆同志，我哥……就在江南。”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哥参加新四军三年了。”二柱的声音很低，“上次来信是半年前，说部队要转移，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通信。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后，我……我不敢想。”

    祠堂里一片寂静。春妮的眼泪掉下来，沈文心握紧了拳头。

    “二柱……”依萍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演。”二柱抬起头，眼睛红了，但眼神坚定，“我要把这个戏演好，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哥那样的战士，是怎么牺牲的，为什么牺牲的。我要让所有人明白，真正的敌人是谁，该恨谁，该打谁。”

    从那以后，二柱的表演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在演戏，是在倾诉，在控诉，在呐喊。当他演到弟弟接过哥哥的枪时，那句“哥，你放心，你的仇，我来报；你没打完的仗，我来打”说得斩钉截铁，全场动容。

    排练间隙，沈文心找到二柱：“二柱同志，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悲痛，什么是真正的坚强。”沈文心说，“我以前写文章，总是带着知识分子的腔调，以为悲愤就要慷慨激昂。但你让我看到，最深的悲痛是沉默的，最真的坚强是朴实的。”

    二柱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沈同志，你说得太深奥，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哥牺牲了，我很他，恨那些害他的人。但更恨鬼子，因为鬼子才是咱们中国人最大的仇人。所以我要打鬼子，替我哥打，替所有牺牲的同志打。”

    沈文心把这些话记在本子上。她想，这就是根据地的人民——道理很简单，但很实在；感情很朴素，但很真挚。

    芒种过后，夏收正式开始。天不亮，村里就热闹起来——磨镰刀的霍霍声，集合的哨声，人们的说笑声。太阳刚露头，全村能劳动的人都下地了。男人在前头割麦，女人在后面捆扎，老人孩子送水送饭。田野里一片繁忙，金黄的麦浪中，人影晃动，镰刀飞舞，汗水在阳光下闪光。

    文工团也参加了夏收。依萍、沈文心、春妮她们和妇女们一起捆麦子。这活儿不轻松，麦秆扎手，麦芒刺人，一会儿手上就划出了血道子。但没人叫苦，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

    休息时，大家坐在田埂上喝水。沈文心拿出小本子，现场采访：

    “王大娘，您家今年收成怎么样？”

    “好着哩。”王大娘笑得满脸皱纹，“交了公粮，还能剩不少。等新麦下来，蒸白面馍馍吃！”

    “您儿子在前线，能吃上白面馍馍吗？”

    “能，咋不能！”王大娘说，“咱们多交点公粮，前线战士就能吃得好点。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鬼子。”

    很朴实的话，但沈文心听得很感动。她把这些话记下来，准备写进《夏收纪事》里。

    中午，饭送到地里——玉米饼子，咸菜疙瘩，还有一桶绿豆汤。大家围坐在一起吃，说说笑笑，虽然累，但很开心。

    依萍坐在王大爷旁边，看他吃得香甜，问：“大爷，累吧？”

    “累，但心里舒坦。”王大爷说，“看着这满地的麦子，就像看着希望。陆同志，你说这人啊，再难，有地种，有粮收，就有盼头。”

    “是啊。”依萍望着这片金黄的田野。远处，民兵在巡逻，刺刀在阳光下闪亮；更远处，青山如黛，天空湛蓝。

    这就是根据地——一边生产，一边战斗；一边流血，一边流汗；一边有牺牲，一边有新生。

    下午继续干活。太阳很毒，晒得人头晕眼花。依萍的草帽破了个洞，阳光直射下来，晒得头皮发烫。手上又添了新伤，麦芒扎进去，又痒又痛。但她咬着牙坚持。因为她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坚持——王大爷六十多了还在干，春妮娘腰不好还在干，李大娘身体虚弱还在干。

    她们能坚持，她也能。

    傍晚收工时，每个人都累得直不起腰，但看着堆成小山似的麦捆，脸上都是笑容。

    回到村里，祠堂前支起了大锅，煮着绿豆粥，蒸着玉米饼子。大家蹲在祠堂前吃饭，互相说着今天的收获，计划着明天的活计。

    沈文心累得手都在抖，拿筷子都费劲。但她还是坚持写完今天的日记：

    “六月六日，芒种后三日。参加夏收，累极。手伤多处，晒脱皮。但见群众劳作之热情，丰收之喜悦，心为之振。王大爷言：‘有地种，有粮收，就有盼头。’此言朴实，但道出真理——抗战之根基，在于土地，在于粮食，在于千千万万普通人之劳动与坚守。”

    “晚观二柱排戏，其表演愈发动人。非技巧之功，乃真情之流露。艺术之最高境界，恐非形式之美，乃生命之真。”

    写完后，她吹熄油灯，躺在床上。浑身酸痛，但心里很充实。

    窗外，月光很好。远处传来蛙鸣，一片连着一片，像大地的呼吸。

    夏天真的来了。热，累，但充满生机。

    而她和她的笔，要继续记录这片土地上的汗水、泪水、血水，记录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脉动。

    她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梦里，她看见一片金黄的麦田，麦浪滚滚，无边无际。麦田里，无数人在劳作——有王大爷，有春妮娘，有二柱，有依萍，有她自己。大家挥汗如雨，但脸上都带着笑。

    远处，枪声隐约，但麦田依然金黄。

    她知道，这就是中国——再多的苦难，也压不垮这片土地上的劳动和希望。

    而她的笔，要为这片土地，这些人民，写下最真实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