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六库镇还笼罩在浓雾中。怒江的咆哮声从峡谷深处传来，沉闷如雷，提醒着人们这片土地的险峻与不驯。

    宾馆大堂里，调研组十二人已经整装待发。每个人都是一身户外装束，背包里装着最低限度的必需品——水、干粮、药品、笔记本。扎西顿珠书记说得对，去福贡的路，轻装才能走远。

    林枫最后一个下楼，他换了身更耐磨的迷彩服，脚上是厚重的登山靴。看到大家的样子，他点点头：“都准备好了？再检查一下，特别是药品和通讯设备。”

    秦卫东检查了卫星电话和gps定位器，李悦教授确认了平板电脑的电量，周明远把一叠现金分给几个同志——有些地方，手机支付不管用。

    扎西顿珠带着两个向导过来，都是当地藏族汉子，皮肤黝黑，眼神锐利。“这是尼玛和扎西，”他介绍，“从小在怒江边长大，熟悉每一条山路。有他们带路，安全有保障。”

    简单的介绍后，车队出发。但只开了不到二十公里，柏油路就断了。前面是正在修建的砂石路，坑坑洼洼，路边就是百米悬崖。

    “车只能开到这里。”向导尼玛说，“剩下的路要骑马，或者走路。”

    林枫看了看路况：“骑马吧，节约时间。”

    十几匹当地马已经等在路边，个头不大，但四肢粗壮，一看就是走山路的料。马主人都是附近村寨的农民，拘谨地站在一边，不敢抬头看这些“大领导”。

    林枫选了匹枣红马，翻身而上。动作算不上娴熟，但很稳。岩温省长是本地人，骑马没问题。周明远和几个没骑过马的同志就有些狼狈了，在向导的帮助下才勉强坐稳。

    马队沿着悬崖边的小路缓缓前行。路宽不足两米，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谷。怒江在谷底奔腾，水声震耳。偶尔有碎石从头顶滚落，引得马匹不安地嘶鸣。

    “这样的路，老百姓怎么走？”林枫问向导尼玛。

    “习惯了。”尼玛用生硬的汉语回答，“小孩上学，老人看病，都要走这条路。去年有个孕妇难产，就是用担架抬着走了六个小时，才到能通车的地方。”

    “六个小时……”周明远在后面倒吸一口凉气，“那孩子呢？”

    “没了。”尼玛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寻常事，“大人也没救过来。”

    马队陷入沉默。只有马蹄声和江涛声在山谷间回荡。

    走了约莫三个小时，前面出现一个村寨。几十栋木结构房屋依山而建，屋顶覆盖着石板。寨子很安静，几乎看不到人。

    “这是木古村。”扎西顿珠指着寨子，“全村八十六户，傈僳族为主。去年刚脱贫，但很脆弱。”

    马队在寨口停下。林枫下马，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双腿。寨子里终于有人出来了，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穿着传统的傈僳族服饰，腰间挂着长刀。

    扎西顿珠上前用傈僳语交谈。老者听完，看向林枫，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有敬畏，有怀疑，还有深深的疲惫。

    “他说，寨子里最近不太平。”扎西顿珠翻译，“有三个年轻人失踪了，都是去了缅甸那边。家属去乡里报案，乡里说报上去了，但没下文。”

    “具体什么情况？”

    扎西顿珠又问了老者几句，脸色凝重起来：“更麻烦。失踪的三人里，有一个是村支书的儿子。村支书急病了，现在躺在床上。寨子里人心惶惶，有人说要组织人去缅甸找，被乡里拦住了，说会引发外交纠纷。”

    林枫心头一沉：“去看看村支书。”

    村支书家是寨子里少数有玻璃窗的房子，但玻璃已经碎了，用塑料布糊着。屋里很暗，弥漫着草药味。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眼睛直直地盯着屋顶。

    “老余，省里林书记来看你了。”扎西顿珠轻声说。

    床上的男人缓缓转过头，看到林枫，眼睛突然红了。他想坐起来，但身体虚弱，挣扎了几下又倒回去。

    “林……林书记……”他的声音嘶哑，“我儿子……我儿子……”

    林枫在床边坐下：“慢慢说，怎么回事？”

    老余断断续续讲了经过：他儿子余华，二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在寨子里帮家里种地。两个月前，有人来寨子招工，说去缅甸的矿山开卡车，一个月八千包吃住。寨子里去了六个年轻人，余华也在内。开始还有电话，说是在矿山，工作累但挣钱多。上个月突然断了联系。家属到处打听，才从一个逃回来的人那里得知——根本不是什么矿山，是电诈园区，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们想去要人，乡里不让。”老余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说那边乱，去了可能回不来。可我儿子……我儿子才二十五啊……”

    屋里一片死寂。秦卫东的手握成了拳头，罗建国的脸色铁青。周明远别过脸去，李悦教授咬紧了嘴唇。

    林枫握住老余的手：“老余，你放心。你儿子的事，我们管到底。省里正在部署专项行动，一定会想办法解救被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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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吗？”

    “真的。我以省委书记的名义向你保证。”

    从老余家出来，调研组在寨子里转了一圈。情况比想象的更糟：除了失踪的三人，寨子里还有十多个年轻人在缅甸“打工”，多数已经失去联系。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儿童。学校只有两间教室，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卫生室缺医少药，感冒发烧都要走几个小时去乡里。

    在一户人家门口，林枫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背着比她人还高的柴捆，踉踉跄跄地往家走。他上前想帮忙，小女孩警惕地后退几步，乌黑的眼睛里满是戒备。

    “她父母都在缅甸。”向导尼玛低声说，“奶奶带着她，奶奶去年摔伤了腿，干不了活，家里的活都是她干。”

    林枫蹲下身，从背包里掏出几块巧克力，慢慢递过去。小女孩犹豫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接过去，紧紧攥在手心，但没有吃。

    “你叫什么名字？”林枫用尽量温和的语气问。

    小女孩不说话，只是摇头。

    “上学了吗？”

    还是摇头。

    扎西顿珠叹息：“这样的孩子寨子里不少。父母出去了，有的死了，有的不回来了。爷爷奶奶年纪大，能养活就不错了，上学……顾不上。”

    中午，调研组在寨子里的公房吃饭。简单的玉米饭、野菜汤、一点腊肉。大家都吃得很少，不是饭不好，是心里堵得慌。

    饭后，林枫召集大家在公房开会。没有桌椅，就坐在木地板上。

    “都说说吧，看到的情况。”他的声音有些疲惫。

    岩温省长第一个开口，这位傣族汉子的声音有些哽咽：“林书记，我是土生土长的滇省人，但今天看到的……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以为版纳够苦了，普洱够难了，但跟怒江比……这里的老百姓，真的太难了。”

    罗建国从公安角度分析：“边境线长，地形复杂，管控难度极大。更麻烦的是，这里的跨境犯罪已经和民族问题、贫困问题深度交织。单纯打击，可能引发民族矛盾；不打击，犯罪活动会愈演愈烈。”

    周明远说的更直接：“根本问题还是发展问题。这样的生存条件，这样的收入水平，年轻人不出去才怪。问题是正常出去打工也就罢了，现在是被骗去犯罪。我们必须给边民提供正当的、有尊严的出路。”

    李悦教授提出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整个寨子只有村支书家有部固定电话，信号时有时无。手机信号几乎为零。这种信息隔绝状态，是电诈犯罪能得逞的重要原因——边民对外界缺乏了解，容易被谎言蒙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将近一个小时。但越说越感到无力——问题太多了，太复杂了，每一个问题都连着另一个问题，像一团乱麻，找不到线头。

    最后，所有人都看向林枫。

    林枫沉默了很久。他站起身，走到公房门口，望着外面连绵的群山和深不见底的峡谷。怒江的水声从不远处传来，咆哮着，仿佛在质问什么。

    “同志们，”他没有回头，声音在江涛声中显得格外清晰，“这几天，我们走了四个州市，十几个村寨。看到了曼嘎村无助的老人，看到了普洱失魂落魄的老杨头，看到了瑞丽被打的年轻人，今天又看到了木古村绝望的父亲和背柴的小女孩。”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这一路，有人问过我，为什么非要下来看？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材料不行吗？批文件、发指示不行吗？”

    “今天我可以回答：不行。因为材料里不会写老杨头空洞的眼神，不会写小女孩手上的老茧，不会写老余眼角的泪水。这些，只有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才能真正明白。”

    他走回屋里，从背包里拿出那本厚厚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着：“这一路，我记了上百页。每一页，都是一段沉重的现实，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问题存在很久了，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没错，确实很久了。曼嘎村的问题存在三年了，普洱的案子压了两年，木古村的年轻人失踪半年了。为什么一直没解决？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只会坐在办公室里搞理论，制定方案，发文件，开会议。他们知道边境线有多长，但不知道边民要走多少山路去看病；他们知道gdp是多少，但不知道老百姓口袋里还剩几个钱；他们知道要打击犯罪，但不知道打击之后，那些破碎的家庭谁来管！”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是在质问。屋里一片寂静，只有江涛声从远处传来。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林枫的声音低沉下来，“不是开开会、发发文件、讲讲大道理。是要走到群众中间，了解他们的苦，感受他们的痛，解决他们的难。是要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搬到边境村寨，搬到老百姓的家里！”

    他重新坐下，翻开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出发前，有人劝我，说省委书记下去调研，安排几个点看看就行了，何必这么辛苦？我当时没回答。现在我可以回答：因为坐在办公室里，永远不知道边境的真实情况；因为只听汇报，永远听不到群众的真心话；因为不走下来，永远不明白什么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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