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7日，巴黎，波旁宫，法兰西公社劳工总联合会（CGTU）总部，大会议厅。
没有阳光穿透高高的彩绘玻璃窗，厚重的天鹅绒窗帘紧闭，只有无数盏枝形水晶吊灯将大厅照得如同白昼。
空气中弥漫着烟草、旧木头、以及一种近乎凝滞的沉重气息。椭圆形的巨大会议桌旁，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他们是法兰西公社的真正权力核心——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工会代表、政治派别领袖、合作社负责人、知识分子代表。他们的脸上，刻着长期斗争的风霜，也映照着此刻变幻莫测的时局带来的深刻焦虑与决绝。
玛格丽特坐在主席位，面前摊开着一份薄薄的文件，那是关于柏林政权更迭的紧急简报。她穿着朴素的深色西装，橙红色的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严谨的发髻，脸上没有表情，既无得知宿敌内乱可能带来的短暂欣喜，也无对旧识奥托·韦尔斯倒台的丝毫惋惜。
紫罗兰色的眼眸平静地扫过台下每一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那目光沉静如深潭，却仿佛能洞悉每个人心底最细微的波澜。
“同志们，”她的声音不高，但通过扩音器清晰地传遍鸦雀无声的大厅，“就在不久前，柏林发生了政治地震。奥托·韦尔斯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一个代表着容克地主、重工业巨头和最反动军国主义势力的男人。”
她顿了顿，让这个消息的份量在每个人心中沉淀。大厅里响起一阵压抑的骚动和交头接耳声。施莱歇尔的名字，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与血腥镇压、扩军备战、极端民族主义紧密相连。
“这意味着什么？”玛格丽特继续，语气依旧平稳，却带着冰冷的分析力，“意味着韦尔斯政府那层薄薄的、试图平衡阶级矛盾、维持某种‘秩序稳定’的面纱，被彻底撕毁了。意味着柏林将不再掩饰其对外扩张、对内高压的本质。意味着我们一直担心的、最坏的情况——一个彻底撕下伪装、奉行铁血政策的德意志帝国——已经出现在我们东边的国境线上。”
她拿起那份简报，却没有看：“东欧的革命烈火已经点燃。而柏林的回应，不是反思其傀儡政权的失败，不是寻求与东欧人民对话，而是换上了一批更乐意、也更擅长使用武力来‘恢复秩序’的刽子手。施莱歇尔的上台，彻底断绝了通过外交斡旋、政治妥协来避免欧洲全面冲突的最后一丝可能性。和平的窗户，已经被他们从内部焊死了。”
这番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不平静的湖面。那些原本还对“国际调停”、“避免战争”抱有最后幻想的人——主要是劳工民主联合会（CGT-D）中的激进党、共和社会党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一部分深受自治主义影响、对集中权力和国家机器抱有疑虑的无政府派、地方主义者代表——脸上最后一丝犹豫和挣扎，终于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
他们或许不赞同玛格丽特过于激进的全球革命战略，或许担忧过度的军事化会损害来之不易的工人权益和社会成果，或许害怕战争的巨大代价最终会由普通劳动者承担。
但在施莱歇尔这样一个象征面前，所有的“或许”都显得苍白无力。与这样的敌人，还有妥协的余地吗？当他磨刀霍霍，准备将革命的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都纳入其“新秩序”时，高喊和平与民主，岂非与虎谋皮，甚至是为虎作伥？
一个来自里昂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老代表——达拉斯·加特，曾经最激烈地批评过公社“过度国家化”和“战争倾向”，此刻缓缓举起了满是老茧的手，声音沙哑却坚定：“卡隆同志……我们……我们不能再心存幻想了。柏林换上的不是新的谈判对手，是拿着屠刀的疯狗。为了保卫公社，为了不让1914年的悲剧重演，我们……支持必要的防御和反击措施。”
另一位来自马赛的共和社会党议员，脸色沉重地补充：“民主不能向刺刀屈服。如果战争是为了阻止一个企图用铁蹄践踏所有自由和进步力量的帝国，那么，这场战争就是正义的，不可避免的。我们支持总联合会的决定。”
无政府派地方主义者的代表——马里乌斯，虽然依旧强调要保障地方自治和前线士兵家庭的权益，但也明确表示：“当整个民族和革命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地域的界限必须让位于共同的斗争。我们同意授权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马列派和主流工团派的代表们，则早已摩拳擦掌。多列士站起身来，语气铿锵：“柏林政权的更迭，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及其法西斯化倾向。无产阶级不能等待被屠宰！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兄弟的革命，必须主动出击，打破帝国主义可能形成的包围圈！我们完全拥护玛格丽特同志提出的东欧干涉与对德作战方略！”
约瑟夫·爱泼斯坦也激昂陈词：“劳动成果不容侵犯！公社的边界就是工人阶级的边界！施莱歇尔想要战争？那就给他战争！让他看看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能创造财富，更能保卫家园，摧毁一切反动堡垒！”
会场的气氛，从最初的沉重、疑虑，逐渐转向一种悲壮而统一的决绝。最后的和平幻想破灭了，剩下的只有背水一战的觉悟。
玛格丽特静静地听着，看着。她看到曾经激烈反对她的人，此刻眼中含着泪光却举起赞同的手；看到一直支持她的人，脸上露出“早该如此”的坚毅；看到那些中间派，在现实的铁壁前，无奈却坚定地选择了站队。
她的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胜利”的喜悦。这不是辩论的胜利，这是幻灭的代价，是历史将最残酷的选择题，硬生生塞到了每个人手中。
当最后一个代表发言完毕，会议主持人宣布就“授权公社政府及军事委员会，采取包括必要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应对德意志帝国及其仆从国的威胁，支持乌克兰人民的革命斗争，扞卫法兰西公社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决议进行表决时——
全场起立。
没有反对，没有弃权。一只只或苍老、或年轻、或粗糙、或纤细的手臂，森林般举起。
全票通过。
掌声没有立刻响起。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加凝重的寂静。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票投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数家庭将送子参军，意味着工厂将全力运转生产军火，意味着巴黎的灯火可能会再次因空袭而熄灭，意味着塞纳河可能再次被鲜血染红……
也意味着，法兰西公社，这个诞生于战火与理想中的政权，将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一场决定自身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空前浩劫。
玛格丽特缓缓站起身。她环视着这片沉默的、举起的手臂的森林，紫罗兰色的眼眸深处，仿佛有沉重的火焰在燃烧，但那火焰的核心，是冰冷的、坚不可摧的意志。
“同志们，”她的声音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加清晰，也更加沉重，“我接受总联合会的授权。这不是荣耀的权柄，这是滚烫的、沉甸甸的责任。从这一刻起，世界革命的前路，法兰西公社的存亡，法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将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肩上，尤其是压在我们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肩上，压在我们每一个在后方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劳动者肩上。”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积蓄力量，然后，一字一句，如同誓言般说道：
“我们不要战争，但当战争被强加于我们时，我们绝不退缩。我们将用我们的钢铁、我们的意志、我们千百万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力量，去迎击一切来犯之敌。为了公社，为了革命，为了一个没有压迫和战争的未来——”
“准备战斗。”
最后四个字，没有任何激昂的语调，却像铁锤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
会议结束了。代表们沉默地离开，脚步沉重。他们带走的，不是激昂的口号，而是一份铅块般沉重的决心和一份清晰无误的授权。
玛格丽特独自站在空旷了许多的主席台上，水晶灯的光芒在她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阴影。路易和薇薇安从侧门走进来，无声地站在她身后。
她没有回头，只是望着前方，仿佛能穿透墙壁，看到东部边境线上正在集结的钢铁洪流，看到基辅街头的硝烟，看到柏林威廉街上趾高气扬的新贵，看到更远处，那浩瀚无垠、却即将被战火覆盖的欧洲大陆。
欣喜？不存在的。悲伤？或许有，但已被更庞大的责任吞噬。
只有责任。如山如海，冰冷而真实的责任。历史的车轮，已经被她亲手，也被这大厅里所有人的手，共同推上了那条名为“全面战争”的、无法回头的轨道。而她，必须成为那个掌舵者，无论前方是胜利的彼岸，还是毁灭的深渊。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专注。
“通知总参谋部，‘黄色方案’最终确认，执行倒计时开始。通知所有相关部门，总动员令，于明日零时，正式生效。”
命令简洁，冰冷，不容置疑。世界大战的扳机，在巴黎这间充满历史意味的大厅里，被法兰西公社的工人阶级代表们，以全票通过的方式，缓缓扣下。
而扣动扳机的人，眼中没有狂热，只有一片沉静的、映照着即将来临的风暴的、冰冷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