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省的群山，用陡峭的崖壁与深切的河谷，塑造了杨龙喜生命的底色。

    他在桐梓县出生长大，三十余年光阴，大半都在山峦的褶皱里度过。

    娄山关血战之后，他将战死的舒光富与吴三省，安葬在家乡向阳的山坡上。

    作为有功之人，夏府衙门原打算让他担任桐梓县尉，协助新知县管理捕快衙役，维持地方治安。

    与他并肩作战的营长张大彪，也看中了他，拍着他肩膀说：

    “来夏军吧，一起为穷苦人打天下。”

    杨龙喜在家里想了三天。

    县尉的差事安稳，能照应家小。

    可张大彪那句话，却像颗火种，盘桓在他心头，久久不熄。

    他眼前总晃过舒光富弥留时，呼唤儿子的模样；想起吴三省血迹斑驳的尸身；想起乡亲们沉默枯瘦的脸；想起自己当初，为何拿起刀枪。

    第三天晚上，他安顿好父母妻儿，去桐梓县城，找到正在休整的张大彪。

    只说了句：“我随你们去。”

    于是他进了大量补充新兵的张大彪营，从排长做起。

    跟着第二军的队伍，如一股铁流卷过黔省，又涌进滇省的崇山峻岭。

    滇省方才平定，他们便扎进上缅甸闷热的雨林，准备向下缅甸进发，去会会横行那里的不列滇人。

    杨龙喜作战凶悍，又有山民特有的机敏，军衔从少尉一路升到上尉，手下管着一个百多人的连队。

    他们在雨林里准备了一年，砍树筑营，行军训练，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然而命令却忽然变了：暂不与洋人接仗，全军回师，东进中原，先覆灭旧朝。

    队伍开拔，一走就是两个月。

    对杨龙喜而言，相比之前在黔滇，这趟行军，如同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

    他们从云贵高原的群山腹地走出，于湘西登船，顺沅江东下。

    当船舷劈开江水，驶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时，这个山里汉子，第一次怔住了。

    水。到处是水。

    浩荡得接天连地，仿佛把所有的山，都融化了，铺展成一片望不到边的灰绿。

    风贴着湖面刮过，带着腥湿的气息。

    这与黔省高耸的峡谷、清澈的山涧全然不同。

    一股陌生而雄浑的力量，让他下意识握紧了船舷。

    之后进入长江。

    喷吐黑烟的火轮船，像钢铁巨兽般嘶鸣，江面桅杆如林。

    江城那里，无数叫不出名字的工厂，竖起高耸的烟囱，把天空染成深浅不一的灰黑。

    街上车马喧嚷，人流如织，商铺招牌鳞次栉比。

    这一切光怪陆离，扑面而来，让他这山里人看得眼花。

    心头既有震撼，也有一丝隐约的惶惑。

    天下原来这么大。

    在江城休整十天后，命令又至。

    他们搭船溯汉江北行，直抵襄阳。下

    船，整队，背起行囊枪械，步行进入南阳府地界。

    休整训练两月后，团部的指示下来了：

    即将进入旧朝的控制区，全体须提高警惕。

    杨龙喜和连里的军法官被召去开会。团长张大彪除了重申行军纪律，还特别叮嘱：

    注意那些看似寻常的百姓，旧朝团练乡勇惯于化装袭扰；

    注意水源食物，提防投毒；

    行军宿营，绝不许官兵落单。

    气氛一下子绷紧了。

    杨龙喜回到连队，立刻召集各班排长，反反复复向战士们宣讲，把上级的提醒掰开揉碎，灌进每个人耳朵里。

    一时间，连队上下如临大敌，仿佛前路，布满了看不见的陷阱与刀刃。

    十一月中旬，部队开出南阳，向东进入汝宁、陈州，剑指许州。

    然而预想中的激烈抵抗，并未出现。

    沿途州县，旧朝官吏听闻夏军将至，往往早早卷了细软，弃城而逃。

    偶有几处本地乡勇据守的土寨，待夏军摆开阵势，几发炮弹轰过去，寨墙上便竖起降旗，或是一哄而散。

    战事顺利得有些反常。

    但真正让杨龙喜感到不适的，不是战斗轻松，而是这片土地本身。

    平，太平了！

    这不是黔省山间，那些巴掌大的坝子所能比拟的。

    目光所及，大地平坦如砥，如一块无边无际的土黄色毡子，直铺天际。

    偶有的树林或村落，非但没打破这平整，反倒更衬出它的辽阔。

    连续走几天，连个像样的土坡都见不到。

    杨龙喜起初只觉得头晕目眩，脚下发虚，仿佛不是踩在实地上，而是漂在一片凝固的、土黄色的大海上。

    夜里宿营，没有熟悉的山影环抱，他竟有些失眠，总觉得少了依靠，四面八方空落落的。

    更让他困惑的景象，紧接着出现。

    以他山民的见识，如此沃野千里，理当是丰饶粮仓，农人的日子总该宽裕些。

    可眼前所见，却全然两样。

    沿途的农夫农妇，大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

    他们住的土坯房低矮破败，村边的田野许多竟荒着，长满枯黄的杂草。

    但当夏军队列经过时，这些看似麻木的百姓，眼里骤然爆出惊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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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怕这些扛枪推炮的士兵，反而从四面围拢上来，端出水，递上仅有的、硬邦邦的杂粮饼子。

    好多人眼眶通红，声音哽咽：

    “可算把你们盼来了！”

    “夏军来了，俺们的苦日子到头了！”

    他们不仅踊跃出人出力，帮夏军搬运粮秣辎重，显出令人咋舌的组织能力；

    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许多青壮不知从何处，摸出了各式各样的火器：

    老旧的燧发枪、火绳枪，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夏军主力已在逐步换装的54式前装线膛枪。

    杨龙喜亲眼所见，一个约莫二十出头的精瘦后生，肩头扛的正是一把他曾无比熟悉的、夏府兵工厂造的54步枪。

    枪托上的编号，已被磨得模糊。

    这些人为夏军当向导，侦察敌情，追剿小股溃散的旧朝兵勇。

    甚至敢袭扰通往开封、洛阳的官道上，清妖的辎重车队。

    他们熟悉本地每一处沟坎、每一片树林、每一座村庄。

    除了少数重兵驻守的府县城池，中原大地的乡村，仿佛在夏军到来之前，就已悄然换了天地。

    这让做足准备的杨龙喜和战士们，在长松一口气的同时，心里也满是疑惑：

    这哪里像“敌占区”？

    这些百姓，这些武装，到底从哪儿来的？

    谜底不久后，由军情局派来的特派员揭开。

    在连队会议上，特派员铺开地图，指着上面密布的标记，声音沉稳地讲了一段长达数年的隐秘布局。

    原来，军情总局局长何禄，早在数年前便亲赴皖北，说动了捻军总首领张乐行，使其决心归附夏军。

    但为避免过早刺激旧朝，一项庞大而精密的计划随之启动。

    表面上，声势浩大的捻军活动逐渐平息，甚至接受了旧朝的“招安”。

    暗地里，在军情局全力支持下，整个行动转入地下，并扩散至豫、鲁广大的乡村。

    核心不再是聚众暴动，徒耗力量，而是深耕基层。

    一批批捻军骨干和挑选出的可靠农民，被秘密送往江城的学校培训，学习组织、宣传乃至基本战术。

    同时，军情局的人员、经费、武器，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输入进来。

    他们的目标明确而务实：

    抵制旧朝的一切榨取，抗粮、抗税、抗差……

    旧朝胥吏、衙役若敢下乡催逼，等待他们的，往往是冷枪和陷阱；

    若是派出大队人马清剿，百姓便提前坚壁清野，遁入茫茫原野，让官军扑空。

    在这套“软刀子割肉”的策略下，从旧朝豫省巡抚英桂的视角看去，情形变得极为诡异。

    大规模的“捻匪”消失了，可整个中原乡村，却充斥着难以管束的“刁民”。

    政令不出城门，税赋无从征收，派下去的人时常失踪。

    想要大动干戈？且不说朝廷心腹大患是神国和夏府，抽不出足够兵力；

    就算能抽调，面对这化整为零的抵抗，也无异于重拳打棉花，徒耗钱粮。

    于是英桂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城池还在手中，面上勉强维持“稳定”，便可应付朝廷奏报。

    这般微妙的平衡，维持了近两年。

    中原的乡村，在悄无声息中，彻底改变。

    今年冬季，夏军大举东出、北伐的号角吹响。

    这道进攻命令，如同点燃荒原的火星。

    潜伏已久的地火，瞬间喷发。

    皖、豫、鲁三省交界处，成千上万的农民放下锄头，拿起藏匿的枪支，从地窖、夹墙、坟冢中起出弹药。

    他们不再是往日松散啸聚的流民武装，而是在统一调度下，有目标地切断官道，包围孤立据点，清扫乡间顽固势力。

    其行动之迅捷，组织之严密，武器之齐整，令乡间地主团练无力招架，往往一夜之间，城外的世界，便换了旗帜。

    这便是杨龙喜他们一路东进，却仿佛行走在“自家地盘”上的原因。

    顺利的战局背后，是长达数年的苦心经营与民心向背。

    中原大地，用它的辽阔浑厚，接纳了这位黔省的山民。

    那在原野之下喷涌而出的地火，也映亮了他，以及许多如他一般的，夏军官兵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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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还有一章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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