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年，风云激荡，朝政在各方势力的倾轧下摇摇欲坠。在这一混乱的历史时期，有一人以其独特的发迹与衰败历程，成为那个时代政治乱象的生动写照，他便是徐纥。

    徐纥，字武伯，出身于乐安郡博昌县的寒门之家。在北魏那个极为看重家世门第的时代，寒门子弟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然而，徐纥自幼好学，对名理之学颇有钻研，且擅长文辞，凭借自身努力在察举孝廉中脱颖而出，对策及第后，被北魏高祖提拔为主书令史，由此踏入仕途，成为北魏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一员。这看似是他平步青云的开端，却也饱含着寒门子弟在士族门阀主导的官场中挣扎求生的艰辛。

    初入官场，徐纥便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敏锐性。当时，宣武帝的宠臣赵修权势滔天，徐纥看准时机，极力谄附赵修。在赵修的举荐下，他顺利升任中书舍人，后又迁任通直散骑侍郎，从一个微末小吏迅速跻身中枢机要部门，品级也得到大幅提升 。这段经历，不仅让徐纥尝到了攀附权贵的甜头，也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政治生涯，使他认定权力的获取需依靠依附强者，道德与操守在官场进阶之路上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好景不长，赵修因恃宠骄恣、骄奢淫纵，引发众怒，最终倒台。徐纥作为赵修党羽，受到牵连，被流放至枹罕（今甘肃临夏）服苦役。这对徐纥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流放途中，同行者大多死去，他却凭借顽强意志活了下来。在枹罕，徐纥并未一蹶不振，而是时刻关注着洛阳的政治局势，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宣武帝去世后，孝明帝即位，清河王元怿掌权。徐纥通过同乡贾思伯的引荐，成功投靠元怿，得以重返洛阳，担任黄门侍郎。重回权力中心的徐纥，深知自己地位不稳，于是在元怿面前极尽谄媚之能事，不仅卑躬屈膝，还利用自己的文辞能力，代元怿草拟文书、决断政务，逐渐成为元怿身边的得力助手，也借此巩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然而，北魏政坛风云变幻，正光元年（520年），胡太后被妹夫元叉与宦官刘腾发动政变囚禁，元怿也被诬陷谋反惨遭诛杀。徐纥审时度势，立刻抛弃元怿，转而投靠元叉。为表忠心，他自愿外放为雁门太守，远离权力核心，实则是在等待时机。在雁门任职期间，徐纥表面上兢兢业业处理政务，赢得当地百姓的好感，实则暗中结交元叉亲信，为自己日后重返洛阳铺路。

    随着元叉专权日久，其暴虐淫乱、失尽人心的行径愈发凸显，胡太后抓住机会，联合孝明帝发动政变，成功复位，元叉被赐死。徐纥凭借之前在地方积累的声誉，以及曾是元怿下属的身份，再次获得胡太后的重用，官复原职并兼任领军将军司马。此后，徐纥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历任中书舍人、给事黄门侍郎等要职，最终总摄中书、门下二省事务，军国诏令皆出自他手，成为北魏实际上的权臣。

    胡太后重新摄政后，徐纥深知要想长久保持权势，必须寻找更稳固的靠山。此时，胡太后的宠臣郑俨进入了他的视野。徐纥与郑俨一拍即合，结成政治同盟，时人谓之“徐郑”组合。郑俨凭借胡太后的宠信掌控后宫，徐纥则通过草拟诏令操纵朝政，两人互为表里，将朝廷大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势倾内外”。据《魏书》记载，徐纥“有机辩，善承颜色，终日处理公务不疲”，他在处理政务时确实展现出了过人的精力与才能。每当朝廷有紧急诏书需要起草，他能同时命令几个属吏执笔，自己则时而在地上踱步，时而卧于榻上，分别向每人口述诏书内容，几篇诏书很快就能完成，且条理清晰、合乎事理，连当时以文学着称的黄门侍郎王遵业、王诵等人，有时也不得不为他秉笔，听从他的指授。

    但在这勤政表象的背后，是徐纥对权力的极度贪婪。他利用手中职权，大肆卖官鬻爵，将朝廷官职明码标价，只要肯出钱，无论才能品行如何，皆可入朝为官，时人讽其行径如同“白昼劫贼”。他还妒贤嫉能，排斥异己，凡是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人，或是不愿依附他的正直之士，皆被他想方设法打压排挤，使得北魏朝廷乌烟瘴气，政治愈发腐败黑暗。

    随着孝明帝元诩逐渐成年，他与胡太后之间的权力矛盾日益尖锐。孝明帝不满胡太后的专权，更对徐纥、郑俨等人把持朝政深感厌恶，试图夺回大权。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胡太后在徐纥、郑俨的怂恿下，开始系统性清除孝明帝的亲信势力。他们先是诬陷孝明帝的宠臣谷士恢谋反，将其处死；继而派人刺杀孝明帝身边的僧人海蜜多，以断绝孝明帝的耳目。面对母亲的步步紧逼，孝明帝忍无可忍，密召尔朱荣率军入京“清君侧”，企图借助外部势力铲除徐纥、郑俨等人。然而，消息不幸泄露，孝明帝陷入绝境。

    武泰元年（528年）二月，徐纥与郑俨眼见形势危急，为求自保，竟向胡太后献策：“若不早图，祸将及矣”。三人合谋后，徐纥亲自调制鸩酒，由胡太后强令孝明帝饮下，年仅十九岁的皇帝就此暴崩于显阳殿。这一弑君恶行彻底激化了北魏的统治危机，成为北魏走向覆灭的重要转折点。尔朱荣得知孝明帝被杀后，以“为孝明帝复仇”为名，起兵进逼洛阳，引发了震惊天下的“河阴之变”。胡太后与幼主元钊被沉河处死，两千余名北魏宗室及朝臣惨遭屠杀，北魏政权名存实亡，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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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阴之变”前夕，徐纥已预感到大祸临头。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一旦落入尔朱荣手中，必死无疑。于是，他矫诏打开骅骝厩，盗取御马十匹，趁着夜色向东逃窜，投奔泰山太守羊侃。在羊侃帐下，徐纥故技重施，凭借自己的机辩之能，力劝羊侃反叛北魏，归附南朝梁。羊侃最终率部南投，但徐纥却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独自渡江投奔梁武帝萧衍。

    在南朝，徐纥虽获授官职，却因名声狼藉，难以在当地立足。他的所作所为早已传遍大江南北，无论是北魏旧臣还是南朝新贵，都对他的为人不齿。徐纥在南朝的日子并不好过，最终在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其结局成谜，无人知晓他最终魂归何处。

    徐纥的一生，宛如在权力的惊涛骇浪中苦苦挣扎的孤舟。他出身寒门，却怀揣着对权力的炽热渴望，毅然决然地踏上仕途之路。

    徐纥天资聪颖，机智过人，且文采斐然，这些优点在他初入官场时为他赢得了不少赞誉和机会。然而，他并未满足于靠真才实学来获取晋升，而是迅速领悟到权术的重要性，并毫不犹豫地将其运用到极致。

    在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徐纥如流星般短暂地闪耀。他凭借着自己的机敏和不择手段的权术，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步步高升。然而，他的贪婪、谄媚与残忍也逐渐暴露无遗。

    徐纥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搜刮民脂民膏，对同僚和下属也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则专横跋扈，其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徐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无治理国家之大才，好小伎，专以谄媚为务。”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徐纥的本质——他虽然在权力的游戏中暂时得逞，但却缺乏真正治理国家的才能和品德。

    徐纥的所作所为不仅让他失去了人心，也加速了北魏的灭亡。他的故事，是北魏末年政局混乱、小人得志的一个典型写照。透过他的人生轨迹，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时代的黑暗与腐朽，感受到历史的无情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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