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他就跟老马说过了，他小女儿要来探亲。老马没立刻答应，说要去请示连里。

    

    过了三天老马才捎回话来，说可以见，还是按以前老规矩，別出夭娥子……，地点在干校门口那间小接待室，旁边要有人看著。

    

    乔伯年昨天下午就求老马让他洗个澡。老马犹豫了一下，好歹点了头，让他收工后到灶房后面那间小屋里，那里支了一口锅，灶上能烧热水。

    

    乔伯年烧了两锅水，兑上凉水，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一遍。

    

    六年了，他每年也就这个时候能正经洗过澡，因为他女儿要来，他得体面些。

    

    平常，夏天就在沟里河冲一衝，冬天一整个冬天不洗。狠命搓下来的泥垢把水都搅浑了，一盆水泼出去，地上黑了一片。

    

    洗完了，他从铺底下翻出那身衣裳——一件灰色的確良衬衫，一条蓝布裤子，是六年前从省委出来时穿的。

    

    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压在铺板底下，压得没有一丝褶皱，可是料子老了，领口和袖口看得见磨损。

    

    他穿上衬衫，扣子一粒粒扣好，领口繫紧。这件衬衫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他比六年前瘦了太多。

    

    裤子上腰身大了，他把裤腰折了一下，用皮带扎紧。皮带是真皮的，还是当年当副省长时配发的，皮面磨得发亮，皮带头铜扣生了一层绿锈。

    

    他又从炕席底下摸出一双新点的解放鞋——也不是新的，只是洗乾净的，没打过补丁——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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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腰的时候腰又疼起来，他咬著牙把鞋带系好。

    

    老潘坐在炕沿上看他收拾，半晌说了一句：“你闺女来”

    

    “嗯。”乔伯年应了一声，“我对不起她……”。

    

    老潘点点头，从炕头摸出一个布包，递过来：“拿去吧。这次还让老牛带她睡……。”

    

    老潘口中的老牛就是他的妻子，牛玥。

    

    乔伯年接过来，掂了掂。是粮票，还有几张毛票。

    

    “我攒的。”老潘说，声音不大，“你闺女每年过来，看著让人难受，她比咱们还难……。”

    

    乔伯年捏著那个布包，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来。老潘转过去，不再看他，从兜里摸出一根捲菸，划了根火柴点上。烟雾慢慢升起来，遮住了他的脸。

    

    昨天乔伯年还跟窑洞里其他几个要好的开了口。

    

    老孙给了两块钱，还有几个给了粮票的。不多，可在这地方，人人都像从牙缝里省东西，这些钱票攒下来不容易。

    

    乔伯年一笔笔记在一张烟盒纸上，叠好了揣进衬衫口袋。

    

    早饭是玉米碴子粥，配糠窝头。糠窝头硬得像石头，掰开的时候得用指甲掐，掉下一粒粒粗渣。

    

    乔伯年把粥喝完了，窝头揣了一只在兜里，没捨得吃完——给乔红带著，她路上兴许饿。

    

    上午的活是挑粪。从干校的旱厕挑到坡上的梯田，单程二里地，全是上坡路。

    

    乔伯年跟老潘、老孙三个人一组，一个人从粪坑里舀，两个人挑。粪桶是木头的，满桶少说八九十斤，担子压在肩膀上，走一步晃一下。

    

    日头越升越高，黄土坡被晒得滚烫。乔伯年把扁担搁在右肩上，两手扶著桶绳，一步步往上挪。

    

    右肩已经磨出了一层硬茧，可今天不知道怎么格外疼，大概是昨晚扛石头伤了。他换了个肩膀，扁担压在左肩上，左肩没有老茧，皮肉生疼，但他咬著牙没停。

    

    汗水顺著脸颊往下淌，淌进脖子里，把刚换上的衬衫领口洇湿了。他低头看了一眼——灰色的的確良洇出一片深色，心想著得上工前脱下来，等下午见闺女的时候再穿上。

    

    老孙走在前面，步子稳，担子压在肩上晃也不晃，戴著那副破眼镜，喘著粗气，一声不吭。老潘在后面，走得一瘸一拐的，腿疼得厉害，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顺口气。

    

    走到半坡上，老孙停下来，放下担子，回头看了乔伯年一眼。

    

    “老乔，你今天不干活咧，跟老马说说，让你早点回去收拾收拾。”

    

    乔伯年摇摇头：“把这一趟送完再说。”

    

    “你闺女几点到”

    

    “按说晌午就得到，不过班车有时误点……！。”

    

    老孙不再说话，重新挑起担子往前走。三个人又一瘸一拐地往上挪。

    

    到梯田倒了粪，乔伯年去找老马。老马正在坡上的地头跟几个班长说话，看见他走过来，皱了皱眉，但还是挥了挥手：“去吧去吧，下午別乱跑，在接待室等著。”

    

    乔伯年点点头，转身往回走。走出几步，又折回来：“老马，你看，能不能让食堂匀两个玉米面饃”

    

    老马盯著他看了几秒，没吭声。旁边一个班长说：“哪有玉米面饃社员都吃不上玉米面饃……。”

    

    老马抬手止住那个人，对乔伯年说：“我让灶房给你留两个。”声音不大，说完转身走了。

    

    乔伯年站在坡上，看著老马的背影。风吹过来，捲起一层黄尘，迷了眼。他揉了揉眼睛，手指上沾著黄土，揉得眼眶发红。

    

    回到窑洞，他把那身脏衣裳脱了，又从铺底下拿出那件灰色衬衫穿上。衬衫上已经有了汗味儿，没办法，上午那一趟货已经把衣裳汗透了。他把领口抻了抻，又把裤子拍了拍灰，拿湿布把鞋面上的土擦乾净。

    

    然后把炕上的铺盖卷了卷，把窑洞里属於自己的那点东西归置了一下——一个搪瓷缸子，缸子底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黑铁。

    

    一把木梳，齿断了几根；一封大儿子的信，纸已经揉得起了毛，叠得四四方方，压在枕头底下。

    

    他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把那封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信是大儿子年初寄来的，字跡工整，但纸皱巴巴的，看得出是写了又揉、揉了又写的。信上说母亲的病又重了些，咳得厉害，夜里睡不好觉，去医院看了，大夫说是慢性支气管炎加上心臟也不好，开了一些药，但药贵，不敢多吃。信的最后写了一句：“爸，我们都好，您保重自己。”

    

    乔伯年把这几个字看了很多遍。“我们都好”——他们不好，他知道。老伴身体垮了，大儿子在工厂里夹著尾巴做人，二女儿当了几年临时工转不了正，都顶著“走资派的子女”这个帽子，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