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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低鸣，将午后的阳光劈成无数细碎的光斑，落在摊开的《共产党宣言》上。纸页边缘被翻得起了毛边，密密麻麻的批注里，红笔蓝笔交织出深浅不一的痕迹——那是前几轮讨论时，大家用不同颜色标注的“现实对应”：张猛画的公路草图旁，陈雪补了句“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集体力量”；林威写的流水线记录下方，邢菲标了“机器异化的当代例证”。空气里浮动着旧纸张的油墨香、粉笔灰的干燥味，还有窗外飘进来的、带着湿润水汽的桂花香，在此起彼伏的讨论声里酿成一种特别的味道。
凌云站在白板前，指尖落在“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句话上，指腹摩挲着粉笔字的棱纹。他身后的白板已经写满了字，左边是“历史规律”，列着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变革节点；右边是“现实映照”，贴满了大家搜集的新闻剪报——有某大厂裁员的报道，有农民合作社的丰收照片，甚至还有张抗之前偷偷放在图书馆期刊架上的、关于“校园内卷”的随笔复印件。
“大家注意‘不可避免’这四个字，”他的声音透过笔尖敲击白板的清脆声响传开来，“马克思不是在说大话。就像咱们军训时练正步，一开始每个人的步频都乱成一锅粥，但只要反复磨合，总能找到共同的节奏。社会变革也是这样，当矛盾攒到一定份上，哪怕有人想挡，也挡不住。”
“可不是嘛！”张猛的粗嗓门突然炸开，他“啪”地合上笔记本，塑料封面撞击的声音让靠窗的姚宇婷吓了一跳。这个总爱穿迷彩裤的男生往前凑了凑，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线：“我老家前年修扶贫公路，就卡在老王家那三分宅基地上。老王头梗着脖子说‘祖上传下来的地，给座金山也不挪’，村支书磨了三个月嘴皮子，最后带着支委把自家猪圈拆了——那猪圈挨着公路线，本来能多要补偿的。老王头第二天一早就扛着锄头去扒院墙，说‘党员能让，我不能不让’。你看，这就是凌云说的‘节奏’，有人带头，就挡不住了。”
陈雪正给姚宇婷指着资料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注解，闻言抬眼时，睫毛上沾了点阳光的金粉。“张猛这个例子特别好，”她把一缕碎发别到耳后，声音清润得像浸在水里，“老王头一开始想保住宅基地，是因为他觉得‘地是根本’，这是旧观念；但当他看到村支书拆猪圈，突然明白‘路通了才有好日子’，这就是新的认知在起作用。宣言里说‘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其实任何旧东西的瓦解，往往都是从内部先松了口子。”
邢菲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笔在笔记本上疾走如飞。她的本子是特制的活页本，每一页都贴着不同颜色的标签，此刻正把“张猛老家修路”记在红色标签的“现实案例”栏下。“林威，”她突然抬头，目光落在角落里那个总低着头的男生身上，“你暑假在电子厂打工时，不是说见过机器换人的事吗？这和宣言里‘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怎么对应？”
林威的手指猛地攥紧了笔，指节泛白。他去年暑假在南方的电子厂待了两个月，每天重复着往电路板上插电阻的动作，直到现在，右手食指还留着块淡青色的茧。“流水线上的王师傅跟我说，”他的声音有点发紧，像被砂纸磨过，“以前他们组八个人装手机外壳，一天能装三千个。后来厂里换了全自动机械臂，一台机器顶六个工人，剩下的两个人要么去看仓库，要么就被‘优化’了。有次我看见王师傅蹲在车间门口抽烟，说‘人还不如机器值钱，机器坏了有人修，人老了就只能卷铺盖’。”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劳动的异化’。”凌云走到林威身边，顺手拿起他桌上的半成品笔记，“你看这里写的‘时薪十三块，装一个零件挣一毛五’，而你们装的零件，出厂价是五十块——这中间的差价，就是被资本拿走的‘剩余价值’。就像宣言里说的，‘工人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少’，因为对资本家来说，你只是个会喘气的工具，不是人。”
林威猛地抬头，眼里像是落了星子，亮得惊人。“可不是嘛！”他往前探了探身，语速快了起来，“有次我感冒发烧，请半天假，组长说‘请假扣全勤奖，想清楚’。那天我硬撑着上了班，手抖得插错了好几个零件，被骂得狗血淋头。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连台不会生病的机器都不如。”
讨论声像被泼了滚水的茶叶，瞬间翻腾起来。平时总埋首代码的陈智毅推了推眼镜，调出手机里存的调查报告：“我查过咱们学校附近的电子厂，女工每天站十个小时贴手机膜，月薪三千五，刚够租个带阳台的单间。这正好对应宣言里的‘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只限于维持生存’——她们的工资，刚好够活着继续干活，多一分都不给。”
“还有学校门口的外卖骑手，”周建明突然从后排冒出头，他周末兼职送外卖，对这行门儿清，“平台算法卡得死死的，超时一分钟扣五块，下雨天也不涨配送费。有次我看见个大叔在雨里摔了车，爬起来第一件事是捡餐盒，怕被差评罚款——这不就是‘人被资本逼着跑’吗？”
就在这时，研讨室那扇刷着米黄色油漆的木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露出道怯生生的影子。
最先探进来的是颗乱糟糟的头，额前的碎发长得遮住了眼睛，露出的下巴线条绷得像拉满的弓弦。是三班的张抗。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白校服衬衫，领口磨出了毛边，左手攥着本卷了角的《共产党宣言》，书脊被指甲掐出几道深深的沟。他的右脚尖抵着门框，像只受惊的鹿，随时准备转身逃掉。
陈雪最先瞥见他，眼里的惊讶只闪了一瞬，就被温和的笑意取代。她记得上周在图书馆，这个男生蹲在马克思主义书架前，手指在“无产阶级”三个字上反复摩挲，连管理员催他闭馆都没听见。后来他怯生生地问“什么是剩余价值”，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却听得格外认真。
“张抗？”陈雪站起身，椅子腿在地上划出轻微的声响，“快进来呀，我们正讲到你上次问的剩余价值，来得正好。”
张抗的肩膀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像被风吹动的树叶。他大概没料到会被认出来，喉结急促地滚了滚，攥着书的手指更紧了，指节泛白。就在这时，他身后传来阵细碎的脚步声，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女生挤了过来，辫梢系着根红布条，脸蛋红扑扑的，像熟透的苹果——是三班的肖丽杰，那个总在食堂角落啃馒头就咸菜的农村姑娘。她怀里抱着本牛皮纸包着的手抄本，纸页边缘被手指磨得发亮，露出里面泛黄的纸。
“俺……俺们能旁听不？”肖丽杰的声音带着点东北乡音，怯生生的，却像春芽顶破冻土似的，透着股执拗，“在宿舍听你们讨论‘工农联盟’，觉得……觉得说得在理。俺爷爷以前是村支书，总跟俺说‘人要抱团才能成事’，俺想听听书上是咋说的。”
她话音刚落，研讨室门口像被捅开了的蜂巢，一下子涌进来十几个脑袋。谭晓龙、周建明几个男生扒着门框，李桃、林冰几个女生贴着墙根，都是三班的。他们平时在班里像透明人，要么被苏大力那伙人抢作业本，要么就被起外号嘲笑，此刻挤在门口，眼里揣着点忐忑，又藏着掩不住的渴望，像一群想靠近火堆的小兽。
“快进来坐！”邢菲立刻起身，把自己那把带软垫的椅子往中间挪了挪，又冲周国良扬下巴，“把后排的折叠椅都打开，不够的话，咱们挤挤，地板上也能坐。”
周国良手脚麻利地从储藏室拖出折叠椅，金属支架碰撞的声音叮当作响。张猛干脆拎着自己的塑料凳往后退，粗声粗气地喊：“都往前凑凑！我站着就行，反正我坐着也不安分。”
凌云走到张抗面前时，注意到他手里的《共产党宣言》是1972年版的，封面上印着镰刀锤头，内页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蝇头小楷秀气又工整，有的地方还用红笔圈出“联合”“解放”等词，旁边写着“像拔河一样，人多才能赢”。
“你这笔记做得比我还细。”凌云的声音放得很轻，像怕惊飞了什么，“刚才我们在聊‘异化劳动’，你有想法吗？”
张抗猛地抬头，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慌乱，像被踩到尾巴的兔子，随即被惊喜淹没。他抿了抿干裂的嘴唇，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我……我觉得现在的‘内卷’也算一种异化。学生为了绩点刷题，忘了学习本身的意义；为了保研名额勾心斗角，忘了同学该互相帮衬。就像工人为了工资忘了劳动的价值，我们为了分数忘了读书的初心。”
“说得好！”凌云眼睛一亮，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传过去，“这就是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了。来，站到前面来，跟大家说说你的想法。”
张抗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被泼了胭脂，却没往后退。他攥着书的手指松开又握紧，最终还是挺直了腰板，一步一步走到人群中间。肖丽杰悄悄跟在他身后，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像在说“别怕”。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张抗的肩膀放松了些，他深吸一口气，翻开笔记本：“我在书上看到‘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现在有些同学，把同学关系变成了‘竞争对手’，把师生关系变成了‘分数交易’，这不就是人的本质被异化了吗？”
“对！”谭晓龙突然嚷嚷起来，他上次期末被同桌抄了答案，结果同桌拿了奖学金，自己却因为“疑似作弊”被约谈，“我算是看透了，有些人为了保研，连舍友的复习资料都偷着藏起来，这跟资本家抢工人的血汗钱有啥区别？”
就在这时，邢菲把肖丽杰拉到身边，指着她手抄本上的涂鸦笑：“你画的梨树县稻田真形象，田埂上还画了个小箭头，写着‘电商车能开到这儿了’。说说看，这算不算对‘消灭城乡对立’的回应？”
肖丽杰低头看着自己的画，笔尖在稻田旁画了个小小的笑脸。“算！”她的声音亮了些，乡音里带着自豪，“俺们村去年通了电商站，县里派来的李技术员教俺们用直播卖小米。俺娘现在会用智能手机拍视频，说‘城里的人能看见俺们的稻田，俺们也能在网上买山东的化肥’。以前去镇上赶集要走两小时山路，现在快递直接送到村口，城乡不就越来越近了吗？”
“这就是实践中的‘联合’。”陈雪拧开一瓶矿泉水递给她，瓶身上凝着的水珠沾在肖丽杰的手背上，凉丝丝的，“宣言里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你们今天来加入我们，就是在创造这样的条件——张抗能从理论里看出内卷的问题，肖丽节能从稻田里找到城乡联合的例子，我们合在一起，才能把道理看全了。”
凌云看着涌进来的十几个人，他们挤在原本就不大的研讨室里，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趴在后排的桌子上，却没人觉得局促。“人多了好，”他朗声提议，指节叩了叩白板，“咱们再分两个小组，每组七八个人，更方便讨论。我提议，让张抗和肖丽杰当组长，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响应声此起彼伏，连平时最沉默的林冰都点了头。张抗愣住了，手里的书“啪”地掉在地上，他慌忙捡起来，手指抚过封面上的褶皱，像在确认这不是梦。肖丽杰更是惊讶地捂住嘴，眼里的光像撒了把星星，亮得惊人。
“张抗的批注里有很多对校园现象的思考，”凌云特意转向三班的同学，举了举手里的笔记本，“他能带着大家从理论里找现实的影子。肖丽杰熟悉农村的实际情况，”他又指向那个红扑扑的脸蛋，“能帮大家把宣言里的道理，和土地、庄稼、村口的路联系起来——咱们既需要抬头看理论，也需要低头看脚下，两者都不能少。”
张抗攥着书的手慢慢松开了，指尖微微颤抖。这是他高中三年来，第一次被人郑重地托付事情，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肖丽杰咬了咬嘴唇，突然用力点头，辫梢的红布条晃了晃：“俺能行！俺爷爷说过，当带头人不是要多能说，是要多听大家的想法。”
新的小组很快分好了。男生围着张抗聚在研讨室东边，挤在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玻璃落在他们摊开的笔记本上，像铺了层金箔；女生跟着肖丽杰坐在西边的空地上，把椅子围成个圈，邢菲特意给她们搬去了落地灯，暖黄的光把每个人的脸照得格外柔和。凌云把《共产党宣言》按章节拆开，复印了十几份分发下去，又在黑板上写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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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身边有哪些‘阶级对立’的例子？（提示：校园里、家庭中、社会上）
二、‘消灭私有制’在今天该怎么理解？（不是要砸掉你家的锅，而是思考如何让资源更公平）
三、作为学生，我们能为‘联合’做些什么？（具体可操作的小事）”
讨论声像被点燃的篝火，噼啪作响，比刚才更热烈了。张抗虽然还是腼腆，说话时总低着头，却会主动把自己的批注推给身边的谭晓龙：“你看这里说的‘雇佣劳动’，其实也包括我们帮学长抄作业挣零花钱——表面上是自愿，其实是被低价剥削。就像宣言里说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我们是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贱卖。”
谭晓龙瞪圆了眼睛，手在膝盖上一拍：“对啊！我上次帮经管系的学长写课程论文，三天熬了两个通宵，才给五十块，结果他拿了优，还在朋友圈炫耀‘轻松搞定’。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还有学校的勤工俭学岗位，”周建明补充道，“图书馆整理图书一小时八块，比外面发传单还低，这算不算‘用最低的成本购买学生的劳动’？”
张抗把这些都记在笔记本上，字迹越来越舒展。他画了张思维导图，把“异化劳动”拆成三个分支：“学习异化”（为绩点刷题）、“劳动异化”（勤工俭学被压价）、“消费异化”（为攀比买限量鞋），每个分支下都缀着同学们说的例子，像串起了一串珍珠。
凌云走过来时，正看见他在“消费异化”旁边画了双打补丁的运动鞋，旁边写着“我这双鞋穿了两年，比同桌的限量版舒服”。他从口袋里掏出支钢笔，笔帽上还沾着点蓝墨水——是上次开会多领的，一直没舍得用。“这个思路很清晰，”他把钢笔塞进张抗手里，“用这支笔写，不硌手。”
张抗的脸瞬间红到耳根，却紧紧攥住钢笔，指腹摩挲着冰凉的金属笔帽。“谢谢。”他的声音很轻，却像卸下了千斤重担，肩膀都挺直了些。
另一边，肖丽杰正给李桃讲“工农联盟”。她的手抄本里夹着张照片，是梨树县的玉米地，金黄的玉米穗堆成小山，旁边站着戴草帽的农民和穿白大褂的技术员。“俺爷爷说，以前农民种地交租子，工人在工厂受把头欺负，两拨人都觉得自己最苦，不知道能抱团。”她指着照片里握手的两个人，“后来红军来了，说‘农民帮工人搞罢工，工人帮农民分田地’，才知道合在一起才有力量。就像俺们村的合作社，农民出地，城里的技术员出技术，合在一起种有机菜，比单干挣得多。”
李桃的爸妈在菜市场卖菜，最懂被欺负的滋味。“可不是嘛，”她往笔记本上画了个哭脸，“我爸妈每天天不亮去上菜，批发商把烂菜混在好菜里充数，还压价。要是菜贩们能联合起来，成立个协会，就不用被欺负了——这大概就是‘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李桃的声音里带着点愤愤不平，手里的笔在“批发商压价”几个字下画了道粗线。“我妈总说‘人微言轻’，单个摊位闹不过批发商。可要是像肖丽杰她们村的合作社那样，几十户菜贩凑在一起订规矩，谁还敢随便糊弄？”
肖丽杰把照片往中间推了推，眼里闪着光：“俺们村刚开始搞合作社时，也有老汉不乐意，说‘祖祖辈辈单干惯了，凭啥听别人的’。后来村支书带着几户先试了半年，玉米卖价高了两成，还不愁销路，那些老汉第二天就扛着锄头来报名了。联合这事儿，得让人看见实在好处才行。”
“教育上也一样。”陈雪翻开自己的笔记，指着“公共教育”那条，“宣言说‘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咱们学校的助学金是一方面，但农村孩子缺的不止是钱，还有资源。我表妹在老家读初中，全校就一个英语老师，还兼着数学，她到现在分不清‘b’和‘boss’。”
许佳怡的手指绞着衣角，轻声接话：“我就是从农村来的，高三时才第一次摸电脑。别人在网上查名校资料，我只能对着课本死记硬背。要是能有大学生去支教，哪怕只是周末开个网课，也能帮不少忙。”
“这主意好！”邢菲突然拍了下手，活页本上的标签哗啦啦响，“咱们可以搞个‘城乡手拉手’计划，周末组织同学去周边村镇的中学，带他们用电脑、练口语，还能把咱们的笔记整理好寄过去。这不就是学生能做的‘联合’？”
肖丽杰连忙从布包里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俺们村小学缺课外书，校长说孩子们就看过几本童话。要是能搞个图书漂流，城里孩子捐的书传到农村，农村孩子画的画再传回来，多好！”
讨论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张抗那边已经从“校园雇佣”聊到了“社团权力”，谭晓龙正拍着桌子：“学生会某些部长把干事当免费劳动力，自己翘课让干事替点名，这算不算‘阶级压迫’？”
张抗在笔记本上写“权力异化”，笔尖顿了顿：“宣言里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换到社团里，要是干事们联合起来提意见，部长还能这么横吗？关键是咱们总各顾各的，怕被穿小鞋。”
“那下次社团联展，咱们几个班的干事凑一起商量章程，不就行了？”周建明出主意，“就像工会那样，有啥委屈一起说，单个不敢提的，一群人提总管用。”
张抗的笔在“联合维权”四个字上重重画了圈，眼里的光越来越亮。他想起上周被苏大力抢去的作文本，要是当时谭晓龙他们能站出来说句话，是不是就不会被欺负了？原来“联合”不是空泛的词，是真能帮人撑腰的。
墙上的挂钟时针悄悄滑过三点、四点，又指向五点半。夕阳斜斜地穿过窗户，把研讨室染成暖金色，落在每个人的笔记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仿佛活了过来。八个小时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学习，在热烈的讨论中不知不觉溜走了两个半钟头，纸页间的铅字不再是冰冷的理论，变成了身边的故事、能做的小事、心里的火苗。
散场时，张抗没像往常那样悄悄溜走。他主动拿起黑板擦，踮着脚擦最高处的字迹，粉笔灰落在他的发梢，像落了层雪。肖丽杰则蹲在地上，把散落的资料一张张捡起来，和陈雪一起叠得整整齐齐，按小组分好，用回形针别住。
三班的同学走在最后，谭晓龙勾着张抗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下次学习叫上我，比在宿舍听苏大力吹牛有意思多了。你刚才说的‘社团联合’，咱们回去就找几个人合计合计。”
周建明也凑过来：“张抗你当组长挺靠谱的，下次讨论‘私有制’，我把我爸那个‘小工厂被大公司挤垮’的故事带来，肯定能用上。”
张抗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新钢笔攥得更紧了，脚步却比来时稳了许多。肖丽杰抱着分好的资料，回头对邢菲挥手：“邢菲姐，俺们组下周能提前预习第三章不？俺想让俺爷爷也听听，他年轻时在合作社待过，准能说出好多故事。”
“当然可以。”邢菲笑着点头，掏出手机，“我把电子版发给你，打印出来带给爷爷看。说不定下次，咱们能请他来给大家讲讲‘工农联盟’的老故事呢？”
肖丽杰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使劲点头：“俺这就给爷爷打电话！”
等人都走光了，研讨室里只剩下凌云、陈雪和邢菲。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满地的纸页和粉笔末上，像幅温柔的剪影。窗外的桂花落了一地，香气混着墨香飘进来，缠缠绕绕的。
“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陈雪把各组的笔记收进档案袋，指尖划过“张抗组”“肖丽杰组”的标签，语气里满是暖意。
邢菲正用湿巾擦桌子上的墨迹，闻言笑了：“因为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被尊重的感觉。平时在班里，张抗说话没人听，肖丽杰的乡音总被笑话，可在这里，他们的想法被认真记下来，他们的故事被当成宝贝——这就是宣言说的‘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先得让每个人觉得‘我算一个’。”
凌云走到窗边，望着楼下三三两两结伴离开的学生。张抗和肖丽杰走在人群里，虽然还带着点拘谨，却不再是孤零零的身影。张抗正低头听肖丽杰说着什么，嘴角微微翘着，是凌云从没见过的样子。
他想起刚才张抗眼里的光，肖丽杰红扑扑的脸蛋，突然明白：所谓“联合”，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口号，是当一个人被看见、被信任，然后生出勇气，再去照亮另一个人。就像今天，张抗从肖丽杰那里得到了鼓励，肖丽杰从大家那里得到了认可，而所有人，都从《共产党宣言》的字里行间，找到了让生活变好的信心。
晚风从窗户溜进来，卷起几片落在窗台的桂花，拂过黑板上没擦干净的字迹。凌云知道，这两个半钟头的学习，只是一个开始。当越来越多的人从书本里看见现实，从彼此眼中看见力量，那束在研讨室里点燃的光，终将漫过校园的围墙，照亮更广阔的地方。
星星之火，从来都是这样燎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