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统二年，春，汴京，大庆殿偏殿——集贤殿。
春寒料峭，但集贤殿内却暖意融融，数十盏精巧的“猛火油灯”（近代煤油灯的前身，已由格物院改良推广）将大殿照得通明。
大殿中央，一张巨大的紫檀木圆桌取代了传统的御案与朝班序列，桌上按方位摆放着水牌与纸笔。
这场景，对于习惯了森严等级、文武分列的朝臣们来说，陌生而充满象征意义。
新帝赵玮身着常服，端坐主位，对面依次坐着首相史弥远、知枢密院事郑清之、翰林学士承旨王应麟、户部侍郎叶适、圣祖基金会理事长王应麟（兼），以及新近因“绍统新政”推行得力而被擢升的工部员外郎陈亮（原枢密院编修）。
此外，还有三位身着锦袍、气度不凡的非官员人士：泉州海商首领蒲寿庚（回回裔，巨贾）、江南丝织行会领袖沈万三（虚构或借用名号，代表新兴工商业主）、开封府着名铁匠大师、格物院特聘匠作博士李公晦。
这便是大宋首个具有近代色彩的议政机构——“集贤殿议会”的首次正式会议。
其性质，正如赵玮在开场白中所定义：“非决策之衙署，乃咨政之平台。”
“诸位卿士，今日召集首届集贤殿议会，意在落实圣祖‘广开言路’、‘重民生实利’之遗训，并践行‘绍统新政’中关于‘通达下情、协和工商’之精神。”
赵玮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凡涉国计民生、工商利弊、科技兴革之重大事项，朕欲先闻卿等之议，再决于朝堂。此为咨政，非为分权。然，卿等所言，朕与宰执，必当虚怀倾听，斟酌施行。”
史弥远微微颔首，作为首相，他已在事前被皇帝充分沟通，知晓此乃“圣祖密诏”中“集思院”的变种，且明确其“咨询”而非“决策”的定位，加之有他和王应麟这样的重臣坐镇，风险可控，故未强烈反对，只是强调：“陛下，集贤殿议政，乃旷古未有之创举，旨在集思广益。然其建言，仍需经由中书门下（政事堂）审议，方可上奏取裁，以符祖制。”
“史相所言极是。”
赵玮表示认可，“议会之议，为‘咨’，朕与政事堂之决，为‘断’。咨断相辅，以期至善。” 他巧妙地将“议会咨询制”框定在传统皇权与相权框架内的补充机制，避免了直接挑战“乾纲独断”的根本原则，从而获得了以史弥远为代表的元老派的勉强容忍。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由叶适、陈亮等人起草，并经圣祖基金会初审的《关于厘定商税、疏通货流、并设立工商信贷指引的若干意见》。
这直接关系到“绍统新政”中鼓励工商政策的落地。
叶适首先陈述，条理清晰，数据详实，指出当前商税名目虽经改革，但地方执行中仍存在“隐形抽解”、“重复征税”等问题，且中小商贾融资极难，高利贷盘剥严重，制约了商业活力。
接着，陈亮展示了格物院协助绘制的《大宋主要商路与货物流通示意图》，直观揭示了由于关卡阻滞、运输成本过高导致的物资价格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民生困扰。
轮到三位“议员”发言时，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蒲寿庚，这位掌控着庞大海上贸易网络的海商领袖，没有直接谈论政策，而是讲述了他在广州、泉州、甚至远至西洋（印度洋）、金山（美洲）贸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地方官吏的刁难、海盗的威胁、缺乏统一的贸易凭证、以及最重要的——资金周转的极度不便。
他提出，希望能由朝廷背书，或由圣祖基金会牵头，设立面向海商的“官督商办信贷机构”，并发行一种“海票”（类似于汇票或早期纸币），便于大额交易和异地结算。
沈万三则从江南丝织、棉纺行业的角度，痛陈“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下，由于缺乏行业标准、质量参差、且常受官府采办的无偿摊派之苦。
他建议，应由“工商评议司”（新政中设立的机构）联合各行会，制定统一的“度量衡与产品质量标准”，并规范官府采购行为，按市价公平交易。
铁匠大师李公晦的发言最为朴实，却直指核心。
他谈到格物院推广新技术、新工具（新式织机、水力锻锤）时，遇到的阻力并非技术本身，而是“工价不公，巧拙同酬”，优秀工匠得不到应有回报，挫伤积极性。
他呼吁，应建立“技艺等级评定与薪酬指导制度”，并由朝廷表彰“巧匠”，提高其社会地位。
三位来自工商实业界的代表，发言务实、具体，直击痛点，完全没有传统士大夫空谈义理的毛病。
这让在座的史弥远、郑清之等老臣暗自惊讶，也开始重新审视“工商”的力量与见识。
王应麟作为清流与知识界代表，适时总结：“陛下，诸位所言，皆发于实践，有益于国。蒲君之议，关乎金融流通与海外贸易安全；沈君之议，关乎行业标准与市场秩序；李大师之议，关乎激励创造与技术传承。此皆圣祖遗诏中‘通商贾之利’、‘保格致之先’的具体体现。臣以为，可责成户部、工部、市舶司、圣祖基金会，会同工商评议司，就此各项，拟定具体章程，先行试点。”
赵玮认真听取了每一句话，不时提笔记录。
他深知，这第一次议会，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它向天下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皇帝重视工商实利，愿意倾听非官员、非科举出身的实务人士的意见。
这是“重民生”的深化，也是为“鼓励工商”的新政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支持力量。
“善。”
赵玮最终拍板，“蒲寿庚所请信贷、海票之事，着圣祖基金会牵头，会同户部、市舶司，调研可行性，三个月内呈报方案。
沈万三所请标准、采办之事，由工部、工商评议司负责，制定《市廛公平交易则例》，下月议决。
李公晦所请匠人激励之事，由工部、格物院商议，制定《考工记赏格》，尽快颁行。
叶适、陈亮，卿等亦要将今日之议，融入此前草案，使之更臻完善。”
他又转向史弥远等人：“史相、郑枢密，议会之议，虽为咨询，然其凝聚之共识、揭示之弊端，朕望政事堂能高度重视，加快相关新政条文的审议与推行力度。此乃‘绍统’之要务，亦不负圣祖遗泽。”
“臣等遵旨！”史弥远、郑清之等人起身领命。
他们明白，皇帝借助“议会”这个平台，既收集了信息，凝聚了部分共识，更巧妙地施加了压力，推动政事堂加快新政步伐。
这是一种全新的君臣互动模式，虽未动摇根本，但已悄然改变了朝堂的空气。
集贤殿议会，就这样在“咨询”的名义下，迈出了第一步。
它像一座桥梁，开始尝试连接高高在上的皇权、传统的官僚体系，与日益崛起的工商业力量及技术精英。
虽然距离真正的“君主立宪”尚有无比遥远的距离，但“咨政”的理念、“民意”的表达渠道，已被正式引入了帝国的最高决策过程。
这粒种子，能否在古老帝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还需看未来的风雨与耕耘。
而赵玮，这位绍统帝，正小心翼翼地，却又坚定地，在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上探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