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天彻底冷下来了。
顾寻收到一张通知，说中文系有个讲座，请的是外语系的谢颖教授，讲俄罗斯文学。自愿参加，不算考勤。
他把通知折起来，塞进口袋。
刘建军看见了，说：“你去不”
顾寻说：“去。”
刘建军说：“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反正晚上没事。”
顾寻看了他一眼。
刘建军说：“咋，不欢迎”
顾寻说：“没有。”
讲座在文科楼阶梯教室，晚上七点。
两个人六点半就到了。里头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高年级的，也有几个老师模样的人坐在前排。他们找了靠后的位置坐下。
刘建军四处张望，小声说：“人不少啊。”
顾寻没说话。
教室里暖气烧得足，有点闷。刘建军脱了外套，搭在椅背上，掏出本小说翻起来。顾寻坐在那，看著讲台。
讲台上放著一杯水，一个麦克风，几本书。
他想起父亲的笔记本。
那些笔记本是父亲留下的。一共五本，用线装订的，封面已经发黄。顾寻十三岁那年撬开那口旧木箱，一本一本翻过。后来他把它们带到京城来，压在枕头底下。
五本笔记本里，有三本是听课笔记。字跡工整，密密麻麻，记著老师讲的內容。另外两本，是父亲自己写的。
写他对读过的书的感想，写他对生活的困惑，写他对那个时代的观察。
有一页写著：
“今天读《安娜卡列尼娜》，读到安娜最后臥轨，心里堵得慌。她不是坏人，她只是想要一点自己的日子。可那个时代，不让她要。我合上书，坐在那儿，半天没动。我想，我自己呢我想要的，能要吗”
另一页写著：
“托尔斯泰写列文割草那段，让我想起咱村的麦收。一样的热，一样的累，一样的踏实。可列文割完草，还能回到书斋里想问题。咱村的人，割一辈子草，从来不问为啥。我不知道哪种更好。”
还有几页，是顾寻看过最多遍的。
那些页上，父亲的字跡不像別处那样工整，有些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了。
“我学会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我还是会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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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有人来敲门。我没开。我听著脚步声走远，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开门可开了门，又能怎样”
“后来，那个人也不见了。”
“我开始写日记。把每天看见的事，听见的事，记下来。不是为了给別人看。是怕自己忘了。可有些事，记下来了，就更忘不掉。”
“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吃了苦，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那些年，校园里空荡荡的。梧桐树还在，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人却不一样了。”
顾寻那时候小，看不太懂。
后来大了，慢慢从母亲嘴里，从村里老人的閒话里，拼凑出一些事。
他知道父亲经歷过的。
现在他坐在这间阶梯教室里，等著听谢颖的讲座，又想起这些话来。
他想，父亲当年，是不是也坐在这间教室里，听过谁的讲座
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在台下看著台上的人
他想起那张照片。
闻亭底下，四个年轻人站成一排。
最左边那个，穿著中山装，眉眼和他一模一样。
那是1965年。
二十年前。
七点整，谢颖进来了。
她穿著深蓝色的外套，头髮盘著，步子不快不慢。走到讲台前，把手里几本书放下，抬起头，看著台下。
教室里安静下来。
刘建军把书合上，也抬起头看了一眼，小声说：“女教授啊。”
顾寻没理他。
谢颖开口，声音不高，但稳。
“今天讲托尔斯泰。讲他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顿了顿。
“这本书，很多人读过。但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我们不谈安娜的爱情悲剧，不谈卡列寧的虚偽，不谈渥伦斯基的浅薄。我们来谈谈，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她翻开书，找到一页。
“1873年，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那一年他四十五岁，已经发表了《战爭与和平》，名满天下。可他並不快乐。他在日记里写：『我找不到活著的意义。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活著，我寧愿去死。』”
她抬起头。
“所以《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表面看是一个女人的悲剧，骨子里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挣扎。”
她开始讲。
讲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动盪，讲贵族阶级的没落，讲新兴资產阶级的崛起。讲托尔斯泰如何通过两条线索——安娜的城市悲剧和列文的乡村探索——来呈现那个时代的撕裂。
“安娜为什么必须死不是因为她背叛了婚姻，不是因为她被社会拋弃。是因为她活在一个没有出路的世界里。她要爱情，可爱情给不了她归宿；她要自由，可自由只让她更孤独。她试图衝破一切束缚，可衝破之后，发现外面什么都没有。”
她停了一下。
“这是托尔斯泰的高明之处。他不批判安娜，也不同情安娜。他只是把她放在那个时代里，让她自己走完该走的路。”
刘建军在旁边打了个哈欠，小声嘀咕：“有点深。”
顾寻没理他。
谢颖继续讲。
讲列文。讲他回到乡下，试图在土地上寻找生活的意义。讲他和农民一起割草，从劳动中获得踏实。讲他和吉蒂的婚姻，从激情走向平淡，最后在信仰中找到寄託。
“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困惑给了安娜，把自己的探索给了列文。安娜走向毁灭，列文走向救赎。这是两种可能性，也是托尔斯泰內心两种声音的对话。”
她顿了顿。
“可列文真的找到答案了吗书里写他最后接受了信仰，可托尔斯泰自己呢他写完这本书后，仍然在痛苦中挣扎，最后在八十多岁高龄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她看著台下。
“所以我想说的是，伟大的文学，从来不给你答案。它只是把问题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安娜的悲剧是问题，列文的探索也是问题。托尔斯泰把这些问题写出来，不是为了教育谁，是为了让自己看清楚。”
她合上书。
“可看清楚了，然后呢”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托尔斯泰看清楚了，可他解决不了。他一生都在寻找答案，一生都没找到。他痛苦，他挣扎，他八十多岁了还要离家出走。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傻了。可我觉得，他只是太清醒了。”
她的声音低下来。
“清醒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看见了別人看不见的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他们活在人群里，却永远是个异类。”
教室里安静得很。
没人说话，没人动。
刘建军张著嘴，小说掉在腿上都不知道。
顾寻坐在那，心里动了一下。
他想起了父亲。
想起父亲笔记本上的那些字。
“我学会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看见了，就回不去了。”
谢颖继续说。
“而且，有些时候，清醒不光会让你痛苦，还会让无路可走。”
她顿了顿，没有往下说。
可台下的人，都听懂了。
顾寻想起父亲笔记本里那一页。
“那几年，校园里空荡荡的。梧桐树还在，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人却不一样了。”
谢颖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抬起头，说：“有问题可以问。”
学生们举手。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问各种问题。她一一回答，不急不慢。
一个学生问：“您觉得安娜和渥伦斯基之间是真爱吗”
谢颖想了想。
“是真爱，也是假爱。真在那个瞬间，他们確实为彼此燃烧过。假在那种燃烧持续不了多久。渥伦斯基要的是征服，安娜要的是全部。两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再真的爱也走不下去。”
又一个学生问：“列文的探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有什么不同”
谢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在极端的处境里拷问上帝。列文不一样，他在日常里寻找。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这是两位作家最大的不同。”
还有一个学生问：“您刚才说清醒的人最痛苦。那为什么要清醒糊涂过一辈子不是更好吗”
谢颖沉默了一会儿。
她看著那个提问的学生，慢慢说：
“没有人选择清醒。是清醒选择了你。”
她顿了顿。
“你读了书，你见了世面，你开始想问题。你以为你在主动思考，其实你是被动的。是那些书，那些人，那些经歷，把你变成了一个清醒的人。你回不去了。”
“回不去，就只能往前走。”
“往前走，可能会更痛苦。”
“可这是唯一的出路。”
那个学生坐下去了。
顾寻坐在后排，听著这些话。
他想起父亲。
想起父亲离开京城那天，站在月台上，看著这座待了四年的城市。
他那时候在想什么
是不是也知道自己回不来了
不是回不来定西。
是回不来那个不问问题的自己。
他带著一双被打开的眼睛回去了。
在那个黄土坡上，活了一辈子。
他看见了太多。
可他说不出来。
有些话，不能说。
他只能把它们写下来，锁在那口旧木箱里。
等著有一天，有人能看见。
顾寻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父亲不是失败。
他是选择了清醒，哪怕清醒意味著痛苦，意味著孤独，意味著沉默。
他带著那份清醒，活到了三十四岁。
然后他死在砖窑上。
可他留下了那些笔记本。
那些他看见的事，他记下来了。
那些他说不出的话，他写下来了。
问的人越来越少了。
谢颖的目光扫过台下，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扫到后排的时候，在他脸上停了一下。
很短。
短到別人注意不到。
可顾寻注意到了。
她看著他，就那么一下，然后目光移开了。
顾寻没动。
他坐在那，和她的目光对上的那一瞬间，心里动了一下。
他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
是那张和父亲一样的脸
还是那双眼睛里，和父亲一样的东西
讲座结束了。人们站起来，往外走。前排几个学生围上去，还想问问题。
谢颖站在讲台前，和他们说著话。
刘建军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可算完了，听得我脑袋疼。”
他把小说塞进口袋，看著顾寻。
“走不走”
顾寻说：“你先走，我一会儿。”
刘建军说：“行，那我回宿舍了。外头冷，別待太久。”
他走了。
顾寻慢慢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那边的人群散了。她拿起桌上的书，往门口走。
顾寻站在门边，让开道。
她走过来。
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顿。
很轻，几乎看不出来。
可她顿了顿。
然后她没停，走了过去。
顾寻站在那，看著她的背影。
深蓝色的外套，盘著的头髮，步子不快不慢。
她走到楼梯口，下去了。
顾寻站了一会儿，也往下走。
外头很冷。风颳著，把地上的落叶吹起来，打著旋。
他站在楼门口，看见她的背影已经走远了。
往外语系的方向。
他站在那，看著那个方向，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往宿舍走。
路上风大，他把手插进口袋里。
口袋里有一张纸，是那张讲座通知。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折好，又放回去。
回到宿舍，刘建军已经躺床上了。
“回来了讲座咋样”
顾寻说：“挺好。”
刘建军说：“我听不太懂，什么安娜列文的，绕来绕去。不过那教授讲得是真稳，一句废话没有。”
顾寻说：“嗯。”
刘建军说：“你听懂了”
顾寻说：“懂一些。”
刘建军说：“那你给我讲讲，她最后说的那个啥意思清醒是病，治不好。那咋办”
顾寻想了想。
“往前走。”
刘建军愣了一下。
“往前走往哪儿走”
顾寻说：“不知道。”
刘建军躺回去，嘟囔了一句：“不懂你们这些写东西的。”
他想起谢颖看他那一眼。
想起她从他身边走过时，那顿了顿的脚步。
想起她讲的那些话。
“没有人选择清醒。是清醒选择了你。”
他想起父亲。
清醒选择了父亲。
父亲带著那份清醒，在黄土坡上活了一辈子。
有些话，他不能说。
可他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