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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过去快二十年了，我从来没跟人完整地讲过。
我叫林小禾，小时候住在城南一条老街上。街两边是那种灰扑扑的砖瓦房，电线像蛛网一样从头顶拉过去。我家旁边有一条柏油马路，不宽，但够两辆车擦肩而过，再往前就是一片农田和零零散散的坟包。我三年级之前，每天放学都跟邻居家的沈萤一起走那条路回家。
沈萤比我大一岁，圆脸，扎两根辫子，笑起来右边有个酒窝，左边没有。她妈妈在菜市场卖豆腐，爸爸常年在外地打工。我们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夏天她吃冰棍，第一口一定给我咬。冬天她把手套分我一只，两个人各戴一只，另外一只手揣兜里，一路走一路呵白气。
三年级下学期，她突然转学了。原因我听大人提过一嘴，说她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好像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具体怎样没人跟我说。她转学那天我甚至不知道，只是放学后去敲她家的门，敲了很久，没人应。后来她家就搬走了，搬得干干净净，连门口那盆她养的指甲花都不见了。
我难过了好一阵子，但小孩嘛，日子久了也就淡了。到了四年级，我已经不怎么想起她了，每天跟新的同学玩新的游戏，那条柏油马路我照走不误，有时候蹦蹦跳跳地跑过去，有时候低着头踢石子，从来没觉得那条路有什么不对劲。
直到那年秋天。
具体是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天有点阴，风很凉，吹得路边的狗尾巴草东倒西歪。那天下午放学早，我背着书包从学校出来，沿着老路往家走。走到半路的时候，远远看见前面的马路牙子上有一队人，白花花的一片，我眯着眼睛看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是送葬的队伍。
白布，白帽，白旗子。队伍走得很慢，最前面的人举着纸扎的童男童女，后面跟着几个穿道袍的师傅，再后面就是那口棺材了。棺材是深褐色的，被几个男人扛在肩上，沉沉地一晃一晃。队伍最后面跟着一群披麻戴孝的人，低着头，弓着背，哭声断断续续地飘过来，被风撕得七零八落。
我当时站在路边，没觉得害怕。小孩子对死亡没什么概念，棺材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木头箱子，跟过年时爷爷从阁楼上搬下来的那个樟木箱子差不多。我正准备从队伍旁边绕过去，忽然看见路边跪着一个人。
是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大的年纪，扎着马尾辫，身上穿着粗麻布的白衣，头上缠着白布条，双膝跪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正对着那口棺材的方向。她的肩膀一抖一抖的，在哭。
我看了一眼她的侧脸，心里忽然跳了一下。我又仔细看了两眼，那圆圆的腮帮子，那额前微微翘起的碎发，那右边——
她正好转过头来，用袖子擦眼泪。那一瞬间我看清了她的脸，右边的酒窝。
沈萤。
“沈萤！”我喊了她一声，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当时是真高兴啊，那种高兴是小孩特有的，没有任何遮拦和犹豫，就像在沙滩上找回了丢失的贝壳一样。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嘴里还喊着，“沈萤沈萤！你怎么在这里！”
她听见声音抬起了头。
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我愣住了。
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泪水糊了一脸，鼻尖也是红的，嘴唇在发抖。她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惊讶，不是高兴，甚至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舍不得，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却说不出来。那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脸上，沉甸甸的，像一块湿透的布盖下来。
我没看懂。我那会儿才九岁多，我能看懂什么呢。我只觉得她哭得真厉害，脸上全是泪水，顺着下巴一滴一滴地砸在地面上。背后的送葬队伍在吹唢呐，呜呜咽咽的，我妈最讨厌唢呐声，说听了心里发毛。
“你哭什么呀？”我蹲下来，歪着脑袋看她，“你搬到哪儿去了？我好久好久没见你了。”
她没说话。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叫了我的名字，但我没听见。唢呐声太大了。然后队伍往前走了，后面有人催她，她低下头，重新跪好，整个人伏下去，额头几乎碰到了地面。
我还想再说什么，但一个穿白衣的女人走过来，挡在了她前面。那女人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现在都记得——冷冷的，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无奈，好像在说：孩子，你不该在这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那样蹲在原地，看着沈萤被那个女人搀起来，低着头，踉踉跄跄地跟上了队伍。白布在风里翻飞，她的身影小小的，混在一片白色中间，像一滴牛奶落进了牛奶里，转眼就分不清了。唢呐声渐渐远了，哭声渐渐远了，那口棺材也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点，消失在马路的尽头。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转身回家了。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问我今天学校里学了什么，我想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忘记了，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好像下午放学之后的那段时间被人从日历上剪掉了，剩下的页码是干净的，但缺了一角。
“就学了数学。”我说。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吃完饭我洗碗，洗到第二个碗的时候忽然停下了。我看着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水流是凉的，冲在手背上，有触感，但没有温度。我把手伸到热水那边，水是烫的，我的手是冷的，中间的温差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传不过来的那种感觉。
不是手麻了。手没问题，能抓能捏能握拳头，就是那个“感觉”丢掉了。就好像有人把我的皮和肉之间灌了一层空气，所有东西都碰不到我的真正的那一层。
我开始跟我妈说这件事。
“妈，我感觉没知觉。”
“什么没知觉？”
“就是……做什么都不像是自己在做。吃饭的是我，又不是我。写字的是我的手，又不是我的手。”
我妈正低头缝扣子，听了这话抬起头来，皱着眉看了我几秒，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不烫啊，”她说，“你是不是在学校困了？早点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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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上床去了。但躺在床上睡不着，准确地说不是睡不着，是没有“要睡觉”的那种感觉。以前睡觉前会觉得困，眼皮沉，身体沉，脑子慢慢变软变糊。但那晚什么都没有，意识清醒得像一根绷直的弦，身体却软塌塌的，像是已经被掏空了，只留下一副皮囊搁在床上。我感觉不到枕头的高度，感觉不到被子的重量，感觉不到睡衣贴在皮肤上的触感。我甚至需要掐自己的胳膊来确认自己还躺在床上。
第二天我又跟我妈说。
“妈，我还是感觉自己不是自己。”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我的手。”我把手举起来，翻来覆去地给她看，“这只手是我的，但我感觉不到它是我的。就好像我在看别人的手。”
我妈的脸色变了。她伸手抓住我的手，攥得很紧，“现在呢？能感觉到吗？”
我看了一下被她攥住的那只手。她攥得指尖都发白了，但我只是“知道”她在攥我，而不是“感觉到”她在攥我。就像看一部默片，你能看懂剧情，但听不见任何声音。
我妈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电视关掉了，把我拉到沙发上坐好。她问我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人欺负我，有没有摔跤，有没有撞到头。我说没有。她又问我昨天有没有吃坏东西，有没有被猫抓被狗咬，我说没有。她的眉头越皱越紧，最后拿起手机给我爸打了个电话，说小禾不对劲，明天带她去医院看看。
第三天，我发烧了。
不是普通发烧的那种感觉。普通发烧你会觉得冷，觉得热，觉得头晕，觉得浑身酸痛。但我没有这些，我只是突然没有力气了，像手机的电量从百分之八十直接跳到了百分之三。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妈喊我起床，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身体却一动不动，不是不想动，是动不了。那个发出指令的“我”和那个执行指令的身体之间，断了一根线。
我妈来摸我的额头，摸完就变了脸色。“烫成这样了？”她手忙脚乱地去找体温计，甩了又甩，夹到我腋下。五分钟后拿出来一看，三十九度六。
她给我灌了退烧药，又敷了冷毛巾，折腾了一个上午。我爸请了假回来，说下午要是还不退烧就去医院。到了中午，我爸去奶奶家吃饭了，我妈在厨房熬粥，家里就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我躺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浑身难受。不是疼，不是酸，是一种想把自己从身体里剥出去的冲动。我挣扎着坐起来，下了床，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地是凉的，我能“知道”它是凉的，但感觉不到那种凉意从脚底传上来的过程。我走到客厅，姑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指间夹着一根烟，烟头的红光一亮一亮的。
我走过去，伸手掐住了那根烟的红头。
“小禾你干什么！”姑爹猛地一缩手，烟掉在地上，他瞪大了眼睛看我。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食指和大拇指的指腹上各有一个圆圆的灰色痕迹，皮已经烫没了，露出底下的嫩肉，但没有血，也没有水泡。我看着那两块烫伤的地方，心里没有任何感觉，像在看别人手上的一块疤。
姑爹抓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看，嘴里一个劲地念叨“这娃怎么了”。我没理他，转身又走到客厅角落那台老式落地扇跟前。是那种铁叶片的电风扇，罩子已经锈了，最外面的铁丝网松松垮垮的，大人从来不让小孩靠近。我蹲下来，把右手从那道松垮的铁丝缝里伸了进去。
电风扇开着二档。铁叶片呼地转过来，打在我手背上，一下，又一下，又一下。手背上的皮被刮破了，露出底下的红色，几滴血慢慢地渗出来。不痛。一点都不痛。我看着自己的手在风扇叶片里被打得一颤一颤的，像是在看一部关于别人的纪录片。
姑爹冲过来把我拽开了。
他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晃了两下，“小禾！你知不知道痛？”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
姑爹的脸色白得像纸。他松开我，跌跌撞撞地跑出去打电话，声音从院子里传过来，又急又大声，像是在喊人救命。我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自己那只破皮流血的手，一片指甲盖被掀起来了一点点，挂在那里，像个不合时宜的装饰品。我心里想的是：这只手真的长在我身上吗？
后来我妈告诉我，那天下午，我爸开着摩托车上街找了一个老太太来。那老太太住在老街最里头的那条巷子里，门口种了一棵石榴树，谁家小孩夜里哭闹不退烧不吃饭，都去找她。我妈说那老太太进来看了一眼我，什么也没问，只说了句：“魂走丢了。”
我妈那时候还不信这些。但我的高烧一直不退，退烧药吃了两三种，体温计上的数字像钉子一样钉在三十九度几，纹丝不动。我爸急得团团转，说要送医院输液，我妈站在门口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让老太太先做了。
老太太做的那一套，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用一碗水，立了三根筷子，又烧了几张黄纸，嘴里念念有词地在我头顶上绕了三圈。我那时候浑浑噩噩的，身体被烧得滚烫，意识却像一片薄薄的纸片，风一吹就要飞走。我只记得老太太最后把那碗水端到我嘴边，让我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像深井里的水，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那种“凉”是我那几天里唯一一次真切地感觉到的东西——不是“知道”，是感觉到。
然后，我吐了。
吐得昏天黑地，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翻出来。我妈说那天晚上我吐出来的东西又黑又稠，像泥浆一样，她这辈子没见过小孩吐那种东西。吐完之后我就睡过去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太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的被子上，暖洋洋的。我伸出右手想挡住光，看见手指上缠了两圈纱布，纱布底下隐隐约约地透出药膏的颜色。
我摸了一下那层纱布。纱布粗粗的，刮过指尖的指纹。那个感觉回来了——清清楚楚地回来了，像是有人把那层隔在我和世界之间的玻璃给敲碎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沈萤。我搬到城里念中学，老街的老房子拆了，邻居们都各自散了。我妈偶尔提起菜市场那个卖豆腐的女人，说好像搬到城南去了，又好像回了老家，谁也说不太清楚。
但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个秋天的下午，想起那条灰扑扑的柏油马路，想起唢呐声里那个泪流满面的女孩。她跪在地上，抬起头来看我的那个眼神，我现在终于读懂了。
那不是伤心，不是惊讶，甚至不是心疼。
那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隔着生与死的边界，在看这个世界上她最舍不得的东西。她想伸手拉住我，想开口喊出我的名字，想告诉我——别过来，别靠近这条路，你还不该来这里。但她说不了话。她已经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上的人说任何话了。
她只能跪在那里，看着我，流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