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7号，这个日子离春节就只剩一个星期了。

    家家户户进了腊月，都开始置备年货。菜市场里人头攒动，猪肉摊前排着长队，卖对联的铺子红彤彤一片，空气中飘着炸丸子的油香。整个湖北武汉都沉浸在过年的热闹劲儿里，可家住汉口某小区的老王，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为啥？他老伴丢了。

    老王的老伴姓廖，叫廖翠珍。比他小二十岁，俩人虽然是重组家庭，但结婚已经十几年了，感情好得没话说。平时别说吵架，连拌嘴都少见。老王疼媳妇，廖翠珍也贤惠，街坊邻居都羡慕这一对。

    可就在前一天，1月26号一大早上，廖翠珍接了个电话。

    老王当时正在厨房热稀饭，就听见客厅里老伴“喂”了一声，然后声音就低了下去，好像在听对方说什么。没一会儿，廖翠珍挂了电话，匆匆忙忙地从卧室拿了外套，换了鞋，朝厨房喊了一嗓子：“老王的，我出去一趟啊！”

    老王端着稀饭碗探出头来：“这么早去哪？吃了饭再走啊。”

    “不吃了不吃了，有点事。”廖翠珍头也没回，啪嗒一声把门带上了。

    老王也没多想。快过年了嘛，鸡鸭鱼肉、瓜子糖果，该买的东西多着呢。老伴兴许是去赶早市了，或者约了姐妹逛街。他还寻思着，等会儿吃完饭自己也出去转转，买两挂鞭炮。

    就这么着，一上午过去了，中午廖翠珍没回来。老王打了个电话，没人接。他想，可能在商场里太吵，听不见。

    下午又打了几遍，还是没人接。

    天渐渐黑了，老王把饭菜热了又热，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可眼睛老往门口瞟。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下都敲在他心口上。到了晚上九点多，老伴还没回来，老王坐不住了，开始挨个给廖翠珍的牌友打电话。

    “喂，老刘啊，翠珍今天去你那了吗？没有啊……行行，没事。”

    “喂，小罗，翠珍跟你在一块儿吗？也没见着？那算了算了。”

    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都说没见着。

    老王心里头“咯噔”一下。不对劲啊，翠珍这人平时出门，不管去哪都会跟他说一声，最晚天黑之前肯定到家。她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事在外头过夜？

    当天夜里，老王一宿没合眼。手机就攥在手里，隔一会儿就打一遍。一开始是没人接，到后来，直接关机了。

    那一夜，老王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翠珍在武汉没什么亲戚，娘家在外地，平时来往最多的就是棋牌室里那几个姐妹。会不会是跟哪个姐妹去泡温泉了？不对，那也得打电话说一声啊。

    越想越怕。

    天刚蒙蒙亮，老王就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派出所报了警。

    “警察同志，我老伴不见了，从昨天早上出门到现在，一天一宿没回家，电话也关机了，我怀疑她出事了……”

    接待他的民警让他别急，先详细说一下情况。老王把昨天早上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特别提到那个电话，翠珍是接了一个电话之后才出门的，而且走得很急。

    民警把信息记录下来，又问老王：“你们两口子最近有没有闹矛盾？吵过架没有？”

    老王使劲摆手：“没有没有！我跟翠珍感情好着呢，十几年了从来没红过脸。她比我小二十岁，人家嫁给我，我能不对她好吗？平时她要什么我给什么，从来不跟她吵。”

    民警又问廖翠珍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老王想了半天，说没有。翠珍性格好，对人热情大方，开了个棋牌室，街坊邻居都喜欢来她家打牌，没听说跟谁结过怨。

    民警点点头，让老王先回去等消息，他们这边会想办法查找线索。

    老王从派出所出来，天还没大亮。冬天的早晨冷得刺骨，他裹紧了棉袄，走在大街上，看着路边已经挂起来的红灯笼，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喘不上气。

    警方这边一查，发现事情比想象的严重得多。

    按照正常流程，有人失踪，先看身份证使用记录。现在都是实名制时代，坐火车、住旅馆、买机票，只要用身份证，系统里就有痕迹。可廖翠珍的身份证，从1月26号之后就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使用过。

    没有买过车票，没有住过宾馆，甚至连银行柜台都没去过。

    一个大活人，一个中年妇女，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警方又调了廖翠珍手机的通话记录。老王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那个把廖翠珍叫出家门的电话。记录调出来之后，警方拿到了那个电话号码，拿给老王辨认。

    老王翻遍了自己的手机通讯录，又找了家里的小本子，愣是不知道这号码是谁的。

    “没见过这个号，我老伴的牌友、亲戚我都存着，这个真没有。”老王摇着头说。

    警方进一步查这个号码的开户信息，发现了一个更蹊跷的事：这个电话号码，是1月26号凌晨才刚刚开通的。也就是说，就在廖翠珍接到那个电话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人办了这张卡。

    开卡之后，这个号码只打过一次电话，就是打给廖翠珍的。

    只打过一次，再没有别的通话记录。

    这是什么意思？警方心里头已经有了数：这张电话卡就是专门为廖翠珍办的，打完了这一次，卡就废了。来者不善，有预谋。

    一般人接到陌生电话，十有八九是推销或者诈骗，根本不会搭理。可廖翠珍不但接了，还急急忙忙地出了门，说明打电话的人她认识，而且对方说了什么让她非去不可的话。

    警方的弦一下子就绷紧了。这起失踪案不简单，极有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于是，公安机关立即启动了疑似命案侦查机制。

    侦查员兵分几路：一路继续调查廖翠珍的社会关系，一路去她家周围走访摸排，还有一路调取她失踪当天沿途的监控录像。

    这时候，老王在家也没闲着。按照民警的叮嘱，他开始挨个打听亲戚朋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廖翠珍，或者接到过她的电话。亲戚们一听廖翠珍失踪了，都吓了一跳，纷纷赶到老王家里来慰问。

    “翠珍姐怎么会失踪呢？她那么好的一个人。”

    “报警了吗？警察怎么说？”

    “老王你别急，我们帮着一起找。”

    家里头一下子来了好多人，有的帮着做饭，有的帮着打电话问，有的陪着老王说话宽心。老王看着这些热心的亲戚朋友，心里头稍微好受了点，可那种不祥的预感，怎么也挥之不去。

    说起廖翠珍这个人，在街坊邻居当中口碑确实好。

    她退休之后没什么事干，就在家里开了个小棋牌室。其实也不算正式的棋牌室，就是把客厅收拾出来，摆了两张麻将桌，附近的老头老太太、街坊邻居没事了就来打几圈。一来二去，人越来越多，廖翠珍也认识了一大帮朋友。

    在这些牌友里面，跟廖翠珍关系最好的有三个女人：刘湘云、罗全会、邵晓霞。

    四个人处得跟亲姐妹似的，平时隔三差五就聚在一起。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躺在廖翠珍家的床上聊天、听音乐。廖翠珍这个人热情大方，经常请她们吃饭，逢年过节还给她们送东西。三个姐妹也把廖翠珍当亲姐姐看待，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她说。

    老话说得好，闺蜜之间最忌讳的就是借钱。感情再好，一提到钱就容易变味。可偏偏这四个人里头，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在廖翠珍失踪之后，警方按照惯例，开始逐一排查她的社会关系。三大可能性，情杀、仇杀、财杀，总得占一样吧。

    情杀？老王跟廖翠珍感情好得很，廖翠珍在外面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这条可以排除。

    仇杀？走访了一大圈，所有人都说廖翠珍为人善良，从不跟人结仇。连吵架都很少，哪来的仇人？这条也基本排除。

    财杀？警方查了廖翠珍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存款一分没少。老王也没收到任何勒索电话或者信息。廖翠珍出门的时候身上只带了几百块钱和一张银行卡，银行卡一直没动过。如果是图财，这说不通啊。

    三条路都走不通，警方陷入了僵局。

    这时候，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廖翠珍是接到电话之后才出门的，而那个电话是专门为她办的。这说明打电话的人跟她很熟，而且有预谋。那么，嫌疑人很有可能就在她身边最亲近的人当中。

    民警把目光投向了那三个闺蜜。

    老王回忆起一件事：刘湘云曾经跟廖翠珍借过钱，想借十万块。廖翠珍一开始答应了，毕竟姐妹情深，可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十万块钱不是小数，万一要不回来，伤了感情不值当，就反悔了。

    刘湘云当时挺不高兴的，在电话里跟廖翠珍说了几句不好听的。后来虽然表面上和好了，可谁知道她心里头怎么想？

    警方把刘湘云叫来了解情况。刘湘云一听说警方怀疑她，当场就急了：“我怎么可能害翠珍姐？是，她没借给我钱，我确实有点不痛快，可那点事能记仇吗？我跟翠珍姐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犯得上为了十万块钱杀人？”

    刘湘云说得义正辞严，但警方不能光听她说。侦查员对刘湘云案发当天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发现，1月26号那天，刘湘云一大早就去了乡下老家赶集采购年货，一直忙到天黑才回来。

    乡下赶集，人来人往，认识她的人可不少。侦查员走访了一大圈，找到了十几个证人，都能证明刘湘云那天确实在集市上。这个不在场证明太硬了，刘湘云的嫌疑基本被排除了。

    刘湘云洗脱嫌疑之后，主动跟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同志，说到经济纠纷的事，我倒是想起一个事儿。全会，就是罗全会，她可能跟翠珍姐有矛盾。”

    “怎么回事？”

    “全会之前家里有急事，跟翠珍姐借了两万块钱。后来翠珍姐催她还钱，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拖着不还。翠珍姐跟我抱怨过好几次，说全会这个人借钱的时候好话说尽，还钱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两个人为了这事闹得挺不愉快。”

    两万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钱这个东西，有时候不在多少，关键是看怎么个借法、怎么个还法。

    警方立刻把罗全会叫来询问。

    罗全会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说话做事透着一股精明劲儿。她走进派出所的时候，脸上带着笑，见了民警还主动打招呼。

    可当民警问起廖翠珍借钱的事，罗全会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什么？你们怀疑我？”罗全会嗓门一下子就高了，“我怎么可能害翠珍姐？不就是两万块钱的事吗？我又没说不还，就是手头紧，拖了几天。我犯得着为了两万块钱杀人？”

    民警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那你1月26号那天在干什么？”

    罗全会说自己那天在家收拾屋子、准备年货，下午去了一趟老王家里，想还钱给廖翠珍，结果翠珍姐不在家，她就等了一会儿，帮着打扫了打扫卫生，然后就走了。

    民警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没有当场说什么。

    罗全会说到老王家里等廖翠珍的时候，顺嘴提了一句“帮着打扫卫生”。

    这个细节，民警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一个外人，到别人家里去，平白无故地帮着打扫卫生？按理说，你去还钱，人不在家，要么把钱留下让老王转交，要么改天再来，怎么还帮着收拾起屋子来了？

    民警又去找老王核实这个事。

    老王说：“对对对，全会是来过。那天翠珍走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全会就来了，说是来还钱的。我就跟她说翠珍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可能去买年货了，你等等吧。全会就在客厅坐着等，等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吧，看翠珍还没回来，又看我家地上有点脏，就说帮我收拾收拾。”

    “她都收拾了哪些地方？”

    “就是扫了扫地，擦了擦桌子，还帮我把卧室的衣柜整理了一下。我说不用不用，她非说闲着也是闲着。”老王回忆着，表情很自然。

    民警心里头的疑团更大了。一个来还钱的人，在别人家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不但没觉得不耐烦，还主动帮着打扫卫生？这热情得有点过头了。

    “老王，你好好想想，家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民警追问道。

    老王一愣，想了想说：“不能吧？全会又不是外人，她能拿我什么东西？”

    “你仔细检查一下，特别是跟廖翠珍有关的物品。”

    老王将信将疑地翻找起来。廖翠珍的包还挂在玄关的衣架上，老王把包拿下来，翻了翻，钱包、手机、钥匙、化妆包都在，没少什么。他又去翻抽屉，翻柜子，翻到床头柜的时候，手突然停住了。

    “哎？欠条呢？”

    “什么欠条？”

    “就是罗全会打的那张两万块钱的欠条！我一直放在翠珍的床头柜抽屉里的，怎么不见了？”

    民警对视一眼，心里已经有了数。

    “老王，罗全会不是说她来还钱的吗？她还了吗？”

    “没有没有，翠珍不在家，她钱也没留给我，就说改天再来。我还跟她说，你们姐妹之间的事你们自己处理，我也没多问。”

    欠条不见了，钱没还。这其中的逻辑，稍微一想就明白了：罗全会来老王家里，根本不是来还钱的，而是来找那张欠条的。

    一个来偷欠条的人，她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想把借款的凭证销毁，让廖翠珍拿她没办法。可如果仅仅是想赖账，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还用得着大费周章地办一张匿名电话卡把廖翠珍叫出去？

    民警心里头的怀疑越来越重。

    就在警方围绕罗全会展开调查的同时，负责外围摸排的民警也带回了一条重要线索。

    廖翠珍家附近有一家小商铺，老板姓周，过完年刚从老家回来。周老板告诉侦查员，1月26号早上，他开店门的时候碰见过廖翠珍。

    “翠珍姐啊，我们这条街都认识她。那天早上大概八点多钟，她从我店门口过，我就打了个招呼，问她这么早去哪。她说去巡礼门。我还问她去巡礼门干什么，她笑了笑说有点事。”

    巡礼门？那是武汉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离廖翠珍家不近，坐公交车得四五十分钟。

    警方立刻把侦查方向对准了巡礼门一带，派出大量警力进行地毯式排查。查宾馆、查商场、查沿街店铺，看有没有廖翠珍出现的影像，或者有没有人见过她。

    查着查着，一个可疑的信息浮出了水面：罗全会竟然在案发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月25号，入住了巡礼门附近的一家宾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退房。

    案发前一天就住进去了，第二天上午廖翠珍接到电话出门去了巡礼门，而罗全会就在巡礼门的宾馆里。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警方调取了罗全会那几天的通话记录，发现她在1月26号上午给一个叫王立军的人打过电话。王立军是个跑出租的司机，开的是一辆面包车，平时拉客也拉货。

    侦查员找到王立军，问他26号上午罗全会打电话是什么事。

    王立军四十多岁，黑黑瘦瘦的，说起话来带着一股憨厚劲儿：“哦，你说那天啊，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个女的说她有俩亲戚要去汉川，让我去宾馆接人。我到了宾馆门口，等了一会儿，就看见那女的和两个男的从里头出来了。”

    “两个男的？”侦查员眼睛一亮，“什么样的男的？”

    “就是俩年轻小伙子，三十来岁，看着也不像什么正经人。一人拖着一个大行李箱，那种二十八寸的大箱子，看着就沉。我寻思帮个忙嘛，就过去想帮他们把箱子搬到后备箱里，结果那俩人挺不乐意的，一把把我推开了，凶得很。”

    王立军说到这儿，语气里还带着点委屈：“我好心好意的，他们倒不领情。后来一路上，那三个人一句话都不说，车里安静得吓人。那气氛，哎呀，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自在。”

    侦查员又问：“那两个行李箱，你能看出里面装的什么吗？”

    王立军摇了摇头：“那谁能看出来？就听那个箱子在地上拖的时候，咕噜咕噜响，里头东西肯定不轻。我当时还寻思，这大过年的，带这么多行李，是回老家过年吧？可那俩人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气氛又那么怪，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侦查员记下了这些信息，又问王立军还记不记得那两个男的去了汉川什么地方。王立军说车子开到了汉川市郊一个村子附近，那俩人让他停在一个路口，然后拖着箱子走了，罗全会没跟着去，在半路就下了车。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

    罗全会不仅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宾馆，还叫了两个男人帮忙搬运沉重的行李箱。而这两个行李箱，很有可能就装着……

    警方没有继续往下想，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两个男人的身份。

    通过调查罗全会的社会关系，警方很快就锁定了那两个人的身份：一个叫刘小明，一个叫李光宏。

    这两个人都是三十出头的无业人员，常年在赌桌上混。罗全会也是赌桌上的常客，三个人就是在棋牌室里认识的。刘小明和李光宏管罗全会叫“干姐姐”，平时走得很近。

    警方进一步查证，发现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三人在1月26号之后有过多次联络，而且李光宏和刘小明的通话记录显示，他们去过仙桃市一带。

    结合王立军提供的信息，那两个行李箱被送到了汉川，警方怀疑，廖翠珍可能已经遇害，尸体被装进箱子运走了。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方向：罗全会就是这起失踪案的主谋。

    警方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秘密搜集证据。通过对宾馆的监控录像进行调取，警方发现1月25号晚上，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三人先后入住。第二天早上8点多，罗全会用宾馆前台的电话拨打了廖翠珍的手机，这个时间点，跟廖翠珍接到电话出门的时间完全吻合。

    上午9点多，廖翠珍出现在宾馆附近的监控画面中。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挎着一个黑色的包，脚步匆匆地走进了宾馆大门。

    之后，她再也没有从宾馆出来。

    上午11点左右，刘小明和李光宏各自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从宾馆侧门离开。监控画面中，两个人显得很紧张，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看得出箱子里装的东西非常重。

    罗全会则空着手，从正门出来，然后三个人汇合，坐上了王立军的出租车。

    铁证如山。

    2011年6月1日，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抓捕小组分别在三处地点将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抓获归案。

    罗全会被抓的时候，正在家里做饭。她看到穿制服的警察走进来，手里的铲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你们……你们干什么？我犯了什么法？”

    民警亮出证件：“罗全会，你涉嫌一起绑架杀人案，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有！我没有杀人！你们冤枉我！”罗全会开始大喊大叫，挣扎着不让警察靠近。可当手铐铐上她手腕的那一刻，她的声音突然小了下去，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上。

    到了审讯室，罗全会一开始还在装无辜，哭着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可当民警把通话记录、宾馆监控、王立军的证词、欠条丢失等证据一件件摆在她面前时，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嘴唇开始发抖。

    最终，她崩溃了。

    “我说……我都说……”

    罗全会交代了一切。

    事情要从那两万块钱说起。

    罗全会这人好赌，打牌打得昏天黑地。十赌九输，她家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老公跟她离了婚，孩子判给了她，她一个人带着儿子，手头从来没有宽裕过。

    那时候她经常去廖翠珍的棋牌室打牌，一来二去就跟廖翠珍熟了。廖翠珍人好，看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经常照顾她，请她吃饭，逢年过节还给她孩子买衣服。罗全会嘴上叫廖翠珍“翠珍姐”，心里头也把她当亲姐姐看待。

    后来罗全会遇到一件急事，具体是什么事她没说清楚，反正就是急着用钱。她硬着头皮跟廖翠珍开口，借了两万块。廖翠珍二话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两万块钱递给她，连借条都没让她打。还是罗全会自己说“姐你给我打张借条吧，要不我心里过意不去”，廖翠珍这才随手写了一张。

    刚开始那几个月，廖翠珍也没催她。可时间一长，廖翠珍手头也紧了，就试探着提了一下。罗全会说手头没钱，再缓缓。廖翠珍也没说什么。

    可后来廖翠珍催了几次，罗全会还是还不上。廖翠珍心里就不痛快了，我不是不让你缓，可你总得给个准话吧？你连个态度都没有，这算怎么回事？

    廖翠珍这个人，心里藏不住事，就跟别的牌友抱怨了几句：“全会这个人啊，借钱的时候好话说尽，还钱的时候就装聋作哑。我好心好意借给她，她倒好，跟没事人一样。”

    这些话传到了罗全会耳朵里。罗全会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面子。她一听廖翠珍在外面说自己坏话，火“噌”地就上来了。

    “我什么时候说不还了？我不是手头紧吗？你至于到处跟人说吗？”

    罗全会找廖翠珍理论了好几次。一开始廖翠珍还解释，说我没说你坏话，我就是随口提了一句。后来两个人都上了火，话越说越难听。

    那段时间，罗全会每次从廖翠珍家棋牌室出来，都憋着一肚子气。她觉得自己委屈，我借钱是真的有急事，又不是故意赖账。你廖翠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让我以后怎么抬头做人？

    怨气越积越深。

    终于有一天，罗全会动了歪心思。她找到自己的两个“干弟弟”，刘小明和李光宏，三个人在牌桌上认识，臭味相投，经常一起喝酒打牌。

    罗全会跟他们说：“翠珍那个棋牌室，这几年可没少挣钱。她手里头少说也有几十万。我琢磨着，咱们绑她一回，弄点钱花花。”

    刘小明和李光宏一听有钱赚，眼睛都亮了。他们俩也是赌棍，欠了一屁股债，正愁没钱过年。

    三个人商量了一个计划：先用匿名电话卡把廖翠珍骗出来，然后绑架她，逼她拿钱。

    1月25号晚上，三个人住进了巡礼门附近的一家宾馆。罗全会用非法渠道买了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装在手机上。第二天一大早，她拨通了廖翠珍的电话。

    “翠珍姐，是我，全会。”

    电话那头，廖翠珍的声音有点冷淡：“嗯，全会啊，什么事？”

    “姐，那两万块钱我准备好了，今天还给你。你看你在哪？我给你送过去。”

    廖翠珍一听要还钱，语气立马缓和了不少：“哎呀，你要是有困难就再缓缓，不急。”

    “不不不，姐，我都准备好了，你别跟我客气。要不你过来拿吧？我现在在巡礼门这边有点事，你来某某宾馆，我在房间等你。”

    廖翠珍犹豫了一下，但想到两万块钱能回来，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她换了件衣服，跟老王打了个招呼，就急匆匆地出了门。

    她根本不知道，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廖翠珍到了宾馆，找到罗全会说的房间号，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罗全会探出头来，脸上挂着笑：“姐，快进来。”

    廖翠珍迈步走进房间，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后突然“砰”的一声，门关上了。她回头一看，两个陌生男人堵在门口，脸色阴沉，眼神凶狠。

    廖翠珍心里“咯噔”一下，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全会，这……这是谁？”

    罗全会脸上的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漠的表情，像是变了个人：“姐，你别怕，他们两个是我朋友。今天我们找你，就是想跟你借点钱花花。”

    廖翠珍往后退了一步，声音开始发抖：“全会，你……你这是干什么？你要钱你跟我说，咱们好好说，你别……”

    “好好说？”罗全会冷笑了一声，“我跟你好好说过多少回了？你听了吗？你到处跟人说我不还钱，你把我的名声搞臭了，你现在跟我说好好说？”

    “我没有！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我没有恶意……”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刘小明不耐烦地打断了她，“姐，你配合一点，把钱拿出来，我们不为难你。”

    廖翠珍彻底慌了。她下意识地往门口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啊！救命啊！”

    这一喊，彻底打破了房间里的平衡。

    刘小明和李光宏冲上去，一个捂住了廖翠珍的嘴，一个按住了她的胳膊。廖翠珍拼命挣扎，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双脚在地上乱踢。

    “别喊！别喊听见没有！”刘小明压低声音吼道。

    可廖翠珍根本停不下来，她越是害怕，喊得越大声。那声音透过手掌的缝隙传出去，在走廊里回荡。

    罗全会慌了神。她跑到门口，把门锁死，然后转过身来，冲着刘小明喊：“快让她闭嘴！别让人听见！”

    刘小明红了眼，伸出双手死死掐住了廖翠珍的脖子。

    廖翠珍的脸从白变红，从红变紫。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满是恐惧和不解，她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真心对待的妹妹，怎么会这样对她。

    挣扎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终于，廖翠珍的身体软了下去，像一团没有骨头的棉花，瘫倒在地。

    房间里安静了。

    罗全会站在原地，浑身发抖。她看着地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人，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

    “完了……出人命了……”她喃喃自语，腿一软，瘫坐在床上。

    刘小明松开手，手还在抖。他喘着粗气，看着地上的廖翠珍，脸上的表情从凶狠变成了惊恐。

    李光宏也好不到哪去，他靠在墙上，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三个人沉默了好几分钟。

    最后还是罗全会先开了口，声音沙哑：“怎么办？”

    怎么办？这是此刻他们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原本只是想绑架勒索，弄点钱过年。谁想到廖翠珍一喊救命，三个人全慌了手脚，下手没轻没重，竟然把人给掐死了。

    现在钱没拿到，反倒背上了一条人命。

    “要不……报警自首？”李光宏小声说了一句。

    “自首？”刘小明瞪了他一眼，“自首也是死刑！你傻啊！”

    “那怎么办？把人扔这？”

    罗全会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她的脑子飞速转着，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先把尸体处理了。不能让人发现。”

    刘小明和李光宏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恐惧和犹豫。可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接下来的事，罗全会没有细说，只是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他们把……把翠珍姐……分开了，装进了两个行李箱里。”

    民警追问细节，罗全会只是摇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我不忍心看，我躲到厕所里去了……我真的不忍心看……”

    分尸的具体过程，罗全会说自己没有参与，是刘小明和李光宏干的。但不管她有没有动手，她都是这起案子的主谋。

    尸体被装进行李箱之后，罗全会独自去了廖翠珍家里。她的目的很明确，把那张两万块钱的欠条偷出来。

    她到了老王家里，装作来还钱的样子，等了一个多小时。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她翻遍了廖翠珍的床头柜，找到了那张欠条，偷偷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欠条拿到手，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欠条没了，就没人知道她欠廖翠珍的钱。可她不知道，这张欠条的消失，恰恰成了警方锁定她的关键线索。

    刘小明和李光宏则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两个行李箱运到了仙桃市郊外一处偏僻的空地。他们在那里挖了一个坑，把行李箱埋了进去。

    一切做完之后，三个人分头离开，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罗全会甚至还像往常一样，去老王家里慰问，帮着打听廖翠珍的下落，在民警面前表现得痛心疾首。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的指认下，警方在仙桃市郊外挖出了廖翠珍的遗骸。

    两个大行李箱已经被泥土压得变了形，打开之后，里面的情形惨不忍睹。法医经过鉴定，确认死者就是廖翠珍，死因为机械性窒息，也就是被人掐死的。

    消息传回老王家里，老王当场瘫倒在地，嚎啕大哭。

    “翠珍啊！你怎么就走了啊！你不是说出去一趟就回来吗？你倒是回来啊……”

    亲戚朋友们也都红了眼眶。谁能想到，那个热情开朗、待人真诚的廖翠珍，就这样死在了自己最信任的闺蜜手里。

    审讯室里，罗全会哭得不成样子。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这么做……我就是一时糊涂……”

    她哭诉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儿子刚满十八岁，老母亲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她说自己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翠珍姐的脸。她说自己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如果能重来一次，她绝对不会干这种傻事。

    可后悔有什么用呢？

    两万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如果当初廖翠珍没有催着还钱，如果罗全会没有好面子，如果两个人能坐下来好好沟通，如果……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

    就因为两万块钱，一个好人丢了命，一个糊涂人背上了人命。

    就因为两万块钱，老王没了老伴，罗全会的儿子没了妈，两个家庭彻底破碎。

    就因为两万块钱，昔日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变成了仇人，变成了杀人犯和受害者。

    这起案子，后来被很多人提起，有人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闺蜜的索命电话”。

    一个电话，叫走了一条命。

    一张欠条，照出了一颗人心。

    两万块钱，买断了两家人的幸福。

    咱们常说，朋友之间最好不要有金钱往来。借钱容易，还钱难。你借出去的时候是情分，你催还的时候就成了仇怨。不借，他怨你；借了，他不还，你怨他。怎么着都容易伤感情。

    可这话也不全对。真正的情谊，经得起金钱的考验。但前提是，彼此都要有分寸，都要守信用，都要懂得感恩。

    廖翠珍错了吗？她好心借钱给姐妹，催着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她唯一的错，可能就是太信任一个人了。

    罗全会错了吗？她错在不该赖账，不该好面子，更不该为了两万块钱就动了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