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妈妈回去之后,苏晚给她打电话的频率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了一周一次。每次通话都要聊很久,从今天吃了什么聊到最近画了什么,从公司的同事聊到阳台上的花。她妈妈在电话那头也不再只是嗯嗯啊啊地应着,开始主动说一些自己的事——菜市场的鱼涨价了,隔壁的王阿姨家儿子结婚了,楼下的早餐店换了老板。
“我妈说她明年退休,”苏晚挂了电话之后跟我说,声音里有一种我很少听到的轻松,“她说退休之后想来广州住一段时间,帮我做饭。”
“那好啊,你就不用天天吃外卖了。”
“你不懂,”她摇了摇头,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我妈从来没有说过要来广州。以前我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她说‘你别带他来见我,我不想看’。现在她说要来看我,还要给我做饭。何迪,你说这是不是说明——”
“说明她放心了。”
“嗯,”她的眼眶红了,但嘴角翘着,“她放心了。”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她跟一年前在展厅里那个穿着鹅黄色连衣裙的女孩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的她像一朵被风吹得到处飘的蒲公英,没有根,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现在的她像一棵种在土里的花,根扎下去了,虽然还不是很深,但已经有了一些站住脚的力量。
这种改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但更多的,是因为她自己。
八月的广州热得像一个巨大的蒸笼,连风都是烫的。展厅里的空调坏了三天,售后那边说配件要从德国进口,至少要等两周。销售顾问们人手一把小风扇,客户进来坐不了十分钟就想走,业绩惨淡得让总部那边打了三个电话来问情况。
“主管,这个月指标完不成了,”阿杰趴在办公桌上,有气无力地说,“要不我们去街上拉客吧?”
“拉客?你当你是出租车司机?”
“那怎么办?总不能等死吧。”
我看了看窗外白花花的阳光,叹了口气。
“把下午的客户约到晚上,凉快一点再试驾。白天就在展厅里吹风扇,能卖一辆是一辆。”
“你这不是销售策略,你这是看天吃饭。”
“广州卖车本来就是看天吃饭。天热了没人来,天冷了也没人来,不冷不热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旅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适合卖车的日子大概有三十天。”
阿杰翻了个白眼,转身去打电话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屏幕上是一份季度销售报表,数字红红绿绿地跳来跳去,但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脑子里想的不是工作,而是苏晚昨天跟我说的一句话。
“何迪,你有没有想过搬来跟我一起住?”
她问这句话的时候正在画画,语气很随意,像在问“今天晚饭吃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她画笔停顿的那一瞬间——那一笔的颜色比旁边深了一点,在画布上留下了一个不太协调的印记。
“怎么突然问这个?”
“不是突然,”她头也不回地说,“我想了很久了。你每次来来回回地跑,累不累?从你那里到我这里,不堵车也要四十分钟。你下班之后过来,待一会儿就得走,有时候连饭都来不及吃。”
“我可以在你这里吃饭。”
“但你得回去啊。你第二天还要上班,衣服也要换。你不累,我看着都累。”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说的有道理——我现在住的地方在天河,离公司近,但离她远。每次去找她都要穿越半个广州,有时候堵车堵得让人想弃车走路。周末还好,工作日的话,确实很赶。
“你那里太小了,”我说,“两个人住不开。”
“那就换一个大一点的,”她放下画笔,转过身来看着我,“何迪,我不是在邀请你来我的出租屋住。我是在问你——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生活?”
一起生活。
这四个字比“搬来跟我住”重得多。一起生活意味着每天早上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对方,每天晚上睡觉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也是对方。意味着要分享所有的空间、时间、习惯、脾气。意味着你的袜子会出现在她的画架旁边,她的颜料会蹭到你的衬衫上。意味着你们会吵架,会和好,会在同一个屋檐下看到彼此最真实、最不加修饰的样子。
“苏晚,你想好了?”
“想好了,”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双手撑在我的膝盖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何迪,我不只是想跟你谈恋爱。我想跟你过日子。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过日子也是两个人的事。但谈恋爱可以只在开心的时候在一起,过日子是开心不开心都要在一起。你愿意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单眼皮的、不大但很亮的、像两颗被磨圆了的琥珀一样的眼睛。里面没有紧张,没有期待,只有一种安静的、笃定的光。她不是在等我给她一个答案,她是在告诉我一个她已经做好的决定。
“愿意。”我说。
她笑了,俯下身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那就定了。等画展的尾款结了,我们就找一个大的房子。”
我没有告诉她,我卡里的存款够付一个大房子的押金和租金。我不想让她觉得,她在依赖我。她要的是平等——两个人一起生活,一起分担,一起建立一个属于彼此的空间。如果我用钱把这个空间填满了,那就不是她的空间了,是我的。
所以我只是说:“好,等你尾款结了,我们一起找。”
她又亲了我一下,这次亲在嘴唇上,然后转身回去继续画画。她的背影在台灯下很挺拔,肩胛骨的轮廓在T恤
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方芷晴的电话。
这有些意外——她已经很久没有主动联系我了。上一次对话还是在她来参加试驾活动的时候,距今已经快半年了。她的号码还躺在我的通讯录里,备注是“方芷晴- Panara”,旁边有一个星号,标注着“重要客户”。
“何迪,好久不见。”她的声音还是那样,偏低,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
“芷晴,好久不见。最近好吗?”
“还行,就是忙。你呢?”
“我也还行。”
“苏晚好吗?”
她问起苏晚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在问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放下了,还是只是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了那层精致的面具
“她很好,最近在准备新的作品。”
“那就好,”她停顿了一下,“何迪,我打电话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我要离开广州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离开广州?去哪里?”
“上海。公司总部调我过去,做亚太区的品牌总监。升职,但也意味着要搬家。”
“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九月中旬。”
“这么快?”
“工作调动嘛,说走就走。”她的语气很轻松,但我能听出那层轻松底下的东西——不是不舍,不是遗憾,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更难命名的情绪。像是一个人站在一扇即将关闭的门前,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东西,然后告诉自己“没什么好留恋的”。
“芷晴,走之前一起吃个饭吧。”我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
“好。就我们两个人。”
“好。”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阳光发了很久的呆。方芷晴要走了。这个女人,从第一次出现在展厅里的那一刻起,就带着一种让我无法忽视的气场。她像一颗流星,在我的生命里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痕,然后消失在夜空的尽头。我们之间没有开始,所以也没有结束。但那种“没有开始”本身,就是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和方芷晴在二沙岛的一家餐厅吃了饭。就是去年她带我去过的那家法餐厅,靠窗的位置,窗外是珠江和广州塔的夜景。一切都跟一年前一模一样,只是气氛完全不同了。
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阔腿裤,头发披散着,没有戴耳环,脸上几乎没有化妆。她看起来比平时柔和了很多,少了那些精致的配饰和刻意的妆容,她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夜景,手里端着一杯红酒。
“你还记得吗,”她忽然说,“去年我们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你坐在那个位置,我坐在这里。你穿了一件蓝色的西装,领带打得很紧,看起来很紧张。”
“我当时确实很紧张。”
“紧张什么?”
“紧张你。你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太强了,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鞘,也不知道出鞘之后会怎么样。”
她笑了,笑容里有一丝苦涩。
“现在呢?现在你觉得我像什么?”
“现在……”我想了想,“现在像一个已经收刀入鞘的人。刀还在,但不想再出了。”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窗外的广州塔在旋转着紫色的光带,灯光在她的脸上明灭不定。
“何迪,你知道吗,你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男人。”
“哪里特别?”
“你让我觉得,有些东西不需要得到,也可以很美好。”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心里某个平静了很久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碰触到了那些我以为已经沉到湖底的记忆。
“芷晴——”
“你不要说话,”她打断了我,“让我说完。这些话我憋了很久了,不说出来,我怕以后没机会了。”
她放下酒杯,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看着窗外的珠江。
“我喜欢过你,何迪。不是那种‘你是一个不错的男人’的喜欢,是那种‘我想跟你在一起’的喜欢。从你在展厅里蹲在地上帮客户调整座椅的时候开始,到你站在桂花树下吻我的时候结束。中间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先遇到你,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芷晴……”
“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神很平静,“不会不一样。因为问题不是你遇到了谁,而是你是谁。你是一个需要被需要的人。苏晚需要你,所以你选择她。若晴不需要你——或者说,她太独立了,独立到让你觉得她不需要你——所以你离开了她。而我呢?我比若晴更独立。我不需要任何人,所以你连开始都不敢。”
她说得太准了,准到我无处可躲。
“这不是你的错,”她继续说,“这是你的本能。就像向日葵会朝着太阳转一样,你会朝着需要你的人走。这不是软弱,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你通过被需要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没有需要你的人,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芷晴,你什么时候看明白这些的?”
“很早,”她说,“从你第一次拒绝我的时候。那天晚上在花园里,你说‘不想在酒精和月光下做任何决定’。那句话让我想了很久。后来我想明白了——你不是不想做决定,你是不敢。因为你怕做了决定之后,会伤害到某个人。你太怕伤害别人了,所以最后伤害了所有人。”
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
“何迪,我不怪你。我甚至感谢你。”
“感谢我什么?”
“感谢你没有因为一时冲动而选择我。如果你选了,我们在一起了,然后你发现你心里还是放不下苏晚,那会更痛苦。你做了一个对的选择,虽然这个选择让我难过了一段时间,但总比让我痛苦一辈子好。”
“你难过过?”
“当然,”她笑了,“我又不是石头。但你不知道而已。我不会让你看到的。”
她端起酒杯,朝我举了举。
“来,何迪,敬你。敬一个让我学会了‘得不到也可以很美好’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