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7月17日，晴。

    维也纳的夏天热起来是真要人命的。环城大道上的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得发软，马车辗过去会留下浅浅的辙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沥青被烤化的味道。

    街边的椴树倒是绿得很好，可那点树荫根本不够分。卖冷饮的小贩推着车在路边叫卖酸梅汤和柠檬水，生意好得不得了。

    环城大道沿线立着好几块市政告示牌，平时贴些税务通告、征兵启事之类的东西，路过的人偶尔瞟一眼，很少有人驻足。

    前年跟奥斯曼开战的时候，倒是热闹过一阵子——那会儿每天都有人围在告示牌前面，等着看最新的战报。

    萨罗尼加打下来了，阿福克拉那边推进到哪儿了，伤亡数字多少。

    有些老太太拿着手帕抹眼泪，有些年轻人拍巴掌叫好。但那股热乎劲儿过得很快。等奥地利划定的那条占领线基本稳下来以后，告示牌前就冷清了，人们茶余饭后倒还会聊几句——比如第七军那个炸掉奥斯曼炮台的中尉叫什么名字来着，维希尼茨的骑兵冲锋是不是真有报纸上写的那么漂亮——但也就是闲聊的程度。

    可今天不一样。

    歌剧院环路那一段的告示牌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少说上百号人。后面的人踮着脚往里挤，前面的人仰着脖子在念。几个矮个子的妇人干脆拽着前面男人的衣袖问：“写的什么？念大声点！”

    告示牌上贴的是一张加盖了帝国政府大印的通告，用的是那种粗黑体的哥特字母，标题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版面——

    告奥地利全体国民书

    正文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行文是官方文件那种特有的调子，拗口、绕弯子，但核心意思其实就那么几句话：奥地利身为德意志民族的领袖与保护者，对北德意志诸邦国近年来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深感痛心。普鲁士王国在所谓《波茨坦协定》中，以武力威胁为手段，悍然剥夺了梅克伦堡、黑森等古老邦国的固有主权，强行解散其军队，派驻行政官员，违反了维也纳会议议定书。此等暴行不仅违背了德意志民族数百年来的传统与法理，更是对全体德意志人尊严的践踏。

    通告接下来说，上述邦国的合法君主已多次向维也纳发出请愿，恳请帝国出面维护正义。弗朗茨皇帝陛下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回应这一正义的呼声。帝国将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军事行动，以恢复北德意志诸邦国的合法权利，并将误入歧途的普鲁士带回德意志大家庭的正道之上。

    最后是一段号召性的文字：帝国的儿女们，你们的皇帝需要你们的支持与信任。此次行动并非侵略，而是解放；并非战争，而是拨乱反正。奥地利军队所到之处，将只有秩序与自由。

    落款日期是7月16日，也就是昨天。

    告示牌前炸开了锅。

    最先出声的是一个留着灰白色八字胡的粗壮男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上衣。他站在人群前排，拿着独臂叉着腰，声音又粗又响，旁边几个人全被他盖过去了。

    “有什么好吵的？皇帝陛下说打，那就打！”他回头扫了一眼身后那些交头接耳的人，“我告诉你们，普鲁士那帮人早该收拾了！普鲁士人根本靠不住！现在柏林把人家的军队吞了，把人家的国库搬了，波茨坦那个会上，刺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旁边有人嘟囔了一句“可那毕竟是德意志人打德意志人”。

    独臂老兵转过身来，眼睛一瞪：“德意志人打德意志人？普鲁士佬把梅克伦堡公爵关在自己的宫殿里不让出门，这也是德意志人对德意志人干的事？我告诉你们，我这只胳膊就是在在普法战争中救援普鲁士丢的。”

    他晃了晃空袖管，“我不怕再丢一条腿。皇帝陛下做的对。有些事情你不拿拳头去说，人家永远听不懂。”

    几个看热闹的人给他鼓了掌。也有人面面相觑，一声不吭。

    离独臂老兵不远处站着两个年轻人，看穿着打扮像是大学生。一个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捏着一本卷起来的书——封面隐约能看见“国民经济学”几个字。另一个头发乱蓬蓬的，敞着衬衫领口，一脸的晒斑。

    戴眼镜的那个把书卷得更紧了，低声跟同伴说：“又来了。”

    乱头发的同伴问：“你怎么看？”

    “怎么看？你算算。”戴眼镜的学生往后退了一步，避开人群的推搡，压着嗓子说，“五九年跟撒丁打了一仗，六四年介入石勒苏益格的事，之后是帮助普鲁士对抗法国，两次跟俄国人一块儿去打奥斯曼——中间还有匈牙利那档子事。二十年，五场仗，一场内部平叛。“

    戴眼镜的学生挠了挠头，然后继续说道：“虽然有的过程复杂一点，但最终的结局是全都赢了。”

    戴眼镜的学生站在原地，他发现自己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不是恐惧——没有理由恐惧。帝国过去二十年打了五场对外战争，每一场都赢了，还顺手平了匈牙利人的叛乱。五九年瓜分撒丁王国以及从撒丁王国搜刮来的战利品加上平定匈牙利二次叛乱，成功让奥地利度过了财政危机，加上威望大大增加。军功制高于一切也是从那个时候确立的。

    之后的多次战争，帝国尽管付出了一定的士兵损失，但都胜利了。

    他上个月在图书馆翻过帝国近十年的财政报告，国库比任何时候都充裕，军工厂在扩产，维也纳到处在盖新楼。数字写在纸面上，漂亮得无可挑剔。

    让他不安的不是数字。

    是这份理所当然。是周围每一个人——亢奋的老兵，叹气的主妇，摆手的大胡子——都已经把“帝国会赢”当成了空气一样不需要讨论的东西。二十年里所有战争全赢了，于是第六场也一定会赢。好像战争只是一桩不太方便但总归划算的买卖，去一趟，收一笔，回来继续过日子。好像运气是一种可以永远透支的货币。

    他在经济学的课堂上学过一个概念，叫作边际。每多投入一个单位，回报就少一分。他不知道这个概念能不能用在运气上。

    “难道我们会一直赢下去吗？”戴眼镜的学生突然开口问道。”

    “这谁知道呢？应该可以吧。”乱头发的同伴停顿一会又继续说道，“我觉得现在帝国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其实。太多的战争了，每次战争带来的伤亡意味着家庭的损失，帝国生育率在五年前达到最高值之后就开始缓慢下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而我想政府又意识到了人口的重要性，这和他们设立生育奖章可以看出。”

    （生四个孩子可以获得铜制伊丽莎白皇后奖章，六个是银质奖章，八个则是金质奖章，加上一些政策优惠，不同民族的夫妻结婚以及生孩子有其他奖励）

    “但他们继续战争跟这个好像不合理。我觉得他们可能脑子思维冲突了。”他比划了一下，“一个小人在说趁着现在应该多扩张，多抢占土地，夺得资源，另一个小人在说，我们的人民需要幸福，需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

    “哎。也许等会儿我们可以去旁听一下帝国议会的会议，我看了公告，下午有一场公开会议，也许我们可以问一下议员们。”

    “嗯。”

    ...

    人群里还有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穿着碎花围裙，胳膊底下夹着一篮子刚从市场买回来的菜。她挤不到前面去，就扯着旁边一个男人的胳膊问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告示的大意。

    “哟，又要打仗啊。”她的语气倒没多惊慌，反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淡定，“打吧打吧，反正这些年也没消停过。我跟你们说啊，上回打奥斯曼的时候，猪肉涨了三个克罗伊策，面粉涨了五个，我家那口子在铁路上做工，工钱倒是一个子儿没涨。”

    她往篮子里的菜翻了翻，念叨着：“打北边的还是打南边的我不懂，我就知道一开仗，东西肯定又要贵。”

    旁边有个年轻姑娘听了笑起来，胖妇人白了她一眼：“笑什么笑，你有男人没有？有男人的话仗打起来还不知道轮到谁去呢。”

    那姑娘不笑了。

    人群边缘的一棵椴树着一份叠好的文件——他大概是来张贴这份通告的，或者至少是来确认张贴情况的。他戴着一顶有些旧的硬檐帽，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什么，不是兴奋，也不是忧虑，更接近于一种——平静的无所谓。

    他抬头看了看太阳。

    快正午了，日头毒得厉害，树荫都快缩没了。告示牌前面的人越聚越多，吵嚷声越来越大，但他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打普鲁士也好，打奥斯曼也罢，他的工作就是把通告贴到指定的位置，确认没有被风吹歪、没有被人撕掉，然后回办公室写一份回执。

    战火烧不到维也纳来的。他心想。

    这座城市太漂亮了，歌剧院刚翻修完，市政厅的新钟楼下个月就要竣工，多瑙河运河边上的公园里玫瑰开得正艳。上帝不会允许炮弹落在这种地方的。

    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转身慢悠悠地走了。

    当天晚些时候，告示的内容已经传遍了维也纳城的大小咖啡馆和酒馆。

    格里恩施泰特咖啡馆里吵得不可开交，几个律师模样的人拍着桌子争论“邦国请愿”的法理基础到底站不站得住脚；中央咖啡馆里，几个记者在抢着写稿子，墨水瓶差点打翻了两回。多瑙河对岸的利奥波德城，犹太商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讨论着这事儿对股价意味着什么——维也纳交易所上周就有异动了，军工板块的股票悄悄涨了一截，现在看来是有人提前得到了风声。

    《维也纳日报》加印了号外，黄昏时分报童在大街小巷乱窜，扯着嗓子喊：“号外！号外！帝国告国民书！奥地利军队将解放北德意志！”

    不是所有人都在叫好。

    自由派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哥廷根大学出身，但多年来一直在慕尼黑大学任教，以一手刻薄文章闻名法律界——当天就在他主编的《法律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评论。这篇文章在几天之内被转载了不下二十次，也让他险些被帝国审查机关盯上。

    他写道：

    “我的正义感是站在普鲁士一边的。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弗朗茨皇帝试图对普鲁士发动的这场战争——被如此无耻地、如此令人发指的愚蠢地煽动起来过。

    在我的圈子里——我不怕说这话——每个人都痛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德意志军队对德意志军队，一场内战。三方、四方势力对一方势力的围猎，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没有人民的参与和意愿，纯粹是几个外交官在密室里、几个皇帝和国王在信件里交换出来的龌龊交易。

    他们管这叫'解放'？把别人家的事变成自己开战的借口，这叫解放？自从拿破仑以来，'解放'这个词就没有被如此粗暴地滥用过。”

    著名的诗人特奥多尔·冯塔纳则是对自己的友人写道：

    “当一个国家动用十万军队去'解放'并不曾请求被解放的人民时，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个词留给词典，不要侮辱它。维也纳声称要恢复德意志各邦的主权——这同一个维也纳，六年前刚刚用刺刀向布达佩斯证明过它对'主权'一词的真实理解。如果这就是解放，那么我想问一句：强盗破门而入的时候，是否也可以宣称自己是在解放屋主免于财产的重负？”

    “我绝非为柏林辩护——普鲁士对北德各邦的所作所为同样是赤裸裸的强权。但一个强盗不会因为另一个强盗的存在而变成圣徒。两个强盗争夺同一条街道——这才是我们正在目睹的事情的本质。”

    这段话很快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流传开来。有人暗暗叫好，有人骂他是卖国贼，更多的人把报纸折好塞进口袋里，什么都不说。

    同一天，柏林。

    柏林王宫中，腓特烈王储的妻子维多利亚——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张还没写完的信纸。窗外是普鲁士灰蒙蒙的夏日天空，跟维也纳的艳阳高照完全是两回事。

    她写给母亲的信里没有什么外交辞令，那些东西留给外交大臣去操心。她写的都是心里话：

    “亲爱的妈妈：

    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您是知道的。但此刻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这是奥地利对普鲁士赤裸裸的侵略。弗朗茨皇帝所谓的'应北德诸邦请愿'不过是一层遮羞布，任何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腓特烈很沉默。这几天他几乎没怎么睡觉。陛下（指威廉一世）的身体不太好，但精神比谁都硬朗——他说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俾斯麦倒是镇定得可怕，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妈妈，我们需要英国的帮助。我不是在说军队——我知道议可能不会同意这个。但至少在外交上，在道义上，请您和迪斯雷利先生说一说。如果欧洲对这种事情保持沉默，那么今天是普鲁士，明天就不知道是谁了。

    您忠诚的女儿，维多利亚”

    而在维也纳的街头巷尾，口号已经开始出现了。

    有人用粉笔在墙上写：“自由与统一！德意志的统一已经来临！”——这行字被写在了大学区的围墙上，字迹潦草而亢奋，感叹号重重地戳在石灰墙面上，像是要把墙戳出一个洞来。

    但在同一面墙上，就在这行字的

    “兄弟相残。”

    没有署名。

    两行字紧挨着，像是一场无声的争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