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冬,太原城外的官道上积雪未化,几辆囚车在寒风中吱呀前行。孙传庭身披枷锁,囚服单薄,花白的胡须上结满冰霜,可腰杆依然挺得笔直。潼关兵败,十万大军溃散,他这个三边总督成了阶下囚。
押送的兵丁中有个老卒,悄悄递过来一个皮囊:“督师,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孙传庭接过,仰头灌了一口,劣酒烧喉,却让他精神一振:“多谢。你是陕西兵?”
“是,小人是榆林卫的,当年跟着督师打过曹变蛟。”老卒压低声音,“督师,前面就到太原了,听说皇上已经下旨……要斩。”
孙传庭神色不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是遗憾未能剿灭流寇,愧对圣恩。”
“可那不是督师的错啊!”老卒急了,“粮饷不济,将士饥寒,援兵不至,怎么打?”
“不必说了。”孙传庭摇摇头,目光投向远方灰蒙蒙的天空。
他想起崇祯十三年刚接任陕西巡抚时的雄心。那时李自成刚在潼关被洪承畴击败,只剩十八骑逃入商洛山。朝廷上下都以为流寇将平,是他上疏力陈:“贼虽败,根未除,若不乘胜追剿,必成后患。”崇祯采纳了他的建议,调他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军务,专事剿寇。
起初确实顺利。他整顿军纪,清屯田,练精兵,打造了一支能战的“秦军”。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出山,围开封,他率军驰援,解围成功。那时朝野称颂,都说他是“大明的长城”。
可好景不长。崇祯十五年,清军第四次入塞,朝廷急调他北上勤王。他前脚刚走,李自成后脚就攻破襄阳,杀襄王。等他回师河南,流寇已成燎原之势。
最要命的是粮饷。他连上十三道奏疏催饷,户部只拨了十万两,还不够大军半月之用。士兵们饿着肚子打仗,将领们私下抱怨:“跟着孙督师,能打胜仗,可总吃不饱。”
吃不饱就要抢。军纪开始败坏,百姓从“箪食壶浆”变成闭门拒客。民心一失,仗更难打。
崇祯十六年秋,李自成破潼关。那一战,孙传庭打得惨烈。他的秦军确实勇猛,可李自成的军队太多了,杀了一批又来一批。苦战三日,粮尽援绝,副将白广恩先溃,接着全军崩溃。他带着亲兵死战突围,身中数箭,血染征袍。
败了,彻底败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杨鹤、陈奇瑜、熊文灿……一个个剿寇总督的下场,他都清楚。不是下狱问斩,就是畏罪自杀。
囚车进了太原城。街道两旁,百姓默默围观。有人朝他吐口水,骂他“丧师辱国”;也有人面露不忍,低声叹息。孙传庭闭上眼睛,不去看,不去听。
巡抚衙门里,山西巡抚蔡懋德已经接到圣旨。他展开黄绫,手在微微发抖:“……孙传庭丧师辱国,潼关溃败,致流寇猖獗,罪不可赦。着即处斩,传首九边,以儆效尤。”
“蔡大人,”一个幕僚低声道,“孙督师毕竟是三朝老将,屡立战功,可否上疏求情?”
蔡懋德苦笑:“求情?陈新甲怎么死的?不就是因为与清议和,被皇上斩了吗?如今朝廷上下,谁敢为败军之将说话?”
“可是……”
“没有可是。”蔡懋德打断他,“准备监斩吧。”
次日午时,太原城南门外,寒风凛冽。孙传庭被押上刑场。他看了看四周,监斩官是蔡懋德,刽子手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
“孙传庭,”蔡懋德宣读罪状,“你身为三边总督,统兵十万,潼关一战全军覆没,致流寇长驱直入,该当何罪?”
孙传庭昂首道:“传庭有负圣恩,死不足惜。只是临死前有一言,请转呈皇上。”
“讲。”
“臣死之后,流寇必攻山西。太原城坚,可守;然城中缺粮,需早做准备。宁武关周遇吉,忠勇可用,可委以重任。陕西已失,山西再失,则京师危矣。望皇上……早做打算。”
这话说得蔡懋德心中一颤。都这时候了,孙传庭想的还是国事。他想起孙传庭这些年的战功,想起他为官清廉、家无余财,想起他儿子战死沙场、两个弟弟殉国……
“孙督师,”蔡懋德忍不住问,“你就不为自己辩白几句?”
孙传庭惨笑:“辩白什么?辩说粮饷不济?辩说援兵不至?辩说将士不用命?败了就是败了,传庭身为统帅,自当担责。只恨……只恨未能马革裹尸,死于疆场,却要死在这刑场之上。”
他顿了顿,提高声音:“但传庭之心,可昭日月!生为大明臣,死为大明鬼!皇上,臣去矣!”
说完,他朝着北京方向,郑重地磕了三个头。第一个头,谢皇恩;第二个头,谢祖宗;第三个头,谢天下百姓。
刽子手的刀举起。
人群中,那个押送孙传庭的老卒突然跪下,痛哭失声:“督师走好!”
接着,又有几个老兵跪下。他们都是跟着孙传庭打过仗的,知道这个总督虽然严厉,但爱兵如子,每战必身先士卒。
刀光闪过,血溅刑场。
孙传庭的头颅被装进木匣,快马送往九边各镇。圣旨上说,要“传首九边,以儆效尤”,让其他将领看看败军之将的下场。
可效果恰恰相反。
消息传到宁武关,总兵周遇吉正在操练兵马。听说孙传庭被斩,他愣了很久,然后解下头盔,对着太原方向深深一躬。
“督师,末将定不负你所托。”他低声说。
副将问:“总兵,朝廷如此对待功臣,我们还要死守吗?”
周遇吉看了他一眼:“我们守的是大明江山,守的是身后百姓,不是为哪个朝廷,哪个皇帝。”
话虽如此,他心里却一片冰凉。孙传庭的死,寒了多少将士的心?接下来,谁还敢拼命打仗?打赢了是应该的,打输了就要掉脑袋,这样的朝廷,值得效忠吗?
可周遇吉没有选择。他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守土。宁武关是山西门户,若失守,李自成的大军就能直捣太原。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果然来了。五十万大军包围宁武关,派使者劝降:“周总兵若降,必封侯爵。若顽抗,城破之日,鸡犬不留。”
周遇吉站在城头,看着城外密密麻麻的闯军,冷笑:“我周家世代为大明守边,只有战死的将军,没有投降的懦夫!”
他召集全军,当众焚毁劝降书:“将士们,身后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能退吗?”
“不能!”士兵们齐声高呼。
“好!”周遇吉拔剑指天,“那就让闯贼看看,我大明边军,还没有死绝!”
战斗打响了。宁武关只有守军六千,面对五十万大军,实力悬殊。可周遇吉用兵如神,依仗关隘之险,屡次击退闯军进攻。李自成大怒,调来红衣大炮,昼夜猛轰。
城墙塌了补,补了又塌。守军伤亡惨重,箭矢用尽,就拆房梁做滚木;火药不足,就熬金汁(沸油拌粪便)浇敌。最惨烈的时候,周遇吉亲自率敢死队出城夜袭,身中三箭,血战而回。
苦守十八日,城中粮尽。士兵们开始杀马充饥,后来马杀完了,就煮皮甲、吃草根。周遇吉把自己的坐骑杀了分给将士,自己每天只喝一碗稀粥。
第十九日,城墙被轰开一个大口子。闯军潮水般涌入。周遇吉率残兵巷战,从早晨杀到黄昏,身边亲兵一个个倒下。
“总兵,突围吧!”一个满身是血的校尉喊道,“留得青山在……”
“不必了。”周遇吉摇头,“我受朝廷厚恩,守土有责,今日当与宁武关共存亡!”
他退到关帝庙前,身边只剩十几人。庙里供着关羽像,香火缭绕。周遇吉对着神像拜了三拜:“关圣帝君在上,末将周遇吉今日殉国,不负忠义二字!”
说完,他转身面对追来的闯军,大喝道:“周遇吉在此!谁敢来战!”
闯军被他气势所慑,竟一时不敢上前。一个头目认出他,劝道:“周总兵,大势已去,何必枉送性命?闯王爱才,必重用你。”
周遇吉大笑:“我周家七代为将,只有断头将军,没有屈膝降臣!来吧!”
他挥舞大刀,连斩数人,终因力竭被乱箭射中。倒下去时,他依然拄着刀,昂首站立,怒目圆睁,竟无人敢近前。
周遇吉死后,李自成感叹:“使明朝将领皆如周遇吉,我安得至此!”下令厚葬,并善待其家属。
可周遇吉的忠烈,没能挽救大局。宁武关一失,山西门户洞开。李自成大军长驱直入,连克大同、宣府,直逼北京。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皇帝在乾清宫呆坐了一夜。他想起孙传庭临死前的建言,想起周遇吉的壮烈,忽然觉得心痛如绞。
“都是忠臣啊……”他喃喃道,“可朕……朕怎么就留不住他们呢?”
太监王承恩跪在一旁,不敢接话。他知道皇帝后悔了,后悔杀孙传庭,后悔没有重用周遇吉。可后悔有什么用?人死不能复生,江山已经危如累卵。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守卫京师的三大营一触即溃,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投降。京城陷落已成定局。
煤山上,崇祯对着王承恩惨笑:“大伴,你说,朕是昏君吗?”
“皇爷不是昏君,皇爷……皇爷只是太急了。”
“急?”崇祯流泪,“朕能不急吗?流寇要亡朕的国,建虏要夺朕的江山,朝臣们还在争,还在斗!朕杀孙传庭,是因为他败了;朕不救周遇吉,是因为无兵可派。朕……朕也是没有办法啊!”
这些话,孙传庭听不见了,周遇吉也听不见了。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忠义,可他们的忠义,没能唤醒这个沉睡的王朝,没能改变这个注定的结局。
崇祯自缢后,南京的南明朝廷追赠孙传庭太子太保,谥忠烈;追赠周遇吉太子太傅,谥忠武。可这些身后的哀荣,有什么意义?
更可悲的是,孙传庭和周遇吉的孤忠,成了绝响。在他们之后,明朝将领降的降,逃的逃。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左良玉坐视不救,刘泽清、高杰拥兵自重……再也没有人为这个王朝流血牺牲了。
为什么?因为朝廷伤了忠臣的心。孙传庭为大明征战二十年,最后落得身首异处;周遇吉死守孤城,没有一兵一卒来援。这样的朝廷,谁还愿意效忠?
而清军入关后,对降将却极为优待。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一个个加官晋爵。相比之下,明朝对待功臣的态度,就显得格外刻薄寡恩。
这不是崇祯一个人的错,是整个体制的悲哀。明朝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就对武将充满猜忌。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光,后来的于谦、袁崇焕,哪个有好下场?在这种环境下,武将要么贪生怕死,要么拥兵自重,真正像孙传庭、周遇吉这样既忠且勇的,凤毛麟角。
可即便有,也被这个体制吞噬了。
太原城南,孙传庭被杀的地方,后来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大明忠烈孙公传庭殉国处”。可没多久,碑就被推倒了。新朝不喜欢前朝的忠臣,因为他们会让新朝的臣子感到羞愧。
宁武关的关帝庙里,周遇吉的血迹很久都没人清洗。当地百姓偷偷祭拜,说周总兵死后成了神,还在守护这片土地。可这传说,也只在民间悄悄流传。
孤忠泣血,血染山河。孙传庭的血,周遇吉的血,还有千千万万大明忠臣良将的血,最终没能浇灌出王朝复兴的花朵,只染红了历史的书页,留给后人一声叹息。
当李自成走进紫禁城,当顺治皇帝坐上金銮殿,当大明的日月旗降下,满清的龙旗升起,那些孤忠的灵魂,是否还在哭泣?
或许他们哭的不是王朝的覆灭,而是忠义的沦丧。在一个不珍惜忠义的时代,忠义就成了悲剧。孙传庭、周遇吉用生命证明了什么是忠臣,可他们的死,也证明了忠臣在这个时代的无路可走。
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前,写下“诸臣误我”。可真正误他的,或许正是他自己,正是这个不辨忠奸、刻薄寡恩的朝廷。当最后一个忠臣的血流尽,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到头了。
孤忠泣血,血尽而国亡。这是孙传庭和周遇吉的悲剧,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剧。历史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历史不会重来。他们的血,终究是白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