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火车一路向北，窗外的景色从水田变成旱地，从青绿变成枯黄。林婉柔靠着硬座车厢的窗，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很模糊，眼睛
她已经三天没怎么睡了。
江西的血吸虫病疫区，情况比她预想的更糟。村子里，水塘边，田埂上，到处都能看见大肚子的人——不是怀孕，是腹水。孩子们瘦得皮包骨，眼睛却大得吓人，直愣愣地看着你，不哭不闹。
她带着医疗队，一个村一个村地走。发药，消毒水源，教村民怎么用生石灰处理粪便。晚上睡在村委会的破桌子上，跳蚤咬得浑身是包。有天半夜，一个重症病人死了，家属的哭声在寂静的山村里传得很远，像狼嚎。
她当时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
天上星星很多，很亮。
可她只觉得冷。
回北京的火车开了两天两夜。邻座是个中年男人，带着个小女孩，一路在吃煮鸡蛋。鸡蛋很香，剥壳时那股硫磺味飘过来，林婉柔忽然想起，石头的生日已经过了。她答应过要给他煮鸡蛋的。
她闭上眼睛。
火车到站时是下午四点。北京站人很多，吵吵嚷嚷的，空气里有煤烟味和汗味。林婉柔拎着简单的行李——就是个帆布包，里面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本疫情记录——挤出站台，坐上回家的公交车。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她推开家门，屋里很冷，没开灯，只有厨房透出一点昏黄的光。她走过去，看见灶台上摆着一碗面，用另一个碗扣着。
掀开碗。
面条已经坨了，结成一块，像块灰白色的石膏。但摆得很整齐，旁边还放着一双筷子。
她站了一会儿，把碗放回灶台。
转身，走到石头房间门口，轻轻推开。
儿子睡着了。
被子裹得很紧，只露出半个脑袋。呼吸很轻，很均匀，但睫毛上——借着窗外路灯的光，她能看见——还挂着一点没干的湿痕。
哭过。
林婉柔在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轻轻关上门，走回客厅，在沙发上坐下。
没开灯。
就那么坐着，在黑暗里。
第二天一早，石头去上学后，林婉柔去了学校。
班主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老师，姓王，很和气。看见林婉柔，赶紧让座，倒水。
“林大夫，您从疫区回来了？辛苦了。”
“王老师，”林婉柔没接水，直接问，“石头说……他要学理？”
王老师愣了一下，然后点头：“是，他跟我说了。这孩子……文科成绩其实更好，尤其是历史，几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但他说想学理，说将来要‘造东西’。”
“造什么东西？”
“他没具体说，”王老师推了推眼镜，“但话里话外……好像跟他父亲的工作有关。”
林婉柔的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收紧。
“王老师，”她声音有点发涩，“您觉得……一个孩子，应该因为父亲的工作，决定自己的未来吗？”
王老师沉默了。
窗外的操场上，有学生在跑步，口号声隐约传来。
“林大夫，”王老师最终说，“我不是教育专家，但我知道，石头这孩子……心思重。他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也忙，他得自己长大。有时候，孩子会选择一条路，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他觉得那是‘应该’的。”
应该的。
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林婉柔心里。
她站起来：“谢谢您，王老师。”
转身离开。
那天晚上，石头回家时，林婉柔已经做好了饭。两个菜：炒土豆丝，白菜豆腐汤。米饭是白米饭——难得的，她把这个月攒的粮票全用了。
母子俩面对面坐着吃饭。
很安静。
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妈，”石头先开口，“我志愿表填好了。理科。”
林婉柔夹菜的手顿了顿，然后继续：“嗯。”
“老师跟您说了吧？”
“说了。”
石头低下头，扒了两口饭：“您……不同意吗？”
“我没说不同意。”林婉柔放下筷子，“石头，妈只问你一件事：你真的喜欢理科吗？不是因为爸爸，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你自己……喜欢吗？”
石头沉默了。
他盯着碗里的饭粒，看了很久。
“妈，”他小声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喜欢。但我知道……爸爸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他不说，但我知道很重要。我想……也许我以后也能做点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林婉柔重复，“可能意味着……危险。”
“我知道。”
“可能意味着……像你爸爸一样，常年不回家。”
“我知道。”
“可能意味着……”林婉柔的声音开始发抖，“某一天，突然就……没了。”
石头抬起头，看着她。
眼睛很亮，很清澈，像个大人。
“妈，”他说，“您当医生，不危险吗？您去疫区，不怕吗？”
林婉柔噎住了。
“我也怕，”石头继续说，“但您还是去了。因为……那是‘应该’的，对吗？”
应该的。
又是这三个字。
林婉柔忽然觉得浑身发冷。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儿子。
窗外，夜色沉沉。
远处有探照灯的光柱，在天上扫来扫去——是防空演习。光柱划过夜空，像一把冰冷的刀。
“妈，”石头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您别担心。我会小心的。”
小心？
小心有什么用？
林婉柔想起疫区那些孩子。他们也很小心，不喝生水，不赤脚下田。可还是病了，还是死了。
有些路，一旦走上去，就不是小心能解决的。
她转身，看着儿子。
十二岁的孩子，已经到她肩膀高了。脸上还有稚气，但眼神里有了某种她看不懂的、坚硬的东西。
像他父亲。
“吃饭吧。”她最终说。
夜里，林婉柔失眠了。
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地上投出一道银白色的线，细得像手术刀的刃。
她想起很多事。
想起和楚风刚结婚时，他还在部队，常写信。信里写战场，写战友，写“等打完了仗，咱们就回家，过安稳日子”。
仗打完了。
可安稳日子呢？
她翻身，看向床头柜。柜子上放着楚风的照片——还是很多年前拍的，穿军装，很年轻，笑得很灿烂。
现在他大概不会那样笑了。
西北的风沙，会磨掉一个人的笑容。
她坐起来，打开台灯。从抽屉里拿出信纸，钢笔——是楚风送的，英雄牌，用了很多年，笔尖都磨秃了。
她开始写。
“楚风：”
写了个开头，就停住了。
墨水在纸上晕开一个小点，黑乎乎的，像伤口。
她撕掉，重写。
“楚风！你为国尽忠，我无话可说！”
笔尖很用力，划破了纸。
“但你能不能抽哪怕一天时间，回来看看这个家？看看儿子！他马上要成年了，你对他而言几乎是个陌生人！”
眼泪掉下来，砸在纸上，洇开一片。
她不管，继续写。
“你要让他也走上这条看不见头、不知道哪天就没了的‘荆棘路’吗？”
“我不要求你太多，只求你尽一点父亲的责任！”
“就一点！”
写完了。
她看着那封信。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眼泪打湿，模糊了。像张病历，诊断这个家庭的病。
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信封是医院用的那种，牛皮纸的，很厚实。她在信封上写地址——不是具体地址，是个代号，通过保密渠道转交。
写完，她把信放在床头。
台灯还亮着。
钨丝发红，光线昏黄。
她坐在灯光里，很久。
然后，她拿起那张楚风的照片，轻轻擦了擦上面的灰尘。
照片上的人，还在笑。
笑得那么年轻。
那么无所畏惧。
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失去。
什么是代价。
她放下照片，关灯。
躺回床上。
黑暗中，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很重，很慢。
咚。
咚。
咚。
像在倒数。
三天后，信到了楚风手里。
在西北基地的指挥部，深夜。油灯的光很暗，楚风拆开信，读完。
读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戈壁的夜，黑得纯粹，星星密得吓人。风很大，吹得窗框呜呜响，像很多人在哭。
他站了很久。
然后走回桌前，拿起笔，抽出一张信纸。
笔尖悬在纸上，很久。
最终，他只写了一行字：
“婉柔，山上的杜鹃花快开了吧？记得那年你说，花开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再等等，就快了。替我抱抱石头，告诉他，爸爸想他。”
写完了，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
交给孙铭：“发出去。”
孙铭接过，看了一眼楚风的脸——很平静，但眼睛里全是血丝。
“部长，”孙铭低声说，“您……要不要休息一下？”
楚风摇头：“出去吧。”
孙铭敬礼，转身离开。
门关上了。
楚风重新坐回桌前，看着桌上林婉柔那封信。
信纸被攥得皱巴巴的，边缘都卷了。
他伸手，把信纸一点点抚平。
抚得很慢，很仔细。
像在抚平一道伤口。
可有些伤口，
抚不平。
窗外的风，
还在吹。
呜呜的。
像永远，
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