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莫斯科冬日的阳光苍白而清冷。

    三辆黑色轿车驶出克里姆林宫大门，沿着特维尔大街向北行驶。

    索科洛夫上尉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位置，不时回头为代表团讲解沿途的景观。

    林、皮克和拉狄克坐在后排，车窗半开着，让莫斯科寒冷而清新的空气涌入车内。

    “我们现在行驶的是特维尔大街，莫斯科最古老的街道之一，”索科洛夫指着窗外，“在沙皇时代，这里是贵族和富商的居住区。”

    “现在，大部分建筑已经被改造成政府机关和公共设施。”

    街道宽阔，但路面上的积雪被压实成冰，车辆行驶时发出嘎吱的声响。

    两旁的建筑大多是三四层高的石质楼房，带有新古典主义的装饰风格，但许多建筑的表面已经斑驳，窗框上的油漆剥落，显示出缺乏维护的痕迹。

    街道上的行人不多，大多裹着厚重的棉衣，步履匆匆。

    偶尔能看到马拉的雪橇装载着货物缓缓驶过，马匹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成雾团。

    “莫斯科的人口比战前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拉狄克低声用德语对林说道，“战争、饥荒、内战……”

    “很多人逃往农村，或者根本没有活下来。”

    林默默点头。

    他看到的莫斯科不是后世那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雏形，而是一个刚从残酷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百废待兴的城市。

    街角的墙壁上还残留着弹孔的痕迹，一栋建筑的外墙上用白灰刷着巨大的标语：

    “粮食属于劳动者！”。

    标语旁边，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正围着一个冒着热气的铁桶，从里面舀出稀薄的菜汤。

    “那是社区的公共食堂，”索科洛夫注意到林的目光，“莫斯科实行粮食配给制，每个居民根据工作性质分配定额。”

    “对于失业者和儿童，有专门的救济点。”

    车队转过一个街角，眼前的景象突然改变。

    一片开阔的广场出现在前方，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红色的花岗岩建筑，建筑正面悬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用俄语写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红场，”索科洛夫宣布道，“我们到了。”

    车辆在广场边缘停下。

    众人下车，凛冽的寒风立刻扑面而来，带着莫斯科冬季特有的干燥刺骨。

    安娜紧了紧围巾，格特鲁德扶了扶被风吹歪的眼镜，莉泽洛特则迅速取出笔记本和铅笔。

    红场比林想象的要小一些，但那种历史感却更加厚重。

    脚下的铺路石已经被无数脚步磨得光滑，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

    广场西侧是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围墙和塔楼，东侧是莫斯科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古姆百货，北端是历史博物馆，南端则是那座举世闻名的圣瓦西里大教堂。

    但此刻，红场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红色”——不是建筑的颜色，而是无处不在的革命符号。

    巨大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塔楼上飘扬，广场周围的建筑外墙上悬挂着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的巨幅画像，临时搭建的木制宣传栏上贴满了各种海报和公告。

    一群红军士兵正在广场上进行操练，他们穿着厚重的军大衣，背着步枪，脚踏皮靴在雪地上踩出整齐的节奏。

    “每周日，红场会举行群众集会，”索科洛夫解释道，“有时是庆祝活动，有时是动员大会，有时只是普通的政治宣传。”

    “工人们从各个区赶来，听取最新的政策通报，讨论生产计划，或者参与志愿劳动的组织。”

    他们沿着红场漫步。

    脚下的积雪被踩实成冰，行走时需要格外小心。

    广场上有几个小团体：

    一群妇女围着一个宣传员，听她讲解新颁布的《劳动法》；

    几个工人正在修理广场边缘的木制长椅；

    远处，一队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举着红旗和标语牌，正朝历史博物馆方向走去。

    “那些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索科洛夫指着那群年轻人，“他们今天应该是去参观‘革命胜利一周年’展览。”

    皮克驻足观看，眼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在将来的德国，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

    “公开的群众集会仍然受到限制。”

    “一切都需要过程，”索科洛夫平静地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们也经历了一年多的残酷内战。”

    “直到去年年底，莫斯科的安全状况才基本稳定下来。”

    他们走向圣瓦西里大教堂。

    那座以彩色洋葱头圆顶闻名的建筑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但走近后，林注意到教堂的大门紧闭，窗户被封死，门口立着一块木牌，上面用俄语写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此建筑已改为‘反宗教宣传博物馆’，每周二、四、六对外开放。”

    “教堂被改造成了博物馆？”

    安娜惊讶地问道。

    “是的，”索科洛夫点点头，“苏维埃政权实行政教分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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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建筑要么被拆除，要么被改造成具有公共用途的设施。”

    “圣瓦西里大教堂因为其建筑和历史价值被保留下来，但功能已经改变。”

    格特鲁德仔细阅读着木牌上的文字，低声对林说：“这种处理方式……会不会太激烈了？”

    “很多普通群众可能难以接受。”

    “在柏林，我们采取了更渐进的方式，”林回答道，“但俄国的宗教势力与旧政权结合得更紧密，教会上层大多是反革命的。”

    “这里的斗争更加尖锐。”

    离开红场，车队驶向莫斯科的工业区。

    随着车辆向东行驶，街景逐渐变得粗粝。

    低矮的砖房取代了石质楼房，街道变窄，路面上的积雪被煤灰染成灰色。

    空气中开始弥漫着煤烟和金属的气味，远处传来工厂机器的轰鸣声。

    “我们即将参观‘红色无产者’机床厂，”索科洛夫宣布，“这是莫斯科最大的机械制造厂之一，有三千多名工人。”

    工厂大门是厚重的铁制结构，上方悬挂着红旗和工厂的名称。

    门卫是两名穿着工装但佩戴着红色臂章的工人，他们检查了索科洛夫出示的文件后，敬了一个不太标准但很认真的军礼，打开大门。

    厂区内的景象让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屏住了呼吸。

    巨大的厂房像钢铁巨兽般匍匐在雪地上，屋顶的烟囱吐出滚滚浓烟，厂房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

    雪地上有深深的车辙印，轨道上停放着装载原料和成品的小型轨道车。

    工人们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在厂房间匆匆穿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专注而疲惫的表情。

    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工厂的规模，而是无处不在的“新秩序”迹象。

    厂房外墙上刷着巨大的生产进度表，用红色油漆标出每日、每周的定额和实际完成量。

    宣传栏上贴满了工人的照片和事迹介绍——

    超额完成任务的“劳动英雄”，提出技术改进建议的“创新能手”，帮助新工人的“先进师傅”。

    厂房门口，一个木制公告板上用粉笔写着今天的生产会议记录：

    讨论如何将机床保养时间减少15。

    “工厂实行工人委员会管理，”陪同参观的工厂党委书记介绍道，他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前额有一道明显的伤疤，说话时带着浓重的伏尔加河口音，“每个车间选举代表组成车间委员会，再由车间委员会选举代表组成全厂委员会。”

    “重大生产计划、工资分配、劳动纪律，都由委员会讨论决定。”

    他们走进一个机床车间。

    巨大的空间里排列着几十台各式机床，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金属切削液和润滑油的气味。

    工人们在机器前专注地操作，有些人显然还很年轻，脸上带着稚气，但手上的动作已经相当熟练。

    林注意到车间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画着简单的示意图，旁边写着一些数字和公式。一个老工人正指着黑板向几个年轻工人讲解什么。

    “那是技术学习角，”党委书记自豪地介绍，“工人们自己组织技术培训，老工人带新工人，识字工人教文盲工人。”

    “厂里还开办了夜校，教授机械原理、数学基础和政治常识。”

    皮克仔细观看着车间的运作，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工人的工资如何确定？”

    “工作时间多长？”

    “工伤如何处理？”

    党委书记一一回答：“工资根据技术等级和工作量确定，最低工资保证基本生活，超额完成部分有奖金。”

    “目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紧急订单时需要加班，加班工资是平时的15倍。”

    “工厂设有医务室，轻伤就地处理，重伤送市立医院，治疗费用由工厂承担。”

    “比柏林大多数工厂的条件要好，”瓦尔特低声对林说道，“至少在这里，工人受伤后不会被直接开除。”

    参观过程中，林特意观察了工人们的精神状态。

    他们显然很疲惫——长期的食物短缺和过度工作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神中没有柏林工人那种深切的绝望和愤怒，而是一种混合着疲惫与某种……目标感的复杂情绪。

    在一个铣床前，林停下来与操作工人交谈。

    那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双手布满老茧，脸上有油污的痕迹。

    “同志，您在这工厂工作多久了？”

    林用俄语问道。

    工人惊讶地抬起头，显然没想到外国来的同志会说俄语：“三年了，革命前就在这里。”

    “现在的工作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工人想了想，擦了擦手上的油污：“以前，工头动不动就打骂，工资经常被克扣，受伤了就被赶出去。”

    “现在……”

    他顿了顿，“现在累还是累，但至少我们知道为什么累。”

    “委员会每周公布生产计划，告诉我们这些机床要运往哪里——有些去乌拉尔的矿山，有些去乌克兰的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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