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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满紧张气氛的会议室里,众人目光紧盯着墙上那张巨大的军事地图,仿佛能感受到即将到来的战火硝烟。
经过一番周密部署后,一个重要决定终于诞生了——三个集团军必须在入夏前完成集结,并配备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这些装备包括我们自主研发生产的坦克、装甲运兵车以及小巧灵活的全地形突击车等,它们都将成为这场战斗中的利器。
此次战役规模空前庞大,三个集团军各司其职却又紧密配合。
其中,唐澍所率领的第四集团军坐镇中央,犹如一把利剑直插敌人心脏;而许继慎和蔡申熙指挥下的第五、第六集团军则从两翼包抄,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此外,还有一支强大的政委、参谋团队随行出征,这支队伍由王树声、刘光烈和吴光浩三位将领共同组成,他们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必将为前线将士们提供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老秦亲自统率空军部队进驻巴彦淖尔地区,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向北挺进,为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掩护和支援。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仍有最后一项关键任务需要落实——确保后勤补给线畅通无阻。幸运的是,成昆铁路工程进展顺利,预计在今年底就能全线贯通。
届时,大量来自缅甸和云南的战略储备物资将会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大动脉运往北方战场。不仅如此,各兵工厂也已经全力以赴投入到生产当中,以保证充足的军备供应。
看着眼前这张密密麻麻布满红色箭头的军事地图,卢润东缓缓站起身来,他手中握着一根木棍,用力地敲打着地图上的某个位置,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出兵蒙古!那里不是他们北苏的蒙古,是我们的蒙古!”
这句话如同惊雷一般在每个人耳边炸响,让所有人都为之振奋不已。
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三个集团军越过巴彦淖尔,入驻曼达汉。
说是出兵,实际上苏联也并没有在蒙古驻扎大部队——那份协定刚签不久,莫斯科还没来得及把纸面上的“必要情况下”变成实际的大规模部署。
外蒙地广人稀,苏军只有一些前哨基地和零星的驻军点,更多的还是帮着训练蒙古军队的顾问团和后勤人员。
卢润东要的就是这个时间窗口——在你还没把兵运过来之前,我先到。
第一场真正意义的遭遇战不是步兵的地面接触,而是在天上打的。
八月十九日上午,外蒙中部戈壁上空,西北空军整编后的三个师进驻巴彦淖尔。其中第一师的两个歼击机中队在巡逻时与苏军一个从乌兰巴托方向南下的侦察机及其护航战斗机编队遭遇。
苏军飞机贴着云层往南飞,目的是对西北军的集结地域做一次侦察性威慑。
空军的飞机从侧上方俯冲下来,苏军侦察机措手不及,空中打了不到一刻钟,负责护航的苏军三架被击落,余下的带伤脱离。
空军这边只有一架飞机被击伤,在飞行员的操控下破降到巴彦淖尔北边的沙漠里。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空战,但意义很清楚——西北的飞机不但飞得高,还能打。
苏联人显然被这一点惊了一下。
他们之前对西北军的空中力量认知有限,在蒙古方向部署的飞机数量也不多。
与此同时,九月初,苏军一支从外蒙腹地往南机动的轻型坦克纵队在戈壁滩上被第四集团军麾下的装甲师截住了。
这些装甲师的坦克是在德国技术基础上自行改型生产的型号,装甲厚度和火力都压过苏军那些老旧的轻型坦克。
双方在一片开阔的戈壁滩上打了一场小规模坦克战,苏军损失七辆坦克后选择脱离接触。
西北军也付出了一辆坦克履带被炸烂的惨重代价。
这两仗打完以后,苏军往南推进的脚步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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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迅速调整了姿态,开始通过外交渠道试探——他们原本以为签一纸协定就能兵不血刃地把外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没想到西北有人完全不按这个剧本走,直接用飞机和坦克把门堵住了。
不到两个月,苏军撤走了在前沿的前哨部队,重新以乌兰巴托以北,图们萨特以东为主要驻军线。西北军也没有继续往北深入,三个集团军在戈壁南缘停止了大规模推进,就地转入驻防(特格勒格、古万索尔克、伊赫赫特),将外蒙南缘的控制线往前推了几百公里。
一场人祸加阳谋加灭顶之灾,被拳头摁了回去。
与此同时,胡宗南在洛阳、南洋、十堰的三个集团军也集体默默地后撤了。
当红军在永寿整训进入尾声的时候,又有一批人到了。
这批人不是从北边来的,是从西南方向过来的。
几千个人,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身上的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虽然瘦得厉害,两条眉毛却像是两把出鞘的剑——陈老总。他走路还拄着一根棍子,身后的粟总沉默寡言,眼神锐利得像鹰。
再往后,是一群伤病留下的老骨干,还有不少人是在云贵川零零散散因伤病掉队的红军。
三四年十月主力出发时,陈老总因为重伤被留在了南方。
粟总也是。
他们带着伤病员在赣南的山林里东躲西藏,在敌人的缝隙之间辗转腾挪。
三五年初按组织指示化整为零,从郴州、永州分路西进,穿贵州走贵阳毕节,进云南昭通,再从凉山入川,在雅安一带重新集结。
三六年底从雅安出发,分三批走三条不同的路线——一路往汉中,一路往安康,翻过秦岭。三七年夏天,他们终于到了西安。
卢润东在西安接到通知的时候,正站在那幅西南地形图前。
他看完电报,沉默了很久,然后对赵文炳说了一句话:“把总医院最好的医生调过来。陈老总的腿不能再耽误了。”
陈老总到西安那天,陈赓在门口等他。
陈老总拄着棍子从车上下来,陈赓大步迎上去,伸出双手握住他的肩膀。
陈老总用他那口浓重的四川话说了一句:“你个陈赓,老子走到哪里都能碰上你。”
陈赓笑了一声:“能走到这里,就行了。”
一九三七年春天,西安城北的大校场上,队列整齐地排列着。
从永寿和淳化开过来的部队,经过几个月休整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新的军装,新的装备,新的训练大纲,从南方一路走过来的老兵们现在站在了新的队列里。
他站在队列前方,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扫过。然后他偏过头,对身旁的胡公轻声说了一句:“都到了。”胡公的目光也在队列里扫了一遍,轻声应了一句:“都到齐了。”
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此刻正燃着战火。
但今天,在场的人没人去想那些。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所有该到的人,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