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晚十点，《赤伶》上线第八天。

    壹心壹意总部数据监控中心，六块曲面屏上实时滚动着各平台数据。播放量曲线在第八天出现了一个小奇迹——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再次上扬，日增播放量突破两亿。

    杨天真站在屏幕前，黑眼圈浓重但眼神发亮：“沈总，人民日报今天第三次报道，教育部有领导打电话来，问能不能把《赤伶》纳入中小学音乐鉴赏课。”

    沈遂之坐在监控室角落的沙发里，手里拿着一沓纸质信件——是今天刚收到的戏迷来信。他看得很慢，每一封都要读两三遍。

    “戏曲协会那边呢？”他没抬头。

    “发了正式邀请函，想请您担任戏曲传承大使。”杨天真顿了顿，“还有三家卫视想做戏曲类综艺，报价都很高。”

    沈遂之终于抬头：“推了。”

    “都推？”

    “都推。”沈遂之站起身，走到窗边。北京的夜空被城市灯火染成暗红，看不见星星，“我做《赤伶》不是为了上综艺。”

    监控室的门被推开，热巴走了进来。她刚从上海飞回来，身上还带着机场的疲惫，但妆容精致，西装外套搭在臂弯，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

    “数据我看了。”她放下包，走到沈遂之身边，“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

    “好到什么程度？”沈遂之问。

    热巴接过杨天真递来的平板，快速滑动：“全平台播放量十二亿，是今年所有单曲最高。翻唱版本超过三千个，从专业歌手到普通网友。戏曲相关搜索量增长百分之四百……”

    她抬起头，目光直视沈遂之：

    “但这只是开始。”

    沈遂之看着她：“什么意思？”

    “一首歌的热度，最多持续一个月。”热巴放下平板，“一个月后，会有新的热点，新的神曲。到时候，《赤伶》会成为歌单里的一首歌，裴晏之会成为百度百科里的一个词条，戏迷的感动会成为朋友圈里的一条回忆——然后，被遗忘。”

    监控室安静下来，只有服务器运行的嗡鸣声。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沈遂之问。

    热巴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写下一个词：

    传播生命周期

    “任何文化产品都有生命周期。”她在词周围画圈，“歌，一个月。电视剧，三个月。电影，半年到一年。而真正能留下印记的——”

    她在最外层写：

    文化符号

    “是成为文化符号。”热巴转身，“《梁祝》成为文化符号，不是靠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是靠几十年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芭蕾舞剧，无数次的重新演绎和诠释。《霸王别姬》成为文化符号，是因为电影，是因为张国荣，是因为它被写进教科书，被放进电影史。”

    她走到沈遂之面前：

    “《赤伶》现在是一颗种子，发了芽，开了花。但如果想长成树，想活几十年、上百年，想真正成为文化符号——它需要更深厚的土壤。”

    沈遂之看着她，眼神复杂。

    这个18岁起就跟在他身边的女孩，这个曾经在深夜为他整理剧本、泡咖啡、听他讲戏曲故事的助理，这个后来成为他商业对手、在董事会和他针锋相对的女人——

    此刻站在他面前，用最冷静的商业分析，说着最理想主义的话。

    “你想怎么做？”他问。

    热巴深吸一口气：“影视化。把《赤伶》拍成电影。”

    凌晨一点，会议室。

    沈遂之、热巴、刘亦菲三个人坐在长桌的三端，像某种微妙的三足鼎立。桌上摊着数据报告、戏迷来信、媒体评论，还有热巴连夜赶出来的《赤伶影视化可行性分析》——足足三十页。

    刘亦菲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但眼神清明。她拿起分析报告快速翻阅，越看神色越凝重。

    “你想做电影，”她看向热巴，“不是商业片，是冲奖的文艺片。”

    “对。”热巴点头，“商业片能赚钱，但改变不了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一部能进电影史，能进教科书，能在国际电影节上代表中国发声的电影。”

    沈遂之沉默地翻着报告。热巴把一切都想到了——预算分析、团队搭建、拍摄周期、宣发策略、甚至……风险评估。

    “你知道这种电影的风险吗？”他问。

    “知道。”热巴说，“不赚钱，可能赔钱。在国内可能被骂‘太文艺’，在国外可能被说‘太中国’。导演难找，演员难选，拍摄周期长，回本周期更长。”

    “那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值得。”热巴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沈遂之，你唱《赤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你没忘本。那现在，我们有机会让这个‘本’，被更多人看见，被更久地记住——为什么不做？”

    刘亦菲放下报告，开口了：“我在好莱坞这几年，最深的感触就是——美国人用电影输出价值观。他们拍《拯救大兵瑞恩》，全世界都相信美国大兵有牺牲精神。他们拍《阿甘正传》，全世界都相信美国梦。而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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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向沈遂之：

    “我们拍《长城》，想输出中国文化，结果拍成了四不像。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想让人看懂了，太想迎合了，结果丢了自己的魂。”

    她顿了顿：

    “《赤伶》的魂是什么？是裴晏之，是一个中国戏子在乱世中的风骨。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的精神脊梁。这种电影，不需要迎合，只需要真诚地拍出来——拍给中国人看，拍给全世界看。”

    沈遂之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师父。那个在破败剧团里教了他多年戏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小沈，戏比天大，但天底下，已经没人看戏了。”

    如果师父在，会怎么说？

    会让他把裴晏之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吗？

    会让他把戏曲的美，展现在更大的舞台上吗？

    “导演呢？”沈遂之睁开眼睛，“这种电影，对导演要求太高。要懂戏曲，要懂美学，要懂怎么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找平衡，还要……有足够的江湖地位，能镇得住场子。”

    热巴和刘亦菲对视一眼。

    “有人选吗？”沈遂之问。

    热巴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名单——上面列出了中国目前所有一线导演，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详细的分析：擅长的题材、近年作品口碑、与资本的关系、个人风格……

    沈遂之一个个看过去。

    陈凯歌——太文人，太重意境，可能拍得太飘。

    冯小刚——太市井，太现实，少了戏曲的浪漫。

    姜文——个人风格太强，可能会把《赤伶》拍成《让子弹飞》戏曲版。

    王小帅、贾樟柯——太文艺，可能曲高和寡。

    新生代导演——镇不住场，资方不买账。

    看了一圈，他抬起头：“都不合适。”

    “还有一个。”热巴说。

    她把名单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只有一个名字，用红笔圈了出来：

    张艺谋

    2018年4月的张艺谋，正坐在怀柔影视基地的办公室里，对着一份合同发呆。

    这是乐视影业送来的新项目——《长城2》的意向书。片酬很诱人，八千万，加上全球票房分成。但他知道，拍了，就是继续走《长城》的老路——被骂向好莱坞妥协，被批丢了中国特色。

    窗外的怀柔下着细雨，远处的摄影棚在雨雾中像巨大的灰色积木。他想起1995年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春天，他和巩俐、李保田在苏州的园林里，为了一个镜头的光影能磨一整天。

    那时他四十五岁，眼里有火，心里有梦。

    现在他六十八岁，眼里的火还在，但被现实的雨水浇得忽明忽暗。

    助理敲门进来，端着茶：“张导，乐视那边又来电话了。”

    “说什么？”

    “说《长城2》的投资方很看好，如果能原班人马，预算可以再加。”

    张艺谋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

    “还有……”助理犹豫了一下，“新画面的张总也来电话了。”

    张艺谋的手一顿。

    张伟平。合作了十三年的制片人，最后因为《金陵十三钗》的分账闹翻，对簿公堂，成了仇人。三年没联系了。

    “他说什么？”

    “他说……听说您在乐视不顺，如果需要，他可以帮忙牵线回新画面。”

    张艺谋笑了，笑容里有苦涩。

    回去？回哪里去？新画面已经不是当年的新画面，张伟平也不是当年的张伟平。他们之间的裂痕，比《长城》的口碑还难修复。

    “推了。”他说，“都推了。”

    助理离开后，办公室里只剩下雨声。

    张艺谋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他的导演手记，从1987年拍《红高粱》开始记的。他翻到1994年，《活着》获戛纳评审团大奖那页。

    照片里，年轻的他和葛优、巩俐在戛纳海滩上大笑，手里举着奖杯，背后是地中海湛蓝的天。

    那时他说：“电影要拍人的命运，拍时代的呼吸，拍那些在历史夹缝中依然活着的人。”

    现在呢？

    他拍了《英雄》，拍了《十面埋伏》，拍了《满城尽带黄金甲》，拍了《长城》——一部比一部投资大，一部比一部场面宏，但也一部比一部……离“人的命运”远。

    手机震动，是女儿发来的微信：“爸，我听了《赤伶》，哭了。您听听，这才是中国该有的声音。”

    张艺谋点开链接。

    前奏是简单的琵琶和笛子，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不是专业歌手那种圆滑的嗓音，有点粗糙，有点沙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要把心掏出来。

    “戏一折 水袖起落

    唱悲欢唱离合 无关我……”

    他闭上眼睛听。

    听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时，他的手微微颤抖。

    听到“也曾问青黄 也曾铿锵唱兴亡”时，眼角湿了。

    听完，他坐在黑暗里，很久没动。

    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像某种古老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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