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

    外贸部的办公室，午后阳光漫进来，在桌面上铺开一层浅金。

    苏禾站在窗前，指尖捏着一份厚厚的项目草案，纸张边缘早已被反复摩挲得发毛、发软。

    这或许是自己职业生涯里，最后一个牵头的大项目了。

    她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为这些年的外贸生涯，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八十年代中期的华国，天空正迫切需要更多“银鹰”翱翔。

    民航运力捉襟见肘，航线开拓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们想要“走出去”的热情。

    可真要向波音、空客这些西方厂商购买现代化客机，一架就得数千万美元。

    这时候国家外汇储备紧张得很，每一分钱都得掰成八瓣花，这么大一笔支出，实在难以承受。

    可客机的需求又是实打实的，迫在眉睫。

    苏禾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邻居，苏联。

    苏联航空工业的明珠，图-154中程客机，进入了她的视野。

    这款飞机在乘坐体验上确实比西方客机稍逊一筹，但胜在皮实耐造、可靠性强，最关键的是，价格要低廉得多。

    更重要的是，苏联国内轻工业品长期匮乏，对华国生产的暖水瓶、羽绒服、水果罐头、毛毯毛巾这类日用品，有需求。

    这也意味着，谈判有了筹码。

    一个大胆到近乎异想天开的构想，在苏禾脑海里出现。

    不动用国家宝贵的外汇储备，就用我们自己生产的这些日用轻工品，去换苏联的大飞机。

    用“华国制造”，换回翱翔天际的“钢铁银鹰”。

    这个构想是她提出来的，担子自然也落到了她所在的团队肩上。

    消息传出去，不少人嗤之以鼻，压根不看好。

    “用暖水瓶换飞机？苏副处长这是之前几个项目谈顺了，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

    “那些破玩意儿才值几个钱？人家苏联人能那么傻，拿大飞机跟你换？”

    “异想天开”这四个字，几乎是明晃晃地贴在了她的脑门上。

    好在二处处长周建业顶住了这些质疑声，给了她最坚定的支持。

    他的理由很务实，也很有说服力：“国家确实急需飞机。谈，不一定能成；但要是连谈都不谈，那肯定没半点希望。就算最后没成，我们也积累了经验，摸清了路子，没什么损失。可万一成了呢？”

    这“万一”两个字，藏着沉甸甸的希望，更是实打实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部里不少老成持重的前辈摇头不看好，年轻人们却被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点燃了热情。

    他们从这个项目里嗅到了开拓的气息，看到了一片能尽情施展抱负的全新战场。

    “苏副处，这个项目太带劲了！算我一个行不行？”

    “就是！跟老外谈钱谈合同都谈腻了，这回用罐头换飞机，听着就热血沸腾！”

    “苏副处，我之前负责过轻工品出口，对这一块熟得很，我能帮上忙！”

    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凑过来，眼里闪着光，主动请缨。

    苏禾自然乐见其成，这个项目超出了常规外贸谈判的范畴，它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跨国易货贸易系统工程，牵涉航空、轻工、纺织、食品、运输等几十个行业，要协调中央与地方、计划与生产、质量与交割等无数环节，正需要这样一群有干劲、有想法的生力军。

    苏禾低头看了看手中凝聚着自己初步思路的草案，又抬眼望向窗外渐深的秋意，再瞅瞅办公室里这些跃跃欲试的年轻同事，心里那点因外界质疑而泛起的波澜，平息下去。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既然方向没错，那就一步一个脚印，把这条没人走过的路，踏成通途。

    “好，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作为项目实际的核心，苏禾带领团队刚迈出第一步，撞上了第一个硬钉子，计价。

    飞机和暖水瓶，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怎么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

    这个看似荒谬的问题，却是谈判桌上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

    光是计价货币的选择，就先卡住了所有人：用美元？用苏联的卢布？还是用人民币？

    每一种选择背后，都牵扯着复杂的汇率换算和各方的利益考量。

    会议室里，各方意见争执不下，讨论了大半天也没个结果。

    “不能跟着他们的节奏走。”散会后，苏禾对沈蔓、李卫冬，还有几个新加入的年轻人说，“我们得另辟蹊径。”

    接下来的日子，项目组几乎成了部里的“常驻资料室”。

    苏禾领着团队，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文件报告里，调动所有能想到的渠道，搜集了大量关于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商品流通体系、民众消费习惯的内部资料和学术报告。

    办公室里，除了讨论声，就是噼里啪啦的计算器按键声，一张张稿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对比和推算。

    他们这儿，也成了部里每天下班最晚的办公室。

    连续一个多月的高强度分析和测算，一个关键信息浮出水面：苏联官方公布的汇率，与其国内民用消费品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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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官方汇率换算，很多商品的实际价值被严重扭曲。

    突破口，就在这里。

    再次召开项目进展讨论会时，看着还在围绕汇率争论不休的同事们，苏禾站起身：“大家不用再纠缠于汇率本身，汇率只是表象，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和苏联双方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定价体系。”

    她顿了顿，抛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方案，“一揽子货物兑换当量”。

    “我建议，放弃货币换算思路。尝试设计一个标准、内容丰富的‘商品包’。这个包里，装的是筛选过的、上百种苏联市场急需，同时我们又能保质保量稳定供应的轻工业产品和食品。

    每一样产品，都以国内市场的公允生产成本加上合理利润为基础标注价格，这个价格体系，是我们自己能完全掌控的。”

    “相对应的，我们要求苏联方面提供详细的图-154飞机技术配置清单、必备的零备件清单，还有完整的机组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方案，把所有东西都摊开，明码标价。

    这样一来，谈判的核心变了。

    不用再争论‘一架飞机到底值多少万卢布或者美元’，变成更具体、更实在的问题：‘一架飞机加上全套服务，需要用多少个这样的‘标准商品包’来交换’。”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随即爆发出热烈的议论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完善，最终这个方案获得了处长周建业和部里相关领导的认可。

    可苏禾心里那根弦，半点没放松。

    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繁琐、更艰巨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上百种商品该怎么选定、分类、定价？

    成千上万件产品的质量如何统一标准，又如何确保在长途跨境运输后依然完好？

    要在全国范围内协调生产、集货、仓储、运输，这庞大的物流链条该怎么搭建？

    一个又一个难题摆在面前。

    苏禾坐回自己的位置，端起桌上早已冷掉的茶水喝了一口，目光落在办公桌的一角，那里摆着一张最新的全家福。

    照片里，顾淮安抱着咧开嘴笑出几颗小米牙的团团，她自己搂着睁着圆溜溜大眼睛、好奇看向镜头的圆圆，背景是部队家属院，那天的阳光好得晃眼。

    顾淮安的声音好像就在耳边：“苏禾，不用急，一步一步来，你肯定能成。”

    放下茶杯，重新翻开那本写满了批注的项目笔记本，拿起钢笔。

    “沈蔓，李卫冬，”她扬声喊了两句，“我们接下来分工，先把这‘商品包’里到底该装些什么，一样一样，敲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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