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三天，《大明生活日报》的版面被两件事塞得满满当当。
一件是天花。
白鹤村的疫情还没彻底扑灭，刘渊然带着格物院的人依旧守在村子里。
但最后一批患者已经退烧，连续十多天没有新增病例。
封村消息刚传出来那几天，菜价涨了三成，有人连家门都不敢出。
但恐慌消退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
原因只有一个——牛痘确实有效。
京城各坊的接种点从早到晚排着长队。一个月前还有人骂这是邪术，现在你要是没接种，街坊邻居看你的眼神就像看一个脑子有病的人。
另一件是倭寇。
朝廷派了人，跑遍应天城周边的军营和沿海移民聚居的坊巷，找到那些倭寇的亲历者。
问他们愿不愿意把当年的事说出来。
愿意的，登报。
不愿意的，没人勉强。
但愿意的人，比想象中多得多。
有些人等了十几年，就等一个人来问一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报纸上登的不是官样文章。
是活人讲的故事。
第一天登了两篇。
头一篇，是一位祖籍福建渔村的老汉口述。
他十四岁那年，倭寇上了岸。他爹把他塞进腌鱼的大缸里，盖上盖子。
他趴在缸里，听见了所有声音——刀砍进木门的声音，他娘的哭声。
然后安静了。
他在缸里待了一天一夜，出来的时候，村子没了。
第二篇，是曾在浙江台州当守军的老兵的回忆。
倭寇退走后，他们去收尸。有一家五口，最小的孩子被钉在门板上。
老兵说，他当了二十年兵，杀过人，见过死人。
但那块门板，他做了十年的噩梦。
之后每天两三篇，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死法。
篇幅不长，但字字见血。
这三天，应天城的氛围肉眼可见地变了。
茶馆里没人聊八卦了，聊的是“我隔壁老张的亲戚就是从沿海逃过来的”。
酒楼里有人拍桌子骂，骂的不是菜咸了，是“朝廷怎么还不开捐？老子要捐钱打倭寇！”
功德募捐的章程一见报，各地驿站的快马就没停过。
得到消息的商人开始往京城赶。
有的坐船，有的骑马，有的连夜雇了车队。
消息传得最快的是江南——苏州、杭州、扬州的商帮几乎同一天出发。
远的还在路上，近的已经到了，在客栈里住下，打听消息，盘算家底。
募捐还没正式开始，应天城的客栈价已经涨了一成。
但今天，所有人的注意力被另一件事拽走了。
《大明生活日报》头版，登了一条短消息——
“格物院四时长春庐内栽种之洪武薯已成熟，明日巳时公开收获，届时现场称重计数，欢迎百姓观看。”
两行字。
整个应天城炸了锅。
“四时长春庐”建在格物院门口，大半个京城都看得见。
这几个月来，京城百姓没少站在外头看热闹——大冬天的，外面天寒地冻，那座玻璃大棚里面绿油油一片，瓜果蔬菜长得比盛夏还旺。
之前有人出四万两白银想买一块玻璃板，格物院没卖。
老百姓看得到，摸不着。馋归馋，但不嫉妒——那是皇家的东西，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
但“洪武薯”不一样。
这东西，跟每一个吃饭的人都有关系。
格物院几个月前贴过告示——此物若种得好，亩产保守估计是水稻的十倍。耐贫瘠，荒地也能种，只是产量会减少。生长周期短，一年至少两收。
当时很多人不信。
十倍？你怎么不说一百倍？
大明如今水稻的平均亩产，大约三石。好田好年景，四石顶天了。
十倍，就是三十石往上。
说出去，跟讲神话没两样。
但格物院自打建起来，干的事一桩一桩摆在那里。
说牛痘能防天花，真防住了。
说冬天能种菜，那座玻璃大棚就戳在院门口，谁路过都能看见里面的绿色。
所以这回，信的人比不信的多。
之前已经有不少人跑去格物院预定了洪武薯的薯种。
条件不苛刻——登记姓名、籍贯、家里有多少亩地、想种几亩洪武薯，领一份“意向文书”。
等时候到了，拿着文书在规定日期之前来换薯种，还能领一些“仙肥”。
不需要押金。后悔了，把文书丢了就行。
没有任何损失。
但每一个登了记的人，都在等明天。
——
第二天。
巳时还没到，格物院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前三排是提前来占位置的百姓，天不亮就蹲在这儿了。
后面黑压压的，有商人，有读书人，有达官显贵府上派出来的管事。
“四时长春庐”就在院墙外侧，阳光照在玻璃板上，折出一片碎光，里面的绿色隐约可见。
人群里嗡嗡的议论声一刻没停。
“真有那么神？水稻的十倍？”
“格物院说的，什么时候骗过人？”
“说归说，挖出来才算。”
前排站着一个穿短褐的黑脸汉子，膀大腰圆，手上全是茧子，一看就是庄稼人。
他伸着脖子看了半天大棚里面那几块地，回头跟旁边人说了一句。
“我种了二十年地。一方丈能刨出多少东西，我心里有数。”
他朝大棚里努了努嘴。
“甭管它叫洪武薯还是天王薯，泥巴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能翻出天去？”
周围几个老农跟着点头。
这个黑脸汉子叫孙大牛，家在应天城外三十里的柳河乡。
开春时节遭了一场倒春寒，秧苗冻死了大半，今年只收了一石半的稻子。
一家五口，老娘六十七了，婆娘身子不好，三个孩子最大的才九岁。
一石半的粮食，勒紧裤腰带，也撑不到明年夏收。
他来看洪武薯，不是凑热闹。
是想看看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救他那三个孩子的命。
但他不敢信。
种了二十年地的人，被老天爷骗怕了。
巳时三刻，格物院大门开了。
出来的人不是刘渊然——他还在白鹤村善后。
也不是陶成道——这位万户大人一大早就把来讨论“百工大考”章程的胡惟庸堵住了。
“老胡，你替我去主持。”
“我？我一个中书省的人，主持格物院的事？”
“你这阵子天天往我这儿跑，比格物院的学徒来得还勤。你不是自己人谁是？去吧去吧，我有个飞行试验要做。”
胡惟庸被推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几分无奈。
但当他站到“四时长春庐”门口，看见外面那片黑压压的人墙，无奈便收了起来。
他在心里飞快地转了一圈。
洪武薯的收获仪式——本来是陶成道的功劳，格物院的风头。而他胡惟庸站在这里，就是站在了这件事的台前。
往后百姓提起洪武薯，第一个画面就是他胡惟庸当众宣布产量的样子。
这个差事，不亏。
他整了整衣冠，清了清嗓子，面朝人群。
“诸位——”
议论声渐渐收住了。
胡惟庸的嗓门不算大，但中书省历练出来的气度压得住场。
“今日收获的洪武薯，栽种于三个月前，共计四方丈。”
他顿了一下。
“现在，开挖。”
格物院的四个学徒走进玻璃大棚，手里拿着铁锹和竹筐。
大棚里划出了四块“洪武薯”的试验田，每块一方丈，约合一亩地的六十分之一。
第一锹插进土里的时候，围观人群里还有人在嘀咕。
“这么巴掌大的地，能挖出几个来？”
“撑死两三斤吧。”
孙大牛站在前排，双手抱在胸前，嘴角往下撇着，不说话。
他盯着学徒手里的铁锹，盯着翻起来的泥土。
眼睛一眨不眨。
第一锹翻上来，带出两个拳头大的红皮疙瘩，沾满了泥。
孙大牛的胳膊从胸前放了下来。
第二锹翻上来，又是三个。
个头不小，大的比成人拳头还粗一圈。
学徒把它们捡进竹筐里，弯腰继续刨。铁锹每下去一次，都带出新的红皮疙瘩，大小不一，从里面源源不断地翻出来。
那块地才一方丈。
学徒手里的竹筐，却越来越沉。
第一筐装满了。
学徒抱着筐从大棚里走出来，两只手搂着筐沿，走路的步子都在晃。
筐沿上沾着泥，里面堆得冒了尖——一堆圆滚滚的红皮疙瘩，大的有半个人脑袋那么大。
人群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一块田还没挖完，筐就满了？”一个老农的声音变了调。
第二筐端出来了。
还是满的。
孙大牛的手在发抖。
他种了二十年地。一方丈的地能产多少东西，他用脚趾头都算得出来。
那两筐的重量，不对。
完全不对。
胡惟庸站在旁边，冲学徒喊了一句：“第一块田总共挖了多少？”
“回大人，还剩一小片没刨完。”
“刨干净。一颗都别留。”
等第一块田彻底清完，三筐洪武薯摆在地上。
胡惟庸让人抬来了官秤。
秤砣是标准的户部制式，提前已备好，上面有格物院的火漆封印，防止有人说作弊。
第一筐上秤。
秤杆翘起来，砣往后拨。
一格。
两格。
三格。
负责称重的学徒盯着秤杆，手指捏着秤砣的绳子，一格一格往后推。
秤杆还在翘。
推到三十斤的刻度，没平。
推到三十五斤，没平。
四十斤——秤杆还在晃。
“四十三斤！”
学徒报数的声音劈了。
人群里猛地炸开了一阵嗡嗡声，但很快又被更大的沉默压了下去。
所有人都在等第二筐。
第二筐上秤。
秤砣继续往后拨。
“四十一斤！”
第三筐。
这筐没装满，比前两筐矮了一截，里面还混着些碎的小薯。
“二十斤！其中碎薯约莫五斤。”
学徒拿笔在纸上飞快地算着，手在抖。
“第一块田——总计一百零四斤！”
一方丈。
一百零四斤。
那个说“撑死两三斤”的人嘴巴张着，半天没合上。
旁边有人拽他袖子：“你说撑死多少来着？”
他没接话。
因为第二块田已经开始挖了。
第二块田的薯比第一块还多，学徒挖到一半就换了个更大的筐。
上秤。
“一百零九斤！”
人群里的议论声变了味。不再是看热闹的嗡嗡声，而是一种压低了嗓门、带着喘息的交头接耳。
第三块田，一百零一斤。
比前两块少了几斤。
人群里出现了一丝骚动。
有人嘀咕了一句：“这块少了，是不是地的问题？”
“少？一方丈一百零一斤你跟我说少？”
旁边一个老农瞪过来，声音都哑了。
第四块田开挖。
这是最后一块。
学徒的铁锹插下去，翻上来的第一锹就带出一个特别大的红薯，比成年男人的两个拳头并在一起还粗。
人群里发出一声低呼。
学徒继续挖。
一个，两个，三个——这块田的薯格外密，铁锹几乎每下去一次都能翻出东西。
又是三筐！
上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