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1）

    秋老虎赖在嘉兴城头上不肯走时，我摆地摊整半年了。

    钱是真见了回头钱。从最初攥着几张皱巴巴的毛票算成本，到如今铁盒子底沉着大几千块——都是实打实从中山路夜市、勤俭路街角挣来的。白天蹲在摊子后数零钱，看日光把“上海牌”手表的玻璃面晒得发亮，傍晚收了摊，就揣着钱包往东风饭店旁边的小炒摊钻。

    那会儿嘉兴的夜刚有几分活气。小炒摊的煤炉总冒呛人的烟，炒螺蛳的铁铲叮当响，我和毛毛经点一盘炒鳝糊，一盘盐水毛豆，一碟炒螺丝一瓶加饭酒，喝到脸红就往工人文化宫跑。

    里面的舞厅刚换了新彩灯，转起来像把星星揉碎了撒下来，我踩着《粉红色的回忆》的调子瞎晃，看姑娘们飘逸的长裙子扫过地板，心里头是飘的。

    这种飘，在看见隔壁五金公司大堂里那辆摩托车时，突然就落了地。

    是辆日本产的铃木绿色车身，油箱上的银标在太阳底下亮得扎眼。

    那会儿摩托车金贵得很，嘉兴城里可数得见，谁家男人要是骑一辆，开过去能引得半条街的人回头。

    我每天收摊都绕路去看，看修车师傅擦它的链条，听发动时“突突”的声儿，脚底下跟生了根似的。

    “你这眼神，跟饿狼瞅着肉似的。”毛毛凑过来，“想买？”

    我没吭声。谁不想？男人对这铁家伙的稀罕，跟姑娘爱新头绳一个理。可手心里的钱是活水，进手表、跑义乌拿衣服，哪样离得开流动资金？

    真把钱砸进摩托车里，遇上好货拿不出钱，那才是捡了芝麻丢西瓜。

    “生意要紧。”我扯了扯嘴角，转身往摊子走，可眼角余光总忍不住往五金公司瞟——那抹绿，跟烙在心上似的。

    没过多久，手表库存见了底。

    先前去厦门进货，都是挤绿皮火车的硬座，二十几个小时熬得腰都直不起来。

    这回口袋里有了底气，托火车站票房的朋友买了张卧铺票。

    也不贵，几十块钱，搁以前能让我肉疼半天，这会儿只觉得值：躺在小床板上，盖着列车员给的薄被，听着车轮“哐当哐当”响，天亮就到厦门，连脚都不酸。

    还是住王丽珠姐家。到厦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我每次来都住那儿。

    丽珠姐总炖着闽南的土鸭汤，汤上浮着金黄的油花，喝一口暖到心里。“木子，你这趟来，气色比上次好多了。”她给我盛汤，“是不是生意顺了？”

    我跟她笑说“还行”，没细说赚了多少，她家的手表销量她大概也有数，

    第二天去石狮，才真惊着了。

    石狮的街跟嘉兴完全两样。

    摩托车跟蝗虫似的横冲直撞，“突突”声能把耳朵吵聋，骑车的大多是年轻后生，穿花衬衫，戴蛤蟆镜，风一吹，衬衫下摆飞起来，野得很。我站在街角看，心里那点对摩托车的念想又冒了头，跟春草似的疯长。

    晚上回丽珠姐家，忍不住提了一嘴：“姐，石狮摩托车是不是便宜？

    嘉兴城里一辆要顶我小半年收入呢。”

    丽珠姐正帮我整理刚拿的衣服，闻言抬头笑：“便宜是便宜，可大多是走私来的。

    我们这儿交管睁只眼闭只眼，你们内地就不同了——上牌、查证，管得严着呢。

    你真想买，先回嘉兴问问清楚，能上牌再来，钱不够姐先垫着。”

    她话说得实在，我点头应下，心里却跟揣了个小鼓。那天晚上没早睡，帮丽珠姐在灯下组装手表，她自从上次跟我一起去摸底后一个月也开始组装电子表了，零件细小，得眯着眼穿表带。

    我一边穿，一边想石狮街上的摩托车，想它们跑起来带风的样子，手里的活都慢了半拍。

    在厦门歇了两天，扛着两大包衣服回了嘉兴。刚把货卸下就往车管所跑。跟门口看车的老交警递了根烟，打听摩托车上牌的事，老交警嘬着烟说：“只要手续齐，能上。就是进口车麻烦点，得有正规发票。”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接下来半个月，我把摊子盯得更紧，连文化宫的舞厅都少去了。等手里的钱又攒够了数，咬咬牙，直奔五金公司——那辆绿色的铃木还在，我指着它跟老板说：“开票，我要了。”

    骑上摩托车的那天，嘉兴城的风都是甜的。

    我在中山路开得慢慢的，故意把油门拧得轻响，看路边摆摊的同行直瞅我，毛毛坐在后座跟路边摆地摊的人打招呼，我笑着抬手比了个“耶”。

    晚上更疯，载着毛毛往南湖边跑，夜风从耳边刮过，远处的湖心岛亮着灯，像浮在水里的星星。

    有了摩托车，进货也利索多了。以前去杭州红太阳广场，龙翔桥市场。那时候还没四季青，得坐长途汽车晃两个钟头，现在拧油门就走，一个多小时就到。

    听说上海柳林路也有个服装市场，我心痒，某天一早揣着钱就往上海开。

    上海的市场洋气，挂的都是人造棉的裙子、雪纺衫，泡泡纱裙，颜色嫩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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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挑了些看着时髦的，满心以为能卖好，回来摆上摊子才发现——嘉兴还是太“土”了。

    县城就十几二十万人口，来买衣服的多是周边乡下的，看那些嫩黄浅粉的料子，都摇头：“不耐脏，干活穿不了。”最后还是杭州、义乌的货好卖——那边批发的大多是农民，知道乡下人爱穿啥：藏青的卡其布褂子、深灰的灯芯绒裤子，桔黄色的茄克外套耐洗又经穿，摆出来就有人问。

    九月初，嘉兴突然来了群北方人。

    先是在勤俭路的招待所看见几个，高个子，说话带着“儿化音”，穿的夹克衫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后来越聚越多，住满了南湖饭店、嘉兴饭店，都是拖家带口的，手里常提着个黑塑料袋，露出来的毛边一看就是羊毛衫。

    我蹲在摊子后犯嘀咕：嘉兴这小城，既不是码头也不是工厂聚集地，哪来这么多北方人？

    难不成真有啥宝藏？那天收了摊，我绕去南湖饭店，假装找人往里晃，刚到大厅，就见三个北方人站在楼梯口，两男一女，女的手里提着件灰色羊毛衫，正跟男的说话：“这料子摸着还行，就是不知道哪儿还有更多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凑过去递烟——是上次去上海特意买的那条万宝路，平时舍不得抽，这会儿正好派上用场。“几位朋友，进羊毛衫的？”

    那两个男的愣了下，接了烟。

    高个的男人笑了：“是啊，朋友你知道哪儿有？我们从沈阳来的，找了两天没找着正经厂子。”

    “我姓宋，这是我小媳妇，这是我舅子小刘。”他指了指身边的人，又问我，“兄弟你贵姓？”

    “我叫木子，就在这附近摆摊。”我往楼梯口让了让，“你们想找什么样的？套衫还是开衫？”

    “都行，只要料子好、价钱公道。”小宋搓了搓手，“我们那边天已经冷了，得赶紧拿货回去抢生意。”

    正说着，楼道里飘来饭菜香，天擦黑了。小宋媳妇看了眼表：“要不我们先放东西，找个地方吃饭？木子哥，一起呗？”

    “别去外面了。”我摆摆手，“我家就在旁边，几步路，不嫌弃就去我那儿吃口便饭，省得花钱。”

    北方人爽快，小宋一拍大腿：“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他们回房间放了行李，跟着我往家走。毛毛家在三楼她母亲已烧好菜等着我吃饭，一看我带着三个人心里有点慌，跟我说不知道有客人要不再去炒几个菜回来，毛毛应声出去了，我叫她带几瓶酒回来。我们一楼是家小饭店，我跟老板熟，毛毛喊他炒了四个菜：酱鸭、白鸡、红烧鱼块再加一盘糖醋里脊，又去隔壁杂货店买了四瓶加饭酒。

    客厅里圆台面摆在方桌上菜也放满了，小宋他们也不讲究，拉个橙子就坐下了。

    酒过三巡，脸都红了。小宋哥端起酒杯：“木子兄弟，你要是能帮我们找到羊毛衫，算你帮大忙了！你说，要多少辛苦费？”

    “啥辛苦费。”我摆摆手，“我有摩托车，跑趟厂子方便得很，就花点汽油钱，你们说了算。”

    “那不行。”小宋哥的小媳妇接了话，她姓刘，说话脆生生的，“让你白跑哪好意思？人工、汽油都得花钱。我提议，每件加两块钱，就当给你的跑腿费，中不中？”

    我心里算着账——要是拿个千八百件，这就是两千多块，够我再进一批手表了。嘴上却笑着应：“小嫂子实在，就按你说的办。”

    “痛快！”小宋哥举杯，“来，干了这杯，预祝我们能合作成！”

    明天我家小刘和你一起去，她能看货，省得你来回跑了。

    杯子碰得叮当响，酒液洒在桌布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第二天一早，小刘嫂子就来敲门了。我啃着昨晚买的肉包，含糊着问：“嫂子，你们知道哪有厂子？”

    “听招待所服务员说，竹林和洛东有两家羊毛衫厂，说是料子不错。”她递过来张纸条，上面写着地址，“我们赶紧去，越早拿货越好。”

    我把最后一口包子咽下去，推出摩托车：“走，先去竹林，路近点。”

    竹林在平湖方向，过了新丰镇拐个弯就到。刘嫂子坐后座，刚坐稳就轻轻“呀”了一声——她大概没坐过这么挤的摩托车。“抓好了。”我回头说，刚拧油门，就感觉腰被轻轻抱住了——她的手穿过我夹克衫的缝隙，指尖有点凉。

    摩托车“突突”窜出去，老公路的柏油被晒得发软，路边的稻田黄了一半，风吹过，稻穗沙沙响。

    小刘嫂子没说话，就安安静静抱着我，偶尔有风吹起她的头发，扫过我后颈，有点痒。

    到了竹林羊毛衫厂，问了两个在路边择菜的阿姨，很快就找到了。

    厂子不大，门口挂着“竹林羊毛衫厂”的木牌子，漆都掉了几块。进了样品间，小刘嫂子转了两圈，眉头皱起来——摆着的都是些藏青、深灰的套衫，款式老气，跟她手里提的样品差远了。

    “陈厂长，你们就这些货？”我问守在样品间的男人——刚才问了，他是这儿的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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