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初春，重庆仍旧阴冷，嘉陵江上雾气像层永远揭不开的纱，把山城包裹得密不透风。

    江面漂着碎冰，偶尔相撞，发出清脆的裂声，仿佛谁在为即将到来的变局提前鼓掌。

    军统局本部的青砖大院淹没在雾与冰之间，院墙上的苔藓吸饱了水汽，颜色深得发黑，摸上去像一块块尚未风干的血痂。

    戴笠暴毙后的第57天，院中槐树才冒芽，树下却已换了一茬新面孔。

    旧日威仪被连根拔起，剩下的人像被扔进一口深井，彼此踩着彼此的肩膀，只为把脖子探高一点，多吸一口并不干净的空气。

    陈默每天七点准时进院。

    他穿一件旧呢大衣，呢料被霜雾浸得发硬，袖口磨得油亮，却仍旧能抵御重庆钻骨的湿冷。

    他把领子竖高，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目光像两口被封了口的井，深，而且静。

    一路上，同僚擦肩而过，彼此点头，却都在余光里掂量对方还剩几两忠诚。

    他把这些目光一一收下，像收进空弹匣——不响，却沉。

    办公室的火盆刚点着，火苗还没舔红炭皮，李伟已把毛人凤签发的“调整名册”送来。

    八页薄纸，37个名字，像37颗钉子，把旧日格局拆得七零八落。

    他翻开扫一眼，便合上，顺手压到玻璃板下——当草稿纸用，免得浪费。

    李伟侍立一旁，等示下。

    陈默却只是擦了擦眼镜，问：“情报处长王秘书那边几点？”

    “十点整，情报处新楼。”

    “告诉他，我九点五十到。”

    李伟退出去，门缝带进一缕风，把火盆的灰吹得打旋，像微型风暴。

    情报处新楼原是日伪时期的汇丰银行，洋式圆顶还留着机枪扫出的弹孔，如今挂上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新铜牌，亮得晃眼。

    王秘书，这位毛人凤的贴身秘书，刚被提拔为情报处长不久。

    他坐在昔日经理室，桌角摆一面小国旗，旗旁一尊戴笠小像——遗像比真人先一步被“请”进角落，供人表演哀悼。

    “陈站长，百闻不如一见。”

    王秘书起身，金丝镜框折出一道冷光，手伸得长，笑容短。

    陈默握住那只手，掌心干燥，不软不硬，像一块擦枪布，只完成必要动作。

    寒暄被压缩到三句，随后是工作汇报。

    陈默用数字说话：档案七千四百卷，已清五千三，涉密甲级四百七，乙级一千二，丙级以下待甄。

    没有形容词，没有情绪，像把枪递过去——接不接，是对方的事。

    王秘书找不到切口，只好端起茶送客。

    陈默起身，目光掠过那尊小像，忽然想到：戴老板若活着，会不会也坐在这张椅子，用同一盏灯烤人？

    念头一闪即灭，他敬礼，转身，皮鞋踏在拼花地板上，声音清脆，像给谁补了三枪。

    午后，档案库。

    这里曾是金库，四壁铸铁，潮气被锁在墙皮里，凝成水珠，滴答，像倒走的秒表。

    陈默穿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透光，他一份份拆卷，像拆地雷：

    沪区行动队曾向汪伪倒卖医药；

    华北组截留三十箱奎宁，账上写“战损”；

    总务科两任科长合伙把空饷开到河南旱灾账里；

    ……

    他把这些“功劳”摘进一本再普通不过的练习簿，钢笔字小得像蚂蚁搬家。

    每记一条，就在页角画一个圈，像给亡魂扣一枚铜钱。

    库内只许点15瓦白炽灯，灯丝发乌，光线像被熬烂的中药渣，苦而浑浊。

    陈默却觉得舒服，暗一点，人的影子就浓，影子浓了，真身反而安全。

    偶尔有老鼠窜过脚背，皮毛擦过袜筒，冰凉一瞬，他也懒得跺脚，只在心里记下：又一条活口。

    他不怕老鼠，他怕人。

    傍晚，毛人凤独自堵在走廊。

    雪茄燃了一半，灰弯成钩，像要把人勾住。

    “陈默听说你找到不少‘老底’？”

    “回毛老板，我只是例行清点。”

    “陈默，你可是咱们这行的老人，是特务机构首批成员。你应该知道，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瞎，什么时候该聋。”

    “是的，毛老板，属下晓得了。”

    三问三答，像三颗子弹互相擦过，谁也没见血。

    毛人凤，侧身让路，背影在壁灯下拖得极长，像一条想回洞却找不到入口的蛇。

    陈默回到旧楼，把练习簿塞进保险柜，柜门合拢，咔哒一声——那声音让他想起十年前在虹口捕房，第一次给犯人上手铐，也是这般清脆。

    窗外，雾散了，山城灯火像被谁撒了一把硫黄，东一点，西一点，随时会炸。

    他给自己倒一杯冷茶，仰头灌下，喉结上下一滚，像把没说出口的狠话咽回肚里。

    火盆渐暗，炭灰里忽地爆出一粒火星，跳起，又灭。

    陈默拿火钳拨了拨，低声道：“再等等，天还没亮透。”

    接下来的日子，他把“等”字拆成无数个笔画，写进日常。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白天，他兼职军统档案整理委员会的副主任，穿呢子制服，鞋底擦得锃亮，走路时膝盖绷直，像一把收拢的折刀；

    夜里，他是那间铸铁库房里的守灵人，把一桩桩见不得光的旧账，一字一字誊进练习簿，像给死人穿衣，穿一件，多一分重量。

    有人开始悄悄找他。

    先是总务科一个副股长，拎两瓶泸州大曲，话没说两句，眼泪先掉，说自家小舅子被当成“戴系余孽”关进石灰市，求陈默在毛老板面前美言。

    陈默听完，只问了一句：“你小舅子当年在上海押车，经手的30箱盘尼西林，最后送到哪支部队？”

    对方脸色唰地灰白，酒也没启封，转身就走。

    第二天，那副股长的名字从调整名册里消失，像被橡皮擦掉的铅笔字，只剩一点凹痕。

    接着来的是电讯台的女报务员，夜里穿一件灰鼠皮大衣，敲他宿舍门，说只要能把父亲从警备司令部保出来，她什么都愿意。

    陈默让她在门外站了十分钟，才递给她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一个地址：南岸老君洞，第三块青砖下。

    女报务员照址而去，掘出的是她父亲当年替日伪电台抄收军统密电的亲笔供词，纸页泛黄，签名却清清楚楚。

    第二天，父亲被释放，女儿却辞去了电讯台差事，人间蒸发。

    陈默没碰她一根手指，他只想让游戏回到游戏规则之内：把柄对把柄，子弹对子弹。

    三月末，重庆入夜仍像一口倒扣的铁锅，湿、冷、且暗。

    陈默照例在库房加班，灯丝忽然啪一声炸断，黑暗像一堵墙拍下来。

    他摸到腰间电筒，尚未推开，先听见门轴吱呀——有人进来。

    “谁？”

    “我。”

    声音低而软，带着江北口音。

    陈默辨出是机要室的小赵，戴笠时期就在老人，如今被贬到油印股，专管复写蜡纸。

    小赵不抽烟，却划了一根火柴，火光一跳，照出他手里攥着的一支白朗宁，枪口像一粒被嚼扁的瓜子，对着陈默胸口。

    “陈站长，救我。”

    “先把枪放下。”

    “我放下，就再也拿不起来了。”

    小赵声音发抖，却带着笑，像冰碴子滚进热水，里外都不合时宜。

    “他们说我私藏档案，要把我当‘余孽’交出去。我知道你在整理，你替我改一页，只改一页，把我名字划掉，我保你后半辈子富贵。”

    陈默没动，只问：“哪一页？”

    小赵腾出左手，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档案纸，抖开，借火光可见抬头：

    “民国三十三年，渝特密字○七二九号，刺杀汪伪财政顾问策应案。”

    签名栏里，小赵的名字排在第三，前两个已打红叉。

    陈默抬眼，看小赵，看枪，再看纸，忽然伸手，把纸接过来，对折，再对折，动作慢得像给死人叠纸钱。

    “你走吧，”他说，“明天一早，档案里不会再有你。”

    小赵愣住，枪口垂下，火光熄了，黑暗重新合拢。

    陈默听见他退两步，门轴再响，风灌进来，卷走火药味，也卷走人气。

    第二天清晨，陈默提前两小时进库，把那页档案抽出，划掉小赵，用褪色墨水补写一个新名字——那名字属于一个早在豫湘桂会战里失踪的外勤，死无对证。

    他把原件塞进练习簿，与新页一起锁进保险柜。

    做完这些，他洗手，擦灯，换灯泡，像什么都没发生。

    上午十点，王秘书电话打来，说机要室小赵昨夜投江，尸首卡在朝天门码头木桩，泡得发胀，口袋里只剩三根火柴。

    陈默“嗯”了一声，挂电话，继续低头写呈报，字迹端正，连标点都似刀切。

    四月，雾季将尽，山城偶尔能见到指甲盖大小的蓝天，像谁偷偷揭开铁锅盖的一条缝。

    军统内部迎来第二次大调防，毛人凤要把各省站站长召回重庆“述职”，名为述职，实为软禁。

    名单里，陈默的名字排在第七。

    李伟替他收拾行李，手抖得把皮带铜扣磕掉漆。

    陈默却从抽屉里取出那本练习簿，用油纸裹了三层，放进一只看似普通的黑皮公文包，又放进两件换洗衬衣、一把牙刷、半块未用完的肥皂——像要去出一趟再寻常不过的短差。

    临行前夜，他独自走到嘉陵江边。

    江面仍旧漂着碎冰，月光偶尔从云缝漏下一道，把冰照得发亮，像无数面碎镜。

    他点一支烟，不抽，只看火星在风里忽明忽暗。

    十年前，他第一次杀人，是在虹口捕房后巷，用一根鞋带勒死一个汉奸，那人嘴里也叼着烟，火星也是这般忽明忽暗。

    十年后，他手里握着的不再是一根鞋带，而是一本再普通不过的练习簿，却足以勒住更多人的脖子。

    他把烟掐灭，烟蒂弹进江里，碎冰合拢，像一张嘴把秘密吞下。

    第二天，他去王秘书办公室报到，脸上仍是那种不卑不亢的笑。

    王秘书拍他肩膀，说：“陈兄，这次回渝，可要多多仰仗。”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