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说他“刻薄”，有人说他“不知民间疾苦”。

    崔善为不反驳，只说了一句：

    “国库就这么多粮，多拨给虚报的，实报的就拿不到。”

    “你们骂我刻薄，我认。但饿死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我的责任。”

    第二块，调配物资，保障运输。

    这，是沈司簿的职责和强项。

    她调集了所有能调集的船只、车辆、畜力，组建了“国家救灾运输队”。

    运河不通，就走陆路；陆路太远，就分段运输。

    洛阳周边的粮，优先运往河南、河北；江淮的粮，通过长江、淮河，运往山东、关中。

    她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粮票制度”：地方官府凭政事堂发放的“粮票”，到指定的粮仓领粮。

    粮票上有编号、有数量、有有效期，防止冒领和重复领取。

    看看，华夏从来不缺乏创造性，只是没被逼那某个程度——深度和高度。

    这个制度，后来被杨子灿的人学去，在围绕主支流的流民营、赈灾农场……也用了。

    第三块，稳定物价，打击投机。

    这是陈婉仪亲自抓的。

    她发现洛阳粮价涨到三百文一斗后，立刻下令。

    所有粮商必须按官府核定的价格出售粮食，违者没收家产，流放三千里。

    粮商们叫苦连天，说“这是让我们亏本”。

    陈婉仪冷笑：

    “亏本？你们之前囤积居奇，赚了多少黑心钱，自己清楚。现在让你们吐出来一点，就当是积德了。”

    她派人在各个大周朝廷实力控制的城门设卡，检查所有进出粮食。

    凡是无故涨价的，或无来去进出记录的，一律扣留。

    凡是偷偷运粮出城、或囤积居奇的、哄抬物价的，一律粗暴充公。

    三个月下来，以洛阳为首的几个主要大城粮价，从三百文降到一百五十文。

    虽然还是比正常年景贵，但至少百姓买得起了。

    除了这三块，政事堂还做了很多事。

    组织防疫，命各地设置“避疫所”，隔离病人。

    从太医院抽调太医，分赴各疫区指导。发放《防疫手册》，教百姓如何消毒、如何处理尸体。

    安置流民，在洛阳城外设“流民营”，收容从河北、河南逃难来的灾民。

    每天施粥两次，每人两合。虽然只能吊命，但至少饿不死。

    减免赋税，河北道全免，河南道减半，山东道减三成，关中道减两成。

    虽然国库因此少了收入，但百姓能活下去，才是根本。

    照搬杨子灿旧制，以工代赈。

    命各地组织灾民修水利、修道路、修城墙。

    每天给粮三合，比白吃粥多一合。

    这样既解决了劳动力短缺，又让灾民有尊严地活下去。

    ……

    大周朝廷政事堂的这些人，能力并不比杨子灿的团队差。

    陈婉仪精明强干，沈司簿心细如发，崔善为算无遗策，萧钧善于协调。

    裴矩和苏威，老谋深算，虽然被架空，但被逼急了也得偶尔也出出主意。

    这些人，他们如果生在太平年代，未必不能成为一代名相。

    但坦率说，他们生错了时代，而且所有政策浮于表面、落地粗疏僵硬，所以创意和计划很棒但效果……

    更何况，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灾荒，而是小冰河期的第一波冲击。

    他们服务的，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皇帝，而是一个为了权力不惜毒杀孙子的女人。

    他们拥有的，更不是一个充裕的国库，而是一个被大周皇帝萧瑾随意挥霍的烂摊子。

    所以，他们很努力，但效果有限。

    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时代的错。

    也是派系和立场的错误，也是思想和体系的错误。

    二

    政事堂再努力，也只是一张嘴、两只手。真正的救灾，要靠地方。

    而大周的地方官员，成分复杂。

    有死忠大周皇帝萧瑾的，比如新任的齐州刺史（李百药被杀后新上任的）、汴州刺史等。

    他们严格执行朝廷命令，开仓放粮，组织防疫，安抚百姓。

    有中间观望甚至是与杨子灿眉来眼去的，比如贺娄蛟、屈突通、宋老生等。

    他们虽然“听调不听宣”，但在救灾这件事上，并不含糊。

    贺娄蛟在潼关外设了八个流民营，建了三个大型赈灾农场，收容了五万多灾民。

    他自掏腰包买粮，派人去三岔口找杨子灿求援，同时也不拒绝朝廷送来的物资。

    他的原则是：不管谁给的，能救人的都要。

    屈突通在西安（长安）组织“以工代赈”，让灾民修城墙、修渭河大堤。

    他说：

    “闲着就会闹事，干活就没空闹事。而且城墙修好了，对大家都好。”

    宋老生在河东道，把官府的公廨田、职分田全部拿出来，租给灾民耕种。

    租子只要三成，比私田的五成、六成便宜多了。

    他还组织人上山挖野菜、捕蝗虫（蝗虫能吃，这是杨子灿以前教的办法），补充粮食。

    这些人，能力都不弱。

    贺娄蛟是名将之后，屈突通是隋朝老臣，宋老生是久经沙场的大将。

    他们在地方经营多年，根基深厚，威望很高。

    如果不是遇到这场大灾，他们本可以安安稳稳地当他们的土皇帝。

    但现在，他们不得不站出来，和朝廷、和杨子灿、和老天爷，三方博弈。

    这些人，群体很大，而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

    一方面，他们忠于大隋（或者至少忠于自己治下的百姓），希望朝廷能撑过去，希望大周皇帝萧瑾能悬崖勒马，希望天下能太平。

    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大周皇帝萧瑾的所作所为不满。

    毒杀杨侑，重用女官，还有扩充“后宫”的意图……胡乱折腾。

    他们觉得，这个女人不配当皇帝。

    所以，他们采取了“听调不听宣”的策略。

    朝廷的命令，听；朝廷的物资，要；但让我进京觐见，不去；让我交出军队，不给。

    这种策略，在平时是割据，在灾年是自保。

    而在救灾这件事上，他们和朝廷的利益是一致的。

    谁能让百姓活下去，谁就能赢得民心。

    朝廷赢了，他们还是大周的官员；杨子灿赢了，他们可以倒戈；老天爷赢了……

    那是不可能的，老天爷不会赢，只会让人死。

    所以，他们在救灾上，比朝廷还积极。

    因为他们知道，百姓如果死光了，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三

    大周皇帝萧瑾这个人，确实有很多问题。

    野心太大，手段太狠，格局太小。但你不能说她笨。

    她在救灾这件事上，也出了不少“奇招”。

    第一招儿，强制征粮。

    天授元年七月，她下了一道旨意。

    所有官员，按品级捐献俸禄。一品捐五成，二品捐四成，三品捐三成，以此类推。

    不捐的，停职查办。

    官员们叫苦连天，但没人敢不捐。

    毕竟，大周皇帝萧瑾连亲孙子都敢杀，何况他们这些外人？

    结果，一个月内，朝廷收到官员捐献的俸禄折合钱三十万贯，粮五万石。

    虽然不多，但也是钱粮。

    第二招，终于开始兜售官帽子了，标准说辞就是卖官鬻爵。

    这个，来钱最快，也最粗暴直接。

    历代着名的太后、女皇们，似乎都用过。

    八月，她又下一道旨意。

    开放“纳粟授官”。

    只要捐粮一百石，就能授从九品散官；捐粮三百石，授正九品；捐粮五百石，授从八品……

    以此类推，最高可授从五品。

    这招一出，富商们疯狂了。

    当官啊！

    祖坟冒青烟的事！

    以前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现在只要捐粮就能当！

    结果，一个月内，朝廷收到捐粮二十万石，钱十万贯。

    虽然这些官都是虚衔，没有实权，但对富商来说，面子比实权更重要。

    第三招，以工代赈的升级版——“以工代税”。

    九月，她再下一道旨意：所有受灾州县，可以组织灾民修水利、修道路。

    修完之后，朝廷按照工程量，抵扣该州县明年应交的赋税。

    这招的好处是：朝廷不用出钱出粮，只用“未来的税收”做抵押，就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地方官员为了减轻明年的负担，拼命组织灾民干活。

    灾民有活干，有饭吃，也不会闹事。

    结果，各地上报的水利工程项目，比往年多了三倍。

    虽然有些项目是凑数的，但确实也修了不少有用的工程。

    第四招，开“谏灾鼓”。

    十月，她命人在皇宫门口设了一面大鼓，叫“谏灾鼓”。

    百姓有关于救灾的建议，可以击鼓进言。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这招是陈婉仪建议的，目的是收集民间的智慧，同时显示朝廷“广开言路”的姿态。

    结果，真的有人来击鼓。

    有农民说“应该挖井抗旱”，有商人说“应该减免商税鼓励运粮”，有读书人说“应该请魏王（杨子灿）的船队帮忙运粮”……

    大周皇帝萧瑾听了，有的采纳，有的不采纳。

    但至少，她让百姓觉得，朝廷在听他们说话。

    第五招，借杨子灿的力，美其名曰借力打力。

    这，似乎是最狠的一招。

    十一月，她下了一道旨意。

    特许驸马都尉、太仆寺卿杨子灿的船队在沿运河各州县靠岸，平价售粮。

    但条件是：售粮所得，要拿出一成，交给朝廷作为“赈灾捐”。

    这招的好处是：杨子灿的粮能进来，百姓有粮吃，朝廷还能白拿一成。

    坏处是：杨子灿的名声会更大，民心会进一步向他倾斜。

    但大周皇帝萧瑾顾不得了。

    她需要粮，需要尽快让百姓吃饱，否则朝廷就完了。

    至于民心……先活下来再说。

    杨子灿接到这道旨意，愣了半晌，然后笑了：

    “这老太太，还真是个人物。这种招都想得出来。”

    他同意了。

    不是因为那一成的“赈灾捐”，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想让粮进灾区，救更多的人。

    至于民心，他相信，谁真心救人，民心就归谁。

    这几招，简单粗暴，但有效。

    到天授元年年底，朝廷收到的捐粮、捐款，加上杨子灿那一成的“赈灾捐”，总共折合粮八十万石，钱六十万贯。

    虽然还是不够，但至少撑过了最艰难的几个月。

    崔善为算了笔账：如果没有这些“奇招”，朝廷在九月就会破产。

    现在撑到年底，多撑了三个月。

    三个月，能救多少人？

    不知道。

    但至少，是成千上万。

    四

    杨子灿的救灾，是系统化、专业化、人性化的，特别是因地制宜。

    他有完整的医疗队、防疫队、工程队。

    他给流民登记造册，按需发放粮食。

    他组织以工代赈，让流民有尊严地活着。

    他发放药品，隔离病人，防止疫情扩散。

    他甚至给流民的孩子办识字班，教他们读书认字。

    看似所有的动作都一样，但具体执行的时候可全是因地因时因人而不同。

    ……

    他的救灾，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个零件都运转得很好。

    大周朝廷的救灾，是粗暴的、零散的、应急的。

    他们没有那么多专业人才，没有那么多物资储备，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们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征粮、卖官、以工代税、借力打力。

    这些办法，有的有效，有的无效，有的甚至有副作用（比如卖官导致官员素质下降）。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尽力了。

    两种模式的对比，不是能力的对比，而是基础的对比。

    杨子灿有东北、中南、海外做后盾，有七年的积累，有完整的救灾体系。

    大周朝廷有什么？

    只有一个被大周皇帝萧瑾掏空的国库，一个被天灾肆虐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官僚体系。

    杨子灿可以“徐徐图之”，大周朝廷只能“救急”、寅吃卯粮、肆意透支。

    这不是谁更高明的问题，是谁的底牌更多、更深、更厚、更具发展性、更具持续性的问题。

    底牌多的人，可以从容布局。

    底牌少的人，只能拼命挣扎。

    大周皇帝萧瑾和她的朝廷，在拼命挣扎。

    他们挣扎得很狼狈，很难看，很吃力。

    但他们没有放弃。

    这一点，值得尊重。

    五

    天授二年六月，政事堂最新一次统计非自然年救灾数据。

    各地上报的灾民总数：三百七十万。

    朝廷发放的粮食总数：二百一十五万石。

    杨子灿船队售粮总数：一百三十万石。

    各地自筹粮食总数：约八十万石。

    合计：四百二十五万石。

    平均每人分到粮食：约一石一斗五升。

    够吃吗？

    壮劳力一天吃两升，一石一斗五升能吃五十七天。

    加上野菜、树皮、蝗虫……勉强撑过春荒。

    似乎，这一周年要挺过去了。

    因为，夏天来了，收获的季节也不远了。

    真的会是这样吗？

    陈婉仪看着这份数据，久久不语。

    她知道，这已经是朝廷能做到的极限了。

    如果没有杨子灿的粮食，如果没有卖官鬻爵的“奇招”，如果没有各地官员的自救……

    “崔尚书。”

    “在。”

    “明年……明年能撑过去吗？”

    崔善为沉默良久：

    “如果明年天气正常，能。如果还是今年这样……”

    他没说完，但陈婉仪懂了。

    如果还是今年这样，那就只能靠杨子灿了。

    这个朝廷，还能撑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