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户籍制度：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制度融合与冲突

    引言：多政权并立下的户籍多元格局

    公元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相继崛起辽、金、西夏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不同于中原王朝单一农耕文明下的户籍体系，这三个政权均面临统治区内游牧与农耕经济并存、多民族杂居的复杂局面。为解决"以少治多以游牧制农耕"的治理难题，它们在吸收中原户籍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民族传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户籍管理模式：辽朝"南北面官"分治农牧户籍，金朝"猛安谋克"军事编制统合族群，西夏则将党项部落制与唐宋户籍体系创造性融合。三种制度既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户籍功能的独特理解，也反映了农牧文明交融过程中户籍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户籍史上罕见的多元并立格局。

    一、辽朝"南北面官"体制下的二元户籍管理

    （一）制度背景：疆域扩张与族群分化

    辽朝（916-1125）由契丹族建立，随着耶律阿保机征服渤海国、南下中原，其疆域逐渐形成"长城以南农耕、长城以北游牧"的经济地理格局。统治区内除契丹族外，还包括汉族、渤海族、奚族等多民族群体，《辽史·地理志》载其"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显着。辽太宗耶律德光为解决"胡汉杂处"的治理难题，确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原则，创设"南北面官"体制，其户籍管理亦随之形成二元分治格局。

    （二）北面官系统的游牧户籍管理

    1 斡鲁朵与宫卫骑军户籍

    契丹族传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固定地域户籍难以推行。辽朝皇室设立"斡鲁朵"（宫帐）制度，将皇帝直属的游牧民按"宫卫骑军"编制登记户籍，《辽史·营卫志》载："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每个斡鲁朵拥有独立的户籍簿，记录所属牧民的人口、牲畜数量，平时承担皇家畜牧劳役，战时则成为扈从军队，形成"兵民合一"的游牧户籍体系。

    2 部族制与石烈户籍单位

    辽朝对草原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将契丹及其他游牧部族分为"北院"与"南院"，下设"石烈"（相当于氏族）为基层户籍单位。《辽史·百官志》记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每个石烈设"石烈夷离堇"负责户籍登记，登记内容包括部民姓名、年龄、牲畜数量及牧场区域，户籍每三年更新一次，由北枢密院统一管理。这种户籍制度既保留了契丹"聚族而牧"的传统，又通过部族编制强化了国家对游牧人口的控制。

    （三）南面官系统的农耕户籍管理

    1 州县制与汉民版籍

    辽朝在燕云十六州等农耕地区沿用唐朝州县制度，设立南面官系统管理汉民户籍。据《辽史·食货志》载，其户籍登记"沿唐之制，分户账、丁籍"，仿照唐朝"手实-记账-户籍"的流程，由州县户曹负责编造"版籍"，登记人户姓名、田宅、资产及丁口数量。值得注意的是，辽朝将汉民户籍分为"正户"与"客户"，"正户"指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客户"为佃农，与宋朝户籍分类类似，但增加了"宫分户头下户"等特殊户籍。

    2 头下军州与投下户制度

    辽朝贵族通过战争掳掠汉民，在草原设立"头下军州"（私属领地），其户籍管理自成体系。《辽史·地理志》载："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头下户（被俘汉民）户籍不属州县，而隶属于头下主，需同时向头下主与辽朝廷缴纳赋税，形成"一丁二役"的特殊负担。这种户籍制度既体现了契丹奴隶制残余，也反映了游牧政权对农耕人口的特殊控制方式。

    （四）二元户籍的冲突与调适

    辽朝南北户籍体系的并行引发诸多矛盾：游牧民因迁徙频繁导致户籍登记失真，《辽史·萧韩家奴传》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广骑介夫，卯命辰集"，难以按固定户籍征调；汉民则因头下户制度承受双重剥削，常逃亡至宋朝境内。为此，辽圣宗时期推行改革，对游牧部族实行"定牧"政策，限制迁徙范围以稳定户籍；对汉民头下户则规定"唯酒税赋纳上京，余属头下"，缓解赋税矛盾。这种调适使辽朝户籍制度在二元体系下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统治。

    二、金朝"猛安谋克"体制下的军事户籍整合

    （一）制度渊源：从部落联盟到军事编制

    金朝（1115-1234）由女真族建立，其户籍制度核心"猛安谋克"源自女真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猛安"意为"千夫长"，"谋克"意为"百夫长"，最初是女真族在围猎和战争中形成的临时组织，《金史·兵志》载："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完颜阿骨打建国后，将这一军事组织制度化，规定"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使其成为兼具军事、行政、生产功能的户籍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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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猛安谋克户籍的扩张与演变

    1 灭辽时期的户籍整合

    金朝灭辽后，将契丹、渤海等族人口编入猛安谋克户籍，《金史·完颜希尹传》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此时猛安谋克户籍仍以女真族为核心，保持"兵农合一"传统，户籍登记内容包括丁口、耕地、牲畜及兵器装备，战时"男子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为兵"，平时则"分土耕种，秋成纳粟"。

    2 南下中原后的户籍调整

    金朝占领华北后，面对广大汉民区域，实行"胡汉分治"：对女真、契丹等族维持猛安谋克户籍，对汉民则沿用宋朝州县户籍。但随着猛安谋克户大量南迁中原（"屯田军"），两种户籍体系发生剧烈碰撞。金熙宗时期推行"计口授田"，将汉民耕地分配给猛安谋克户，《金史·食货志》载："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其置处官吏随民族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这种做法导致汉民土地被圈占，户籍田亩数据失真，引发多次民变。

    （三）猛安谋克与州县户籍的并行体系

    1 户籍身份的等级差异

    金朝户籍按民族分为"女真户契丹户汉户"等，其中猛安谋克户享有特殊地位：可免除部分徭役，犯罪时依女真律处置，且拥有世袭军职的权利。而汉民州县户籍则需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差役，《金史·食货志》记载："近河州县，委长贰提举沿河地利，募人开种，或民户愿分佃者，验地给之，各从其便。"这种户籍歧视引发汉民强烈不满，金世宗时期不得不规定"猛安谋克户与汉户，今皆当一体差科"，试图平衡户籍负担。

    2 基层管理的双轨制

    在地方基层，金朝形成猛安谋克与州县两套管理体系：女真聚居区设猛安、谋克为基层行政长官，负责户籍、军事、司法事务；汉民聚居区则设县令、主簿，按唐宋制度管理户籍。这种双轨制在金中期以后逐渐瓦解，一方面猛安谋克户因汉化加深，"尽忘旧风"，不再从事农耕和军事训练，户籍名存实亡；另一方面汉民州县户籍因土地兼并和战乱，出现大量"逃户"，《金史·陈规传》记载："今民之赋役，三倍于旧，飞挽转输，日不暇给，驱民入山，落为盗贼。"

    （四）猛安谋克户籍的衰落与影响

    金朝后期，猛安谋克户籍制度因三大矛盾走向崩溃：一是女真贵族土地兼并导致"计口授田"无法维持，《金史·食货志》载："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二是汉化进程中猛安谋克户军事职能弱化，"昔之习射，今则学史"，丧失战斗力；三是汉民与女真户的户籍矛盾激化，红袄军起义即打出"驱逐胡虏"旗号，冲击猛安谋克户籍体系。尽管金宣宗曾试图改革，"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但终因积重难返而失败。猛安谋克户籍制度虽存续百余年，但其将军事编制与户籍管理强行结合的做法，为后世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深刻教训。

    三、西夏"蕃汉杂糅"体制下的户籍融合

    （一）制度基础：党项部落制与唐宋户籍的结合

    西夏（1038-1227）由党项族建立，其统治区域包括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等农牧交错地带，境内有党项、汉、回鹘、吐蕃等多民族。党项族原属羌族分支，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游牧生活，《宋史·夏国传》载其"俗尚武，无法令，各为生业，不相统属"。西夏开国君主元昊在吸收唐宋制度的同时，保留了党项部落传统，形成"蕃汉分治"的政治体制，其户籍制度亦呈现"部落制为体，中原制为用"的鲜明特色。

    （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户籍规定

    西夏崇宗时期颁布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是现存最早的西夏法律文献，其中对户籍管理有详细规定：

    1 户籍编制与基层组织

    西夏将全国人口按"家"为单位编制户籍，每十家为一"甲"，设"甲头"；每五十家为一"群"，设"群牧"；每百家为一"溜"，设"溜首领"。这种编制既保留了党项"族帐"组织的痕迹，又借鉴了宋朝"保甲制"。《天盛律令·地边巡检门》规定："诸人户籍簿登录时，当明其所属，写明年岁、姓名、职业，不许隐漏。"

    2 土地与户籍的绑定

    西夏实行"计口授田"，按户籍丁口分配土地，《天盛律令·农田水利门》规定："每丁授田十亩，牛一头授田五亩，每家最多授田三十亩。"户籍簿与土地册（"青苗簿"）相互对照，登记内容包括人户姓名、丁口、土地位置及数量，每三年重新核查一次。这种制度与唐朝"均田制"类似，但允许土地有限度买卖，《天盛律令·卖地门》规定："卖地者需经官府批准，在户籍簿上更改主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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