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

    那童贯跪在宫门凶位，与那宋正平恶讨一个公道来。

    但这公道却是一个不好讨，并不是因为这公道难讨。

    自古以来，这最难说的就是这公道二字。能说清楚就不错了，更不要说去讨来。

    为什么说难？

    首先，你的能说清楚什么是公道？

    倒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公道的糊涂官司。

    若说公道自在人心？但是，每个人心中所谓的公道又是什么呢？

    估计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公道。

    无他，利益使然。

    一件事情一旦与利益纠缠，那就和公道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那么公道是属于道德范畴之内的事吗？

    这个麽。也没办法说。因为道德这玩意没有什么标准的规则，一切在乎于人对这件事物的判断。

    所以，道德、公理，在人文科学领域是属于精神的构成部分。

    穷困潦倒的人觉得富有者不道德，觉得均贫富才是公理，才是公道。

    那么反过来再看，把地主富户都杀了，田地财富都给分了，劳苦大众就都能富有了吗？

    显然，这是一个可笑的，而且是很可悲的答案。

    因为没有了利益的驱使，大家同工同酬，自是出工不出力的多些。人性尚私麽，都想多吃多占，得不到就摆烂。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不过，长此以往社会发展会停滞不前，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

    所以，才会有另外一个伟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但是，用追逐利益就是完全正确的吗？也不能说全对，任何事无论好坏，都不能说绝对和完全。只有一个度的问题。

    过分追逐利益，是能让自己富有。但，绝对会让人只屈从于利益，而不断降低自己的底限，一直到没有任何的底限。

    这点很明显，现在的道德危机、信任危机、欲望放大皆源于此。

    如果所有的成功都是以金钱为唯一衡量标准的话，那将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的崩溃，那会在谈什么公道，绝对是一个很扯淡的事？

    就这朝中非份之达的吕维而言。初始之心也不能说出一个坏字。毕竟“清君侧，正君威，而达君正国强”总好过朝堂争权夺利，群臣胶着一团，什么事都干不了。

    倒是路途走的远了，便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罢了。

    人，是很容易迷失的，也是最容易被自己的欲望左右的。

    比如这官家，因为惧怕再有那“烛影斧声”之事，而倾权与吕维一样。

    只不过是使出一招“借钟打鬼”，借助吕维去瓦解宗族集团和党争的威胁，巩固皇权。

    所谓的公道，却只是一个他们相互保命的筹码。

    息事宁人吧！在个人安危面前，公道也只能遵从于自己所在处境的判断而已。

    宋正平一家冤不冤？皇帝自然是最清楚的。

    然，清楚归清楚，但是也得装糊涂。只能硬撑了说一句“不可变”。

    正如那康王面南之后，便下了严旨：“蔡京、岳飞，不可赦”一样。

    有人说，岳飞不是昭雪了么？

    我也曾翻遍了宋人文录、野史。南宋共存在百五有二，经九帝。倒是无一人为岳飞昭雪。

    有人说了，岳飞已经平反了的。要不然秦桧、万俟卨等人怎么会被铸铁像跪于武穆坟前？

    好吧，姑且不说这武穆、鄂王的封号。

    就这岳武穆碑前跪着的那几位来说。

    秦桧等人在岳飞墓前跪像，最早出现于明正德八年。是当时的杭州府都指挥使李隆用青铜铸造。

    彼时此事在明而不在宋，中间还夹了一个大元。也就说明，起码不是南宋皇帝让他们这样干的，宋朝的皇帝也管不了明朝的官。

    而且，造那跪像上亦无“敕造”二字，说明也不是当时明世宗朱厚照下令造的。

    再看《宋史》。可查，上面写的明明白白，岳飞罪有三：“临军征讨，逾期三日，指斥乘舆，清理相切”。

    而真正钉死岳飞的是，岳家军十二营主将中，有九名主将揭发举报岳飞“致张宪意待谋反”。

    然，《宋史》有载者，只有“赦其罪”而无“平反昭雪”字迹在内。

    如果，真的是昭雪，你总得下旨。令御史台连同大理寺，重申案件，做出个甄别、复查吧？完事了，总的拉出个替罪羊来吧？

    首当其冲的，最应该查办的，就是那始作俑者秦桧。这货绝对是个难辞其咎。

    不过，这厮却能一直维持申王爵位和“忠献”的谥号。既然是昭雪，那是要找出元凶，或者是始作俑者，拉出来正法的。

    高宗只是下诏“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意思就是，岳飞的家眷，“自便”。不再“拘管”，跟现在的刑满释放差不多。

    宋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然，在朝廷文告中，岳飞之死，依旧是个“坐事以殁”，只字不敢提“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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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禧二年，宋宁宗“追夺秦桧王爵，命礼官改谥”,同意韩侂胄将秦桧谥号“忠献”改谥“谬丑”。不过数年，便有“复秦桧王爵、赠谥”。

    直到宝庆元年，朝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中，才敢出现岳飞“冤情”二字，并“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

    这就是岳飞、秦桧，这对冤家最后的结局。

    御史台、大理寺，到最后也没有任何案件的甄别与复查。

    也就是基本没有给一个明确说法。

    顶天了，就算是个施仁政而已，或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附属产品，跟平反没什么关系，更不要说昭雪什么的了。

    真若得平反，那岳飞的儿子岳霖也不会在绍熙三年十月，病危临死之时抓着岳珂的手叮嘱：“先公之忠未，冤未白……”之语。

    倒是元朝编撰《宋史》完全采信了岳柯的说法。将秦桧等人害死岳飞终成铁案。

    但是，谁都知道岳飞冤，而南宋用了一百五十年也没说个清楚。倒是元人编撰的《宋史》敢说。若岳霖泉下有知，也不知道是该瞑目。还是该叹息。

    而且，在当时只是岳家后人喊冤，朝廷之内也是谁也不敢接他那茬。

    话又说回来了，自古以来，让皇帝没事干抽自己脸玩的能有几个？

    但是，如果将岳飞之死所有的罪责都怪罪于一人或是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公允也过于偏颇。

    毕竟早在仁宗朝嘉佑元年的“狄青案”就有例在先。

    而且理由比那“莫须有”更扯。

    就是因为发大水，狄青搬到相国寺暂住，结果就有了“水者，阴也，兵者，阴也，武将者，亦阴也”。荒唐麽？不荒唐，仅一句“无他，朝廷疑尔”。

    注意，这里且还不是“帝疑尔”，只是“朝廷所疑”便定下了一个生死无问。

    历史，是有其固有的复杂的，任何事情的真相都不可寻。

    因为“真相”和“事实”且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两件事物。就像喝水和杯子的关系一样，你能拿杯子喝水，但是，把杯子当水喝，行为上就有点可笑了。

    话不多说，这个属于文史学术界的问题。还是让专家们去探讨吧。

    书回正传。

    就如现在的宋正平，官家准其“尸骨还乡，原官品级下葬”已然是一个有着莫大仁慈的大赦了。

    毕竟，做在死人身上的事，是给活人看的。

    如是，私下封赏了童贯，准其留宫伴驾，以示安慰。

    于是乎，便又是一个息事宁人，且让自家能再度躲入那奉华宫，看那黑虎过白砂，空林残雪，入道“天青一色万般，青苔一饼朴禅”的禅意之中。唤来宫中画师，言说那祥鹤白翅黑羽于宫阙去者。

    童贯则得了一个“留宫伴驾”的荣宠。

    伴驾？

    说得好，官家身边一大帮子人伺候，“伴驾”倒是用不到他插一脚去。

    这声“伴驾”其中意味倒也有一个不言而喻——不可私动也。

    这 “不可私动”意思，就是告知了那些想要拿此事作妖的人，别打童贯的主意。同时，也绑了那童贯的手脚。

    那童贯心中也是个郁闷，自请去了永巷大牢，找那李岩去玩耍去者。

    官家厌烦了他的哭丧。。

    心道：便是去了那大牢也是一个无人惹他，你爱去哪去哪，反正不出宫就行。

    说那吕维听的消息，说那童贯入宫，也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心道，这姑苏疫情未除，此时这童贯悄悄回京面圣，倒是怪哉。这事出无常必有妖也！

    终是自家行的诸多不义之事，且不知那自家的老管家吕尚现在何处，心下亦是一个惴惴，终是夜不能寐。

    且是将那与吕尚的书信一一看了一遍，纵有千般不舍，也是毅然将之投与火炉之中。

    倒是最后两封书信且是一个紧要，便又捏在手里看了又看。

    说这吕维且是重情，念了故旧不舍烧了它麽？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那吕尚的一个生死未卜。别说是生死未卜，即便是个死人，也会被拿出来做出个文章来！

    今日腊八。家中却是一个冷清，原先过年，且是一个门前过万，然，这童贯入内的消息传出，便也不见个来往。

    终是些攀炎附势之人，如今这童贯悄然回朝面圣且是福祸难辨，终是怨不得别人也。

    但是，这府中家人也是不如以前亲近。

    却说是子女双全之人倒是不见他们踪影。

    烧罢书信，抬头环顾那偌大个中堂，饶是空空如也，那烧罢书信的烟雾倒是个萦绕不去。

    纸灰乘了那炉中的火力，冉冉飘转，高者挂了房顶，低者又落于厅堂青砖之上，留恋缠绕，倒是如这人生常态。

    吕维起身，推开中堂大门，便见那铅云于天，园中一片萧条，倒是不见家丁身影。

    冷风拂面，但觉身上一冷，却也不想再回那房中。只得长叹一声，拢了袖口望那皇宫大内方向，倒是料不定几分福祸，且在旦夕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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