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说到。
宋粲拾了那济尘禅师那“八风不动禅房”的牙慧，一番操作竟让那一片死色的丰化堂幻化成一副丹青难写之意境。
却因那官家如乞如讨的一句：
“莫负了这清净。”之言，却让那宋粲跪在地上，端是一个大气不敢出，缩成了一个鹌鹑。
却在此时，便觉一人拉了他的衣襟。抬眼看，却见那老黄门使了眼色与他。
随即便将那宋粲悄无声息的拉到奉华宫外。
宋粲此时才见宫门外黄门林立，那老黄门拉了宋粲直到宫墙外才止住脚步，躬身望宋粲一礼道：
“咱家且谢过将军。才敢请将军恕咱家唐突犯上之罪。”
此话一出，却让那宋粲着实的一愣。虽是不晓得这黄门口中这“谢”字何意，那“唐突犯上之罪”却为那端。
倒是不敢耽搁，慌忙退身回礼，问道：
“门公此话怎讲？”
那老黄门又拜一下，便叫了那王驾轿撵过来，推了那宋粲上去，口中道：
“将军只记得咱家欠您一个人情便是了。”
说罢，便是催了轿夫，一路小跑的将那宋粲送出宫去。
那老黄门，却望了轿辇消失于宫墙相夹，长长的永享之中，便是一口长气吐了出来。
倒是身后的内侍不长眼，且叫了一声门公，举了手中成摞的札子，望了他示下。
刚的一个安心的老门公哪有那般的耐性，且是嗔斥了一句：
“拿这些个捞什子来作甚？”说罢，便是甩手遮了口鼻，厌恶道：
“还不送与皇后宫中去！”
这老黄门见了这札子为何这般的厌恶，且不让皇帝看了去？其中且有些缘故，倒也是不看也罢。
今日晨朝在那垂拱殿上两班朝臣又是吵的不可开交。此事却是个平常，然此番却是为这科举选官之事。
“科举选官”源于隋，兴于唐，自北宋得以完善，逐渐成为构建上层建筑的基石所系。
然，说这科举之法于宋，又不得不说这被历代所诟病的“安石之乱”。
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所言，科举“教、养、取、任皆不得其法”，应立刻以与改革。
这是为何？
倒也不为何，却与那士绅阶层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什么不可调和？
北宋之士绅脱胎于前唐之门阀士族。自黄巢一番“天街踏尽公卿骨，辕门遍挂权贵头”的骚操作，便是彻底完结了门阀士族所谓的血脉门第。自此，这门阀士族便再无缘现于朝堂。
到这北宋，这门阀士族，逐渐演变了士绅。
科举为民间选士。于是乎，这帮脱胎于门阀士族的士绅阶层亦是适应了时代的变迁，而改弦更张了去。
贫民无钱，自然是无法读书。于是乎，便是全国各地都有了这“私塾”、“书院”，资助了平民百姓读书。
但是，从“私塾”到“书院”，都不是国家资助的，出资者皆是那豪民巨贾的士绅。
然，国家选士皆从此出，无一例外也。说白了，这种资助行为就是一种政治投资，来维护士绅阶层的利益。
这种政治投资是危险的，因为他教的东西基本是不受国家的控制的，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做官，也不会把国家利益太当回事。
于是乎，王安石就提出国家出资进行基础教育。
就这第一条便是断了豪民所养的读书人从政来保护他们利益的路子。
而北宋所处机遇，按现在话讲就是处于一个农耕文明的“劳役国家”向一个商业、手工业，乃至工业化为主的“财政国家”转型的过程。
也就是近现代才提出的工业国家的萌芽。
那位说了，北宋连工厂都没有，怎的就工业化了？还萌芽？
诚然，“工厂”这个词，在《宋史》中不会有记载。
因为工厂、工业、工人都属于外来词汇。清晚期引进于日本。《宋史》中自然不会有。
但是北宋的“作院”和“作坊”倒是有大量的记载。
“作院”的性质倒是和现代的国家出资的工厂类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作坊”类似于民营工场。
所谓工业化，并不能狭隘地仅仅理解为工业发展。而是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工业化就得看这个国家的“煤铁产量”。
北宋的煤铁产量具体资料我没有办法去找到。不过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所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论集》中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三到四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有证据证明北宋有七到十五万吨的钢铁产量。
而到十八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钢铁总产量才有十四到十八万吨。
然，北宋的商业、手工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已远远超越农耕经济。
而手中有的铸币权，却是让周边辽，夏等国经济几近崩溃。
虽是那拿钱买和平的“澶渊之盟，庆历增币”被人诟病，却因货贸商业及铸币权等手段对周边进行经济型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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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为何这北宋连年征战连年赔钱，却越打越富的主要原因。
这话不抬杠，且看汉、唐虽强，几场战争下来，也是将国家经济打的盆碗皆碎，终究是伤了国本。
可这北宋异然，明明却是赔钱，每每岁币过后，便是大尺度的钱币改革。
铜钱变成交子，交子变钱引逐渐将那铜铁之物变成纸条。而且，这纸条值不值钱且不是你说了算。
然，“安石之心”却不仅于此，这些个王安石们，且是要得一个“富国强兵”。
因为，打了胜仗再进行经济掠夺倒是能得到的更多。最起码，也好过人没事干就跑过来抢你一回。
遂，于仁宗年间便提出“兴科举”。
应试不分文武。便是文官也加试“骑射”之法，此乃以复周礼六艺。
复“御”、“射”二艺便是强军。
说白了，文官也得考骑马打仗。
此乃兴军力打通河西走廊，收复“陇西都护府”之地，恢复宋初军武立国，再现汉唐视野。此乃“强军富国”之道。
而宋人武人地位低下，“抑武贬武”之风已经百年矣，文人断是不愿意再习此之“贱”艺。
其旨所言“教”不得法，为应试为教也。书院生源所学，皆为“场屋之学，官场之道”，非为官，亦非理财之道也。
读书者，只习孔孟之道，诗词歌赋，断不可再用也。
那位说了，谬论！说这“场屋之学，官场之道”不能用来倒也罢了。这孔孟之道怎的到你嘴里，也是做不了官了麽？！
却实没办法做官，因为孔孟之道且是教人一个“君子固穷，不堪言利”。
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朝廷，或是一个政府，都是需要大量的财政来支撑的。然，这“孔孟之道”却要人“钱财视若粪土”，要的是“不与民争利”的心性。
有此心性虽是好的。但是，何为民？穷的买儿买女的也是民，那豪民富绅亦是民。
商人图利，豪民守财，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能分的更多的资源，却是一个壑欲难平。倒是不肯与那平民一分。
因此，倒是引起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于是乎，富有者纸醉金迷，劳苦者易子而食。
更严重的还不仅仅多吃一些，多喝一些，多一点社会资源。而是，得了钱财，亦是不愿与朝廷一文钱去。问穷的叮当响的，吃了这顿没下顿的人去收税，倒是收不上来几文。而且逼急了也会民变。还得花钱用兵平叛。饶是一个得不偿失。豪民又不愿给钱，通过自家的社会资源免去自身税赋。
两项相加，倒是苦了朝廷，又要养兵，养民，还养了一大帮不干事的冗官。海量的大钱泼水般的去，这下面的税又收不上来。这国家要是能有钱？说出来跟闹着玩一样。
更甚之，根据他们所谓的商业规律，出卖国家的利益来换取自身的富甲一方这事，那干起来，且是没有一点心理负担的。
这事不只宋有，直到现在那帮人也是这副德行。看看李嘉诚、潘石屹之流吧，近期最好的例子。
这养不得法所指，便是各地“寒士”均出书院，实为乡绅豪民所供养，而所谓“寒士”也是有个“士”字在后面，他们可不是平民百姓。
然，朝廷的政策为“牢笼治士”考中即授，而成冗官之势。
那“寒门”若得权柄必先报士绅豪民之恩，而不思报国。
而取不得法，则是“以书取人而不量其才”。说是“以书取人”倒是客气的了。
过去的取官途径主要是科举、门荫补官、从军补授、吏人转为正式官员、交给国家一定数目粮食也可以授予官职。
你且去想，这帮人当官之后会是一个什么场景。买卖，自然是个有买有卖。花钱当官，做官敛财之事亦是个理所应当。而且，会造成一个更大的问题——冗官。
《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巩统计国家财政支出，宋真宗景德年间官员总计万余人，宋仁宗皇佑年间官员总计两万多人，宋英宗治平年间官员总计两万四千员。
北宋境内当时才二百三十多个县，这样的官员数量着实有些过分。
但是到后来更过分，饶是一个愈演愈烈。
元丰八年，元丰改制官员数量下降到了两万余人。
宋哲宗元佑三年官员总计三万四千多。
徽宗政和元年多达四万三千余众。
北宋有不少大臣都提出过冗官问题。
如包拯曾给皇帝写过《论冗官》,司马光写过《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上殿劄子》，宋真宗咸平年间杨亿曾提出建议，应该给三省六部实权。宋仁宗时期吴育提出恢复尚书省权力。但都没能实现。
范仲淹于庆历新政着手解决冗官问，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也不例外。治理冗官饶是一个不易。
这官多了不好麽？不好，而且百分之八十的都是虚衔。不做事但正俸照领。另外还要给他们添支、职钱、衣赐、茶酒厨料、饲刍、薪炭、随扈等等的费用补贴。在治平二年，国库欠债一千六百多万贯，这还是只金属货币算来。如此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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