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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98章 结党营私吸血游戏
    结党营私:权力网络的“吸血游戏”——从东汉宦官到清末派系的崩溃密码

    一、本质解构:结党营私的“三重基因”

    结党营私绝非简单的“拉帮结派”,而是以权力垄断为核心、利益输送为纽带、暴力护盘为保障的系统性掠夺。它像寄生藤,先缠绕权力主干,再吸干体系养分,最终让整个王朝从内部腐烂。其运作遵循三个铁律:

    - 权力闭环:通过“认干亲”“联姻”“门生故吏”构建排他性网络,将核心权力(人事、财政、司法)攥在手中;

    - 利益共生:以“分赃制”绑定成员,用公共资源(官位、税利、专营权)兑换私人财富,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 暴力护盘:对异己者用“诬陷”“酷刑”“株连”清洗,对反抗者用“酷吏”“特务机构”镇压,确保掠夺可持续。

    二、东汉宦官集团:“五侯”专政与帝国的溃烂

    桓帝、灵帝时期,以单超、徐璜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开创了“结党营私摧毁王朝”的经典范式。

    1 权力网络的搭建:从“宫廷近侍”到“权倾朝野”

    宦官本是“给事殿中,传发书奏”的宫廷仆役,却借“诛梁冀”(外戚)之功窃取权柄。单超、徐璜等五人同日封侯(史称“五侯”),通过三步控制帝国:

    - 攥紧禁军:掌控“羽林郎”“虎贲军”,直接控制皇宫警卫,“天子动静,悉在其掌握”(《后汉书·宦者列传》)。灵帝时,宦官蹇硕任“上军校尉”,连大将军何进都要受其节制,可见军权垄断之深;

    - 垄断人事:通过“常侍曹”(管官员任免)安插亲信,规定“州郡太守、县令长,非宦官姻亲不得上任”。王甫(宦官)养子王吉任沛相时,“凡杀人皆磔尸车上,宣示属县”(《后汉书·酷吏列传》),靠恐怖统治巩固权力;地方官上任前需“贽见钱”(见面礼),向宦官缴纳“千万钱”才能赴任,否则“即刻罢官”。

    - 勾结外戚:与皇后家族联姻(如宦官曹腾娶外戚梁氏之女),形成“宦官-外戚”利益联盟,共同对抗士大夫集团。桓帝皇后邓氏的兄长邓康,与宦官曹节勾结,“共掌选官,鬻爵卖官”,将朝廷变成“交易市场”。

    2 暴富神话的制造:从“卖官鬻爵”到“劫掠民财”

    宦官集团的财富积累,堪称“权力变现”的教科书:

    - 官位明码标价:“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段颎买太尉花1000万钱,崔烈买司徒花500万钱,甚至“三公”之位可“分期付款”,上任后加倍搜刮偿还。灵帝在西园设“卖官所”,宦官赵忠、张让主持,“关内侯”售价500万钱,“光禄勋”(九卿之一)售价2000万钱,连地方小官“县令”也要“千万钱”起步;

    - 垄断专营权:将盐、铁、铸币权分给亲信,宦官张让的管家赵忠“掌西园卖官所”,私下倒卖“关内侯”爵位,一年获利数亿钱;宦官侯览在山阳郡“占民田百顷,奴役佃户数千”,通过“私铸钱币”(劣质铜钱)套取百姓财富,导致“物价飞涨,米石万钱”。

    - 直接劫掠:徐璜在徐州“发冢掘墓,掠取金宝”,单超在河南“强占民田百顷,奴役佃户数千”。据《后汉书·宦者列传》,五侯家族“膏田满野,奴婢千群”,财富总和超过国库三年收入。宦官侯览“前后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其豪宅“楼观相连,堂阁周通”,堪比皇宫。

    3 体系的崩溃:从“党锢之祸”到“黄巾起义”

    宦官集团的掠夺,从三个维度摧毁东汉:

    - 官僚体系瘫痪:士大夫批评宦官,反被诬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引发“党锢之祸”——李膺、杜密等数百人被处死,“天下忠义之士,扫地而尽”(《后汉书·党锢列传》),朝堂只剩“阿谀奉承之徒”。地方官“非宦官亲信不得任”,导致“贪腐成风,政令不通”,偏远郡县“三年无官到任”,百姓“冤情无告”。

    - 财政彻底破产:卖官收入不入国库,全归宦官私囊,导致“边军无饷,灾民无赈”。凉州羌乱时,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哗变者十占其七;桓帝末年,“国库空虚,连皇帝出巡的车马都要赊账”,朝廷只能“加征人头税”,百姓“生子辄杀之,不忍其苦”。

    - 民变席卷全国:公元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号召起义,数十万农民响应,“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传》)。东汉在镇压起义中耗尽国力,最终分裂为三国。曹操在《蒿里行》中哀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是这场崩溃的真实写照。

    三、西晋门阀士族:“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分赃

    西晋“八王之乱”与东晋“门阀专政”,展现了“士族结党”如何从内部瓦解王朝。不同于宦官的“暴力掠夺”,士族以“文化垄断”包装结党,更具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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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权力网络的搭建:从“九品中正制”到“家族世袭”

    西晋创立“九品中正制”,本为选拔人才,却被士族垄断,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权力闭环:

    - 中正官垄断:各州“中正官”全由士族担任,评定人才时“唯看门第,不问才德”。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大族,世代担任“中正官”,将“九品官阶”变成“家族私产”,王导(东晋丞相)的侄子王珣,18岁就被评为“上品”,直接任“着作郎”(中央官员)。

    - 婚姻壁垒:士族“不与庶族通婚”,通过联姻巩固权力。王氏与谢氏“世代通婚”,王导的孙女嫁谢安之子,谢玄的女儿嫁王献之,形成“王谢联盟”;郗氏与桓氏联姻,郗鉴(太尉)的女儿嫁桓温(大司马),两族共掌军权,“内外相援,势倾朝野”。

    - 军权分割:地方军权由“士族都督”掌控,如王敦(王导堂兄)任“荆州都督”,陶侃(士族)任“广州都督”,他们“拥兵自重,不听中央”,晋元帝想收回军权,反被王敦“兵临建康”(南京),屈辱求和。

    2 暴富神话的制造:从“占田制”到“庄园经济”

    士族通过“制度设计”合法掠夺,财富规模远超东汉宦官:

    - 占田制漏洞:西晋“占田令”规定“一品官占田50顷,九品官占田10顷”,但士族通过“荫客制”(免税依附人口)扩大土地。王戎(竹林七贤之一,司徒)“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仅“洛阳附近就占田300顷”,依附的佃户“数千家”,每年收租“百万斛”(相当于全国粮税的5)。

    - 垄断商业:士族掌控“丝绸之路”贸易,王导的弟弟王廙任“西域校尉”,垄断丝绸、香料交易,“每批货物获利十倍”;谢安家族在会稽(绍兴)“设邸店(仓库兼商铺)数十处”,垄断盐、铁零售,“郡内百姓买盐,必经谢氏邸店”,价格比市价高50。

    - 隐匿人口:士族“荫客”(依附人口)免税,王敦在荆州“荫客过万”,这些人“不向国家缴税,只向主人纳租”,导致“朝廷税源枯竭,士族财富暴增”。据《晋书·食货志》,东晋初年“全国户口三百万,而士族荫客占一百万”,朝廷只能“加重庶族税负”,激化矛盾。

    3 体系的崩溃: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

    士族结党导致“权力碎片化”,让西晋-东晋沦为“脆弱联盟”:

    - 皇族内斗:司马氏皇族也是士族,八王(汝南王、楚王等)为争权自相残杀,“兵连祸结十六年”,洛阳、长安“化为焦土”,人口从3000万减至1200万,“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晋书·食货志》)。

    - 边防瓦解:士族忙于内斗,边疆“胡人”(匈奴、鲜卑等)趁机南下。公元311年,匈奴人刘聪攻破洛阳,“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永嘉之乱),晋怀帝被俘;316年,长安陷落,西晋灭亡,士族“衣冠南渡”,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黑暗时代。

    - 东晋短命:南迁士族继续“结党争权”,王敦、桓温先后“叛乱”,桓玄甚至“称帝建楚”,最终被刘裕(庶族)推翻。士族的“排他性”让东晋失去庶族支持,“百姓视士族为寇仇”,当刘裕起兵时,“江南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之”。

    四、唐朝牛李党争:士大夫集团的“内耗绞杀”

    唐中后期,牛僧孺(牛党)与李德裕(李党)的40年党争,证明“清流结党”比“宦官专权”更隐蔽,也更致命。

    1 权力网络的搭建:从“科举门派”到“政策绑架”

    两派以“出身”划界:牛党多为科举出身(庶族),李党多为门荫入仕(士族),通过“门生故吏”构建网络:

    - 科举结党:牛僧孺任主考官时,录取“同年”(同科进士)30人,后多任刺史、侍郎,形成“牛党嫡系”;李宗闵(牛党骨干)主持会试,将其女婿苏巢列为“状元”,引发朝野哗然,却因“牛党势力大”不了了之。

    - 政策划线:牛党主张“姑息藩镇”(维护地方利益),李党坚持“强硬削藩”(维护中央权威),将治国策略异化为“党争工具”。李德裕任剑南节度使时,为打压牛党,故意放弃对南诏的防御,导致“成都外郭焚毁,士民死者数万”(《资治通鉴·唐纪》);牛僧孺任宰相时,将李党主张的“榷盐法”(盐铁专卖改革)全盘废除,理由仅为“李德裕所倡,必为谬政”。

    - 宦官站队:两派争相攀附宦官,牛党依附中尉王守澄,李党勾结枢密使杨钦义,形成“外朝党争+内廷阉斗”的双重内耗。唐文宗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旧唐书·文宗纪》)

    2 暴富神话的制造:从“漕运走私”到“土地兼并”

    两党虽以“清流”自居,实则通过“政策倾斜”掠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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