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9 章：临行诏谕（至元四十六年春萧虎赐李衡便宜行事权并许遇反抗召虎卫驰援）（至元四十六年春三月廿五?中都白虎殿 / 李衡中都暂居驿馆 / 虎卫主营地那拉珠尔帐 / 中都南门驿站）
李衡赴草原统筹的准备已近尾声，但萧虎与耶律楚材复盘 “草原潜在风险” 时发现 —— 诸王对量天尺推广的抵触未消（阿里不哥暗中集结骑士，合丹拖延超限马交收）、部落纠纷处置需即时决断（弘吉剌部与兀良哈部因 “传统草场边界” 互生嫌隙）、汉官与草原吏员协同偶有滞后（遇突发反抗难快速调援）。此时若仍按 “事事奏请中都” 的流程，恐错失处置良机，萧虎遂决定 “赐李衡便宜行事权”，许其 “临机处置实务、遇反抗召虎卫”，为草原统筹装上 “应急阀门”。
刘七（白虎堂统领）递上最新《诸王动态密报》：阿里不哥部 “近三日增派骑士巡逻草场边界，帐篷数量比上月多二十顶”，细作推测 “或在囤积粮草、集结人手”；合丹部虽承诺交马，却 “以‘马群染病’为由，拖延交马日期”；也速蒙哥部更 “派使者赴各中立部落，游说‘若元廷强量，共拒之’”。刘七道：“诸王在等李大人赴草原后‘抓错处’，若李大人无临机处置权，遇反抗只能奏请，恐给诸王可乘之机。” 萧虎指尖轻叩案几，沉声道：“不能让李衡绑着手脚去草原。”
李衡从弘吉剌部传回的《实务预判册》中提及：“草原部落多‘认传统、轻文书’，春季草场返青时，易因‘谁先放牧’起纠纷，若需等中都批复，纠纷恐演变为冲突。” 他举例：“去年弘吉剌部与兀良哈部因‘西坡草场’争执，等中都批复用了五日，期间双方已伤三人、死五匹马。” 耶律楚材补充：“草原治理，‘快’是关键 —— 纠纷早处置一日，便少一分激化风险；反抗早平息一刻，便多一分民心稳定。” 这番话，让萧虎更坚定 “赐便宜权” 的决心。
此前试点中，汉官周彬遇 “阿里不哥部骑士阻丈量”，需 “先报中都、再等虎卫调令”，前后用了三日，丈量进度停滞；克鲁伦河分营虎卫虽距事发地仅半日路程，却因 “无萧虎手令” 不敢擅自驰援。那拉珠尔在《虎卫协同建议》中写道：“虎卫驻草原分营共五处，若李大人能直接调援，响应时间可从三日缩至半日，既能快速控局，又能减少部民恐慌。” 萧虎翻看建议，在 “直接调援” 四字旁画红圈：“军随实务动，才能护实务。”
耶律楚材取来《元史?世祖本纪》副本，翻至 “至元二十五年，授哈剌哈孙为和林宣慰使，赐便宜行事权，遇边警可调附近万户府军” 条目，道：“前代治边疆，多授官员便宜权 —— 哈剌哈孙凭此权，曾一日内平息乃颜部余党叛乱；今日赐李衡此权，是循大元旧制，名正言顺，诸王也难非议。” 他还取来 “成吉思汗授木华黎‘承制行事’的典故”，“当年木华黎经略中原，大汗授其‘凡所奏请，皆听便宜’，才快速平定中原；今日治草原，亦当如此。”
萧虎最终定 “两步诏谕计划”：第一步 “定权限范围”（与耶律楚材、李衡、那拉珠尔商议，明确 “便宜行事” 含哪些事、召虎卫需哪些凭证）；第二步 “制诏谕文书”（用蒙汉双语书写，加盖元廷玉玺，配 “便宜行事令牌” 与 “虎卫调援符”）。他对下属道：“三日内完成筹备，三月廿八，在白虎殿正式诏谕李衡 —— 要让李衡带着权、带着后盾去草原，更要让诸王知道，李衡的背后，是元廷的全部力量。”
萧虎赐李衡的 “便宜行事权”，非 “无限之权”，而是基于元代 “边疆实务官授权规范” 的 “有限临机权”—— 既明确 “可做什么”（实务处置、纠纷调解、临时调援），也划定 “不可做什么”（不得更改量天尺标准、不得私增赋税、不得滥杀部民），既贴合草原实务需求，又符合元代 “集权下的分权” 治理逻辑。
耶律楚材为李衡详解 “便宜行事权” 的元代传统：“大元治边疆，官员权限分‘常权’与‘特权’—— 常权是‘按章办事’（如丈量、烙印），特权便是‘便宜行事’（如临机处置纠纷、调援）。” 他举例：“至元四十年，江南行省平章政事不忽木，因‘浙西水患’获便宜权，可‘先开仓放粮、后奏报中都’，救民数十万；今日李大人的便宜权，是‘实务处置 + 军事调援’，比不忽木的权限更全，因草原比江南更复杂。” 李衡躬身道：“臣懂，此权是为治草原，非为个人。”
萧虎与李衡商定 “实务便宜权” 三方面：一是 “草场纠纷处置”—— 遇部落因草场争执，李衡可 “先查传统边界（由草原吏员指认）、再按量天尺核算，当场定归属，事后补报中都”；二是 “补贴标准微调”—— 若部落因 “草场贫瘠” 交超限马后缺粮，可 “临时提高补贴一成，从附近驿站调粮，无需等中都批复”；三是 “汉官与草原吏员协同调整”—— 若某队协作效率低，可 “临时调换人员，优先保障丈量进度”。萧虎强调：“实务权，是为了‘不卡壳’，但核心标准（量天尺、印记）不能改 —— 改了，元廷的规矩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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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虎卫驰援” 的权限设 “三条件、两凭证”：三条件 ——“诸王骑士武力阻丈量”“部落冲突危及汉官或部民安全”“超限马群强行转移”；两凭证 ——“便宜行事令牌”（萧虎所赐，铜制，刻虎首，柄缠玄色丝带）、“调援文书”（需李衡签字、草原吏员作证，注明 “事发时间、地点、事由”）。那拉珠尔补充：“虎卫分营见令牌 + 文书，便会驰援，事后我再向父亲报备；若仅持令牌无文书，或仅文书无令牌，均不调援 —— 防权限滥用。” 李衡点头：“这般界定，既防掣肘，又防越权，周全。”
萧虎特意为李衡划定 “三不允”：不允 “更改量天尺功能标准”（一尺量三丈、一印记百匹不得调整）；不允 “私增部落赋税或马群限额”（需按中都定的 “每万匹马交粮百石” 执行）；不允 “滥杀部民或从犯”（仅首恶可按律处置，从犯需从轻，不得连坐）。他取来 “成吉思汗札撒” 副本，道：“当年大汗定‘不滥杀归顺者’，今日你赴草原，也要守此条 —— 权是用来护民的，不是用来立威的。” 李衡接过札撒，郑重道：“臣若越界，甘受军法。”
耶律楚材为李衡设计 “便宜权使用记录册”，要求 “每用一次便宜权，需记‘时间、事由、处置方式、参与人、事后补报情况’”，册页需 “李衡签字 + 草原吏员或虎卫将领作证”，每月底交中都核查。他道：“记录不是为了‘查账’，是为了‘明权责’—— 你用权有据，中都便好支持；后续他人赴草原，也可依此册学经验。” 李衡让助手王全准备 “双份记录册”（一份随身、一份留驿站备份），确保 “每一次用权都可追溯”。
萧虎命 “白虎堂、工部、军牧司” 协同筹备诏谕事宜 —— 文书需 “蒙汉双语、规范严谨”，信物需 “权威醒目、防仿易辨”，流程需 “庄重有序、显元廷威严”，每一步都 “细之又细”，确保 “诏谕既合制度，又显信任”，让李衡赴草原时 “持权有底气，用权有依据”。
文书由耶律楚材牵头起草，分 “前言、权限、责任、保障” 四部分：前言述 “赐权缘由”（为草原治理、护民安实务）；权限列 “实务处置、军事调援” 具体条款；责任明 “李衡需守权限、记记录”；保障写 “中都物资、虎卫协同” 承诺。文书用 “桑皮纸” 书写（耐磨损、防水），蒙汉双语对照，汉文用 “隶书”（庄重），蒙古文用 “回鹘式蒙古文”（元代官方字体）。耶律楚材还让弟子赵良弼 “逐字核对”，确保 “无歧义、无错字”，尤其是 “权限范围” 条款，反复修改五稿才定。
工部尚书王显亲自监造 “便宜行事令牌”—— 材质选 “草原黄铜”（含锡三成，坚硬耐磨），令牌呈 “虎首形”（长三寸、宽两寸，与量天尺虎首同源，显元廷统一权威），正面刻 “元廷便宜行事” 汉文与蒙古文，背面刻 “至元四十六年春” 及 “萧” 字（萧虎亲验标识）；柄长两寸，缠 “玄色丝带”（元代官员信物常用色），丝带末端缝 “小铜铃”（便于携带识别）。李泉还在令牌边缘刻 “暗纹”（细如发丝的虎纹，每月微调一处，防私仿），王显道：“此令牌，既显权威，又防造假，李大人持之，如萧将军亲临。”
军牧司打造 “虎卫调援符”，分 “符身” 与 “符底”：符身为铜制，刻 “虎卫驰援” 四字，中间有 “凹槽”（可与李衡的令牌嵌合，验证真伪）；符底为木制，刻 “五处分营标识”（呼伦贝尔、克鲁伦河、杭爱山、呼伦湖、贝尔湖），李衡调援时，需在符底 “填分营名称、调援人数”。那拉珠尔还在符身刻 “密码纹”（每月由白虎堂告知李衡与各分营，私仿者难知），道：“令牌 + 调援符，双证合一，才能调兵 —— 既防他人冒用，又防李大人误调。”
白虎殿按 “元代诏谕礼仪” 布置 —— 殿内铺 “红色地毯”（从殿门至龙案），龙案上摆 “诏谕文书、令牌、调援符”，旁置 “成吉思汗札撒” 与《大元通制》副本（显制度依据）；殿外立 “元廷大旗”（红底白虎），两侧列 “虎卫仪仗”（六十名虎卫士兵，持戟而立，肃立无声）；殿门处设 “礼官”，负责 “引李衡入殿、宣诏谕流程”。萧虎还特意嘱咐：“布置要威严，但别冷硬 —— 要让李衡知，此权是信任，不是压力。”
萧虎派快马通知 “那拉珠尔、张谦、周彬” 三方：告知那拉珠尔 “李衡调虎卫的凭证与流程”，要求 “各分营做好驰援准备，遇调援需半日响应”；告知张谦 “李衡可临时调驿站物资，需优先供应”；告知周彬 “配合李衡使用便宜权，做好实务记录”。那拉珠尔接通知后，立刻召集各分营将领，演示 “令牌 + 调援符” 的验证方法；张谦则让各驿站 “预留三成物资，专供李衡临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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