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全为何为非作歹跨度长达九年之久，看看贵西的地形就清楚了。

    乌蒙山脉的褶皱深处，威宁县的河流如巨蟒般盘绕在峡谷之间。

    大小峡谷在陡峭的崖壁间，任意切割出纵横交错的深涧。

    站在海拔2800米的西凉山顶俯瞰，云雾在刀削般的山脊间流动，那些看似近在咫尺的村寨，实际要走断腿才能抵达。

    一个直线距离五百米的山坳，可能需要沿着“之”字形的羊肠小道盘旋两小时，稍不留神就会踩空滑落，滚入百米深的荆棘丛中。

    这里的村落像是被时光遗忘的一隅。2005年县民政局的统计表上，仍有17个自然村标注着“未通邮路”，其中最偏远的凉山乡岩脚组，邮递员每年只在彝族年前往一次。

    乡民们取信得徒步六小时到乡政府，回程时往往还要背回一袋救济粮。

    曾在哈喇河乡支教的张老师回忆：“第一次去大石头村，向导指着云雾里若隐若现的木屋说‘到了’，结果我们又爬了四十分钟——那房子建在悬崖凸出的岩石上，山羊上去都打滑。”

    90年代的贵州，治安秩序混乱差，社会秩序崩坏，人人提心吊胆。

    以黔北重镇遵义为例，九十年代的街头什么犯罪都有人敢干：吸毒、贩毒、强奸、抢劫、凶杀等案件层出不穷，至于卖淫、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街头斗殴，则早已见怪不怪。

    城市如此，乡村更甚。入夜之后，农民轻易不敢踏出家门半步，生怕“一去不回”。

    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盘踞着成群的瘾君子——他们烂命一条，白天敲诈勒索，夜里明火执仗。

    遇到独身女性，口哨、调戏只是序曲，稍有缝隙便动手动脚，甚至公然施暴，把原本宁静的田园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犯罪场地。

    而若要在贵州挑出一个“最乱”的地方，省公安厅的档案里会毫不犹豫地写下两个字：威宁。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位于乌蒙山腹地，平均海拔两千二百米，县境内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大山就有四座。

    层峦叠嶂之间，大河切割深谷，森林、溶洞、暗沟星罗棋布，地形复杂到连本地人都常常迷路。

    正是这样的“天然迷宫”，成了犯罪分子最理想的藏身之所：毒品在此集散，枪支由此转运，命案嫌犯一钻进山沟便如泥牛入海。

    山高、林密、洞深，加上民族杂居、贫困交织，令威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公认为“全国治安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在乌蒙山腹地的威宁县，世代流传着一句老话："官家的告示贴不到石门坎，县太爷的威风吓不住抱木山。"

    这里的山民们早已习惯用火铳代替律法，用血亲复仇代替官府审判。

    海拔2800米的西凉山绝壁上，至今可见当年土匪了望用的石砌碉楼，那些碗口大的射击孔，像极了山神阴森的眼睛。

    1949年深秋，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抵达牛栏江畔时，他们遭遇的不仅是枪弹。

    更可怕的是那些神出鬼没的"山耗子"——当地土匪熟悉每处溶洞暗道，能在百米绝壁上如履平地。

    据《威宁县志·剿匪卷》记载，1950年正月十五，上千名土匪趁着元宵夜突袭县城，他们用桐油火烧毁了刚成立三个月的县政府，七名南下干部被吊死在老银杏树上。

    直到次年霜降时节，解放军调来三个整编团，采取"铁壁合围"战术，才最终在羊街河滩全歼残匪。

    战后清点时，光是缴获的土造武器就堆满了整个县中学操场，其中有明代传下来的火绳枪，也有用汽车零件改造的"土冲锋枪"。

    在这片"三不管"地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早已融入血脉。

    六盘水市档案馆里，一份1953年的社会调查报告记载着令人心惊的见闻：在龙场镇最偏远的岩脚寨，十五岁以上男子人人腰别砍刀；

    哈喇河乡的村民把土匪缴纳的"保寨费"称作"山税"，就像给朝廷纳粮一般自然。更可怕的是那些"匪二代"——1980年代严打时落网的悍匪安某，其祖父正是当年被击毙的"滇黔边反共救国军"副司令。

    "你问为啥不报案？"86岁的彝族老人阿普木呷坐在火塘边，用烟杆指了指梁上悬挂的猎枪，"三十年前，多管闲事的李会计全家五口，现在坟头草比人还高。"

    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凝固着山民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看见滚石要躲开，遇见豺狼要低头。

    这种深入骨髓的畏惧，让威宁的深山苗寨成了犯罪滋生的温床，直到新世纪之初，有些村寨仍保持着"有事找族长，无事莫出门"的古训。

    交通不便，导致公安人员办案效率极其低下，在海拔2200米的雪山镇，派出所的警用吉普车要开上六个小时才能到达最偏远的村寨。

    1998年的一个雨夜，当民警终于赶到报告凶杀案的岩脚寨时，受害者遗体旁的血迹早已被山雨冲刷殆尽，只留下围观村民木然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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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生活成本低得令人心惊——在黑石头镇的集市上，五块钱能买一只活鸡，二十块可以租到带火塘的土屋住一个月。

    这也是各路犯罪分子犯案后隐藏在威宁的原因之一。

    更致命的是，云贵川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天然的管辖真空。

    2001年，一个背负三条人命的a级通缉犯在可渡河边被捕时，他藏身的吊脚楼距离云南界碑只有37步，而贵州警方足足花了三年才确认他的具体位置。

    县刑警大队的老档案柜里，保存着一份触目惊心的统计表：2003年全县在册逃犯692人，其中部督逃犯11人，省督逃犯43人。

    这些亡命之徒来自全国27个省份，说着天南地北的方言，却都默契地选择了威宁的深山苗寨作为避风港。

    最讽刺的是，在龙街镇某个只有百来人的彝族村寨，竟然同时藏着广东的走私犯、湖南的杀人犯和四川的毒枭，活脱脱一个"全国犯罪博览会"。

    警力与罪犯的比例悬殊得令人绝望——2005年全县能出外勤的警察不足百人，平均每人要负责75个行政村。

    时任刑侦大队长的王德海苦笑着回忆："我们最值钱的装备是台二手桑塔纳，追逃犯时经常要借村民的摩托车。"

    这种窘迫直接导致了恶性循环：越穷越乱，越乱越穷。直到2008年，威宁公安局的年度经费还不及沿海地区一个派出所的预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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