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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柱摆摆手跟她告别，离开茶摊，又溜达到箭楼西侧，站在边上看着。
这边也有人在忙活，一个中年人正带着十几个小伙子搭棚子，跟前扔着些木头、竹竿、塑料布，乱七八糟堆了一地。
那中年人四十来岁，正指挥两个小伙子往地上钉木桩
何雨柱走过去，掏出烟递了一根。
中年人看了他一眼，接过来，就着何雨柱的打火机点着，吸了一口，打量了他一眼。
何雨柱给自己也点上，老实的把打火机合上揣兜里，问道：“同志，您这也是要开茶摊？”
中年人点点头，也不瞒他：“对，前门这儿人多，卖大碗茶应该能行，东边那个茶摊生意就挺不错的。”
何雨柱“哦”了一声，没接话，只是又扫了一眼地上的东西。
棚子还没搭起来，但轮廓已经出来了，几根木桩钉在地上，竹竿横着绑上去，顶上盖塑料布，四面透风。
“您这是打算自己干？”
何雨柱又随口问道。
中年人弹了弹烟灰，语气平静：“我在大栅栏街道办上班，看这帮孩子没活儿干，心里着急，干脆辞了职，带他们干。”
难道这就是尹盛喜？何雨柱心里一动，多看了他两眼。
一个街道办干部，辞了铁饭碗，带着待业青年摆茶摊，这事儿放在前两年，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现在是1979年，政策变了，人心也活了，敢想敢干的人，也开始冒头了。
不过，一个街道办的干部，能辞掉铁饭碗，带着无业青年出来摆茶摊，这已经不是勇气了，还有信念和责任心。
何雨柱成为不了这种人，但不影响他佩服这种人。
他没再问什么，只是看着那几个年轻人忙活。
街道办当干部的，嘴没那么短，再说北京南城这边的人话本来就多。
对面的中年人看他不再说话，穿着又挺撑头，就主动问道：“同志贵姓？”
“免贵姓何，您怎么称呼？”
“尹盛喜”
果然是他。
中年人说了自己的名字，又指了指不成形的摊子，语气带着诚恳：“何同志，我看您也是个干部吧？要不给提提意见，这摊子，您觉得能成不？”
何雨柱看着他的眼睛，沉默了片刻，指了指东边：“东边那摊，您也去看过了吧？”
尹盛喜点点头：“看了，张占英那丫头带着十几个孩子干得挺红火。”
“人家十块钱起步，头个月挣了六百。”
何雨柱顿了顿，继续道：“您这儿起步比人家晚，要是跟在人家后头学，永远追不上，做买卖最怕的不是没本钱，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
尹盛喜愣了一下，若有所思道：“您能详细说说吗？”
“您想听，我就跟您多说几句，您别嫌我多嘴。”
“您说您说。”
何雨柱指指箭楼，又指指东边儿：“东西两个茶摊，都是两分钱，都是解渴，既然东边儿卖的是茶，那西边儿就卖个念想呗，北京人多少年没喝过大碗茶了？”
尹盛喜微微蹙眉，一时没有回话。
何雨柱也不等他回答，接着说道：“您得跟人家不一样，东边是青年茶社，您这儿也得有个名儿吧？比如就叫‘前门大碗茶’。”
“您想啊，外地人来了北京，谁不想在前门底下喝碗茶？咱北京人自己，多少年没在前门底下喝过茶了？您把这碗茶跟前门拴一块儿，这买卖就不是卖茶了，是卖地界儿。”
嗯？我他么啥时候是北京人了？我不是内蒙人吗？
尹盛喜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手里的烟都忘了抽。
何雨柱来了兴致，也不管合不合适，就他么瞎出主意。
“还有，您这摊子刚开张，得让人知道，头三天您甭收钱，两分钱一碗的茶您白送三天，能送出多少？撑死了几十块钱。
可这几十块钱花出去，满前门的人都知道箭楼西边有个茶摊，大碗茶不要钱，等人来了，您那茶好喝不好喝的，谁还计较？吃喝买卖这个东西就是越挤人越多。
旁边一个帮忙干活的年轻姑娘听到何雨柱白话，也凑过来：“免费？那不得亏死？”
何雨柱笑了笑，看了那姑娘一眼：“免费三天，亏的是几十块钱，可换来的是更多的人认识你，等第四天开始收钱，很快就能赚回来。”
那姑娘张了张嘴，刚想说话就被尹盛喜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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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盛喜掐了烟，脸上的表情从将信将疑变成了认真琢磨，他盯着何雨柱看了两秒，伸手跟他握了握：“何同志，您这法子我看行，以后我们这儿就叫前门大碗儿茶了。”
何雨柱把手抽回来，冲他摆摆手：“嗨，我瞎说的，您随便听听。”
说完就不再跟尹盛喜瞎掰，转身去骑上车往北而去，突然来了兴致，觉得有首歌特别合适，也不管人家还没写出来呢，就大声唱着：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常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前门儿
仿佛挨着我的家…”
身后隐约还传来钉木桩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像是在敲打着这个时代的壳。
两个茶摊儿，东边那摊是张占英带头，十三个返城知青，十块钱起家；西边这位大栅栏街道办的干部尹盛喜，辞了公职带着二十多个待业青年也干了起来。
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听上去不起眼，可这买卖背后，是几十号人的饭碗，是计划经济铁板
他们打头，今年夏天，满北京城会冒出几十个茶摊，光前门一带就有好几家。
可历史偏偏记住了箭楼底下这两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把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浇灌进了柴米油盐的日常里。
身后，东西两个茶摊同时听到了他的歌声，带着点不太正经的京腔，又带着点说不清的沧桑。
东边青年茶社的姑娘小伙们正忙着收拾桌椅板凳，听见歌声不约而同朝歌声方向看过去。
张占英正弯腰擦桌子，手里攥着抹布，听见那句‘高高的前门儿仿佛挨着我的家’，手顿了一下。
她直起身，朝那边望了一眼，何雨柱的背影已经远了。
“这人唱得还挺有味儿。”
旁边一个剃平头的小伙子擦了把汗，随口说了一句。
张占英没接话，只是把手里的抹布搭在桌沿上，直愣愣地看着前门箭楼，这座灰扑扑的城楼立了几百年，她小时候经常从底下过，却从来没觉得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可现在，她带着十几个没着落的知青在这儿摆茶摊，两分钱一碗地卖，两分钱一碗的茶，挣的是嚼谷，也是脸面。
再看这座城楼，反倒觉得这楼活了。
她想起何雨柱刚才那句‘你们很厉害’，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不是因为夸，是因为有人看懂了，这摊子不是什么正经营生，街道办的人嘴上鼓励，心里未必瞧得上，左邻右舍看他们的眼神也复杂。
可那个人不一样，他眼里没有同情，没有猎奇，就是平平常常地看，然后平平常常地说了句“厉害”。
西边，尹盛喜刚扔掉烟头准备干活，听见歌声也停了手。
旁边帮忙的姑娘凑过来，小声嘀咕：“尹叔，这人唱的是啥？还挺好听的。”
尹盛喜没回答，只是看着何雨柱远去的方向，沉默了好一会儿。
何雨柱的歌声早就散了，可那调子还在这条街上飘着，落在东边，落在西边，落在一锤一锤的钉木桩声里，落在一碗一碗的茶水里。
1979年的夏天，就这么来了。
何雨柱骑车到了正义路，嘴里还哼着那调子，哼着哼着自己先笑了。
我这算不算也是参与历史了？还出了个不着四六的点子。
头顶的太阳晒的人冒油，真怀念自己可以吹空调的小汽车啊，没汽车，给我辆小电驴也行啊。
到东单的时候，信托商店门口倒是有人进出，但不多。
他把车停在路边，推门进去。
店里光线有点暗，一股陈旧木头混着樟脑丸的味儿，老式的玻璃柜台，里面摆着些手表、钢笔、小瓷器，墙上挂着几件旧衣服，角落还堆着些不知从哪儿收来的杂货。
何雨柱扫了一圈，没看到自己想要的，径直走到乐器柜台前，在玻璃上敲了敲。
“同志，有没有收来电吉他或者贝斯这些？”
对面的售货员是个中年女人，抬头看了他两眼，眼神里带着点莫名其妙：“电吉他？那玩意儿咱这儿可没有。”
何雨柱懒得跟她多逼逼，转身在店里又转了一圈，一无所获。
他也不失望，这东西看的是个缘分，没准儿哪天就遇到了。
推门出了信托商店，站在门口伸了个懒腰，仰头看着天上几朵慢慢移动的云。
1979年的夏天，果然他么的来了。